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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7日和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以古代丝绸之路历史为合作背景，以商业贸易、金融、能源、物流、服务业为合作内容，提倡开发沿线城市群和新的增长极，以实现区域内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从而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发展区域。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包括西北5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4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向东连接亚太经济圈，向西连接欧洲经济圈。丝绸之路经济带恰好处于世界两大发达经济圈的“凹陷地带”，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未来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通信、贸易、投资、金融、交通等方面。丝绸之路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奠定了这些领域良好合作的社会基础，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是加强跨国、跨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窗口和门户。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先行、旅游先行，加强文化遗产旅游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从1998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议对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进行申遗。2007年12月，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协调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宣布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中国段涉及6省（区）的48处备选遗产名单，最终进入专家申遗考核范围的有22处。2014年6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项目顺利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也是我国首例跨国合作申遗成功的文化线路，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共33处遗址，其中，中国段包括陕西、河南、甘肃、新疆4省（区）共22处，哈萨克斯坦有8处，吉尔吉斯斯坦有3处。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该战略环境下西北地区的发展状况，研究涉及经济、文化、区域协同、畜牧业、物流业、城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对经济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有社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市场分割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的研究；文化方面涉及了乡村文化、宗教文化等；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周欢等（2016）对西北地区城市群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张小军（2016）提出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协同机制，王春艳等（2017）对该研究进行补充，提出文化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的“四位一体”发展机制。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单个省份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李兴江等（2011）对甘肃省丝绸之路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刘增涛等（2016）分析了江苏旅游业面临的新常态，提出做好江苏“一带一路”旅游产业的对策建议。
研究以定性分析居多，但同样有不同的方法与模型如回归分析、Hausman检验、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函数、DEA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等被应用到西北地区的分析中，其中，张爱琴等（2017）对数据进行Jonhansen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验证西北地区城镇化与旅游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及动态关系，周欢等（2016）运用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函数及综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等对西北地区城市群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艾麦提江·阿布都哈力克等（2018）借助DEA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空间效应。
本课题研究的新丝绸之路，在研究视域上有别于传统的古丝绸之路，即草原丝路、沙漠丝路、西南丝路、海上丝路。本课题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建设，研究丝绸之路成功申遗的文化遗产地及周边区域文化生态变迁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重点对西北地区丝绸之路文化生态脆弱性、生态旅游圈、景区保护力感知和旅游体验、旅游产业集聚耦合协调关系、新型城镇化调节效应、文化生态功能区的补偿机制等遗产旅游保护和开发的互动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文化生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ard，1955）提出，萨林斯与塞维斯对文化生态学做了更为详尽的定义（托马斯，1987）。“生态学”一词本是生物学的概念，指生物群落及其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将“生态学”概念引入文化人类学领域，提出“文化生态学”理论，他主张“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它们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变量。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中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等等，都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因而，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文化与环境互动的全过程，“第一自然”是自然生态环境，“第二自然”是文化环境，与“第一自然”不同的是，“第二自然”文化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文化作为人类适应自然与改造自然的工具，承担着维护社会继替与稳定的重要职能。
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是相对应的概念。如果把人类文化的各个部分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与自然生态相对应的人类社会文化的生存、传承和发展的各种状态，是文化与环境的耦合，是一种人类文化生态（方李莉，2001）。文化生态是有关生态的一种文化，即人们在认识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文化的成果。生态性是文化的重要特性，文化生态一旦遭受破坏，原生文化就会被侵蚀，造成文化遗传变异和文化生态失衡，最后导致产生原生文化丧失、退化甚至被遗忘和消失的严峻问题。
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动态系统，既包括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也包括文化哲学视角下的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国内众多学者也从多学科、多角度系统地解读了文化生态和文化生态系统的内涵。文化生态是动态的，处于均衡与失衡之间运动，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积淀，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特定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特定的文化生态（王旭科等，2004）。文化生态学不仅要求从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去分析影响文化发展的环境模式，还要求关注人类文化的人文环境，即不同文化的横向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异化与变迁（孙兆刚，2003）。因此，广义范畴的文化生态系统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而演化，逐渐适应变化的生态环境演变成新的文化生态。
近年来，文化生态问题随着文化旅游景区的大规模开发日益凸显，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保护文化生态平衡和民族文化连续性、完整性的重要意义，对文化旅游的研究从关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转向文化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强调科学地开发和保护脆弱的文化生态，强调旅游开发中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完整性，促进文化生态平衡、实现文化传承及旅游可持续发展（赵艳喜，2008；韩振丽，2008）。作为主体的人类社会所处的文化生态系统，其外围环境不仅包含最外侧的自然界，还包含由价值观念、社会组织、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组成的文化环境，人类社会在文化和自然界的双重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见图1-1）。
图1-1 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
文化生态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是由具体生态环境形成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包括长期以来在特定地域人们传承下来的文物遗址所凝聚的地域文化的个性。本课题立足于西部文化生态的脆弱性和文化生态的历史变迁过程，研究文化旅游开发对文化遗产地的影响。随着城市化高速发展，区域文化生态变得极其脆弱，文化遗产又是区域文化生态的集中体现形式，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能否与区域文化生态相协调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也是本课题主要的研究内容。
生态文化是指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崇尚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和谐发展的价值观。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化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全新的人类文明价值观，它强调所有生态社会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达到的起码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发展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生态文明发展观立足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研究自然生态文化。生态文化相对于生态文明的概念，内容更为复杂和广泛，这些不是本课题研究的内容。
关于文化旅游，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等（1995）最早对文化旅游概念做出界定，认为旅游者在游览过程中学习“他人的历史及遗产，以及他们当代的生活和思想”，这就是广义上的文化旅游。Mckercher和Cros（2006）将文化旅游的定义概括为衍生于旅游的、动机性的、经验性的及操作性的4类，包括历史旅游、民族旅游、艺术旅游、博物馆旅游等。格雷格·理查兹（Greg Richards）（2002）在调查了6000多名参观文化景点的游客的基础上，研究了动机、标识与景区之间的关系。亚尼夫·波利亚（Yaniv Poria）等（2003）提出并运用个体特征、地点属性、意识、感知4个变量因素来考察文化遗产旅游中游客感知及其行为之间的关系。Mckercher等（2005）以中国香港为例研究了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了两者之间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七种关系类型。国内学者任冠文（2009）认为，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主要通过消费文化旅游产品，体验和享受文化内涵，从而使身心获得愉悦的一种旅游活动。刘永生（2009）则更多考虑了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层面，认为文化旅游是以自然和社会文化深度组合创造景观、开发利用各种休闲娱乐活动，使旅游者获得富有文化内涵和深度体验的主体性创造行为。
总之，文化旅游的核心要素就是文化，旅游者通过对历史建筑、文化景观及文化线路游览或参与相关的文化活动感知某种文化，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旅游经营者、政府、社区居民）则提供相应的具有文化属性的产品或资源，以满足文化旅游者的需求，即立足文化资源，满足旅游者文化需求。
丝路文化指的是沿丝绸之路所传播和衍生的文化，在概念上十分广泛。袁建平等（2001）认为，丝路文化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在空间上横跨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在内涵上包括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各种文化形态，有巨大影响力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在丝绸古道上诞生并传播，与沿线各国各民族文化交织融合。张旭亮（2005）从遗产角度将中国境内的丝路文化分为12大类，认为丝路文化是一种综合形态的文化集合，包括官商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总体来说，丝路文化是一种依靠丝路发展起来的兼容并包的文化，既吸收了丝路沿线地区的文化特点，也为沿线地区的文化增添了新的特色，丝路文化既与各地文化相交又保持其独特性。
结合文化旅游及丝路文化内涵，从旅游者主体来讲，丝路文化旅游就是旅游者离开居住地，在丝路沿线地区游览、参观及参与与丝路有关的文化历史活动，了解丝路历史，感知地域文化，获得精神交流的主体行为活动。本课题研究的丝路文化旅游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即以丝路申遗历史文化为主线，串联其他相关文化旅游景区和景点，研究西部丝绸之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及新型城镇化、文化生态功能区建设等问题。
严格定义区域系统尚且存在一定困难，秦耀辰（1993）将区域系统限定为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在不同等级地域上相互作用的结构、过程和功能的综合体，认为区域系统由一组基本地域单元（形式上表现为空间上的微元素，如农田、乡村聚落、城市居民区等；内容上则反映一系列地理要素，如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活动形式等）组成，通过整合与相互作用构成区域系统。基于以上分析，学者们尝试对区域系统进行定义。张杰（2007）认为，区域系统是一个将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3个要素纳入同一系统形成的联系紧密、相互制约、开放循环的复杂大系统。聂华林等（2009）认为，区域系统是指某一区域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子系统，在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过程中，通过相互作用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复合系统。由此可以看出，区域系统是一个复合的巨系统，目前定义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区域子系统的构成。
事实上，区域系统是由一定区域内的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耦合而成的复杂大系统，部分学者根据研究对象将上述3个子系统进一步细分，如将自然子系统细分为生态环境子系统和资源子系统，将社会子系统细分为人口子系统、科技子系统和政策子系统等，由此形成区域系统的三分法、五分法、六分法等划分方法。考虑到区域实际及后续研究，一般采纳三分法，即区域系统主要由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构成。
自然子系统包括环境和资源两部分。环境指生态环境，它会随着人类行为的作用而改变。人类在不断向环境索取资源的同时将废物排入其中，由此造成的污染一旦超过了环境承载力，就会导致环境失衡。当人类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利用不断提高的科技治理和改善环境时，环境可能会逐步恢复平衡。资源方面，种类越多样，储存量越丰富，利用效率越高，越能促进区域系统的发展，但资源的滥采滥用会对系统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经济子系统方面，从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总量的提升可为其他子系统提供资金支持，促进整个区域系统的发展；若不注重质量的把控，总量越大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对区域系统的破坏越大。因此，经济发展不仅要注重经济总量，更要重视经济质量。从产业构成来看，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应建立在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同时，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城市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区域发展需要努力的方向。
社会子系统包括人口和社会两大部分。人是区域系统的主体，人口的数量、结构及质量等直接影响区域系统的发展。人口增长能带来劳动力及消费力的增加，但人口过多会对系统造成巨大压力；人口结构主要指年龄结构，合理的人口结构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会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人口质量通过人口素质体现，包括身体和文化两个方面，高素质人口能为区域发展增添动力。社会中的文化医疗、服务保障、制度法规等是区域系统发展的保证。较高的文化医疗水平、完善的服务和保障体系、合理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和高质量的生活水平等是区域发展不断追求的目标。
学者们因研究视角不同对区域旅游系统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但主要还是从空间表现形式和旅游功能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按空间表现形式分析，区域旅游系统是旅游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通过旅游通道相互作用的一个空间系统：雷珀（Neil Leiper）于1979年提出旅游地理系统模型，认为旅游系统是由旅游通道连接的客源地和目的地的组合，包括旅游者、旅游业、客源地、旅游通道和目的地5个要素。刘峰（2001）也认为旅游应该被视作一个系统，是旅游者通过旅游媒介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活动系统。
按旅游功能分析，冈恩（C A Gunn）（1994）认为旅游系统由供给和需求两大板块组成。杨新军、刘家明（1998）在冈恩的旅游功能系统模型上增加了宣传促销子系统，强调旅游规划要协调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吴必虎（1998）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具有代表性的旅游系统模型，将旅游系统分为客源市场系统（需）、目的地系统（供）、出行系统和支持系统4个组成部分。其中，客源市场系统主要与旅游者及其形成和活动背景等因素相关，出行系统主要与推动旅游者前往目的地旅游的交通、信息服务及宣传等因素相关，目的地系统主要与目的地为旅游者提供“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及其他因素相关，支持系统主要与整个社会为旅游发展提供的政策、环境、人才等因素相关。
本课题主要探讨西北地区区域旅游发展环境，侧重研究西北地区作为旅游目的地在旅游供给方面的状况，因而将从旅游功能方面入手构建区域旅游系统结构。结合吴必虎的研究，将本课题研究的西北地区区域旅游系统划分为两大系统：支持系统和目的地系统。支持系统主要是指西北地区整体的区域发展状况，由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构成。目的地系统主要指西北地区旅游发展条件及发展状况。发展条件侧重于西北地区作为目的地能够为旅游者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资本，主要包含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两部分，丰富的旅游资源能够为区域发展旅游产品奠定基础，而完善的旅游设施能够为旅游者提供便利的旅游环境，增强可进入性。除了从绝对值角度了解区域旅游发展现状，还应该从相对值角度了解旅游发展速度。
本课题将西北地区区域旅游环境看作一个系统，运用系统思维分析，综合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旅游子系统等层面定量分析西北地区旅游环境的脆弱性及其对旅游发展现状的影响。无论是在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部分、聚类分区结果分析部分，还是回归分析影响要素部分，都会以系统论为指导，在动态发展中关注系统的整体性，尤其是相关性，把握西部地区区域旅游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中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见图1-2）。
图1-2 区域旅游系统结构
以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思想，旅游开发与发展要始终追求区域生态、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最大化；明确保护与开发之间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现在的保护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开发，而科学地开发就是一种积极的保护；注重区域性原则，根据区域状况差异，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特色开发。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当前也面临着巨大的旅游发展机遇，但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不能忽略落后地区无节制开发资源，首先需要评估旅游环境脆弱性，进而分析区域脆弱性差异状况，在明确区域旅游发展的限制性条件后，探寻区域旅游保护性发展策略，采取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促进西北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