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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身财务状况在客观条件上决定了企业偿还借款的能力。Altman（1968）通过对美国破产和非破产的生产性企业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财务状况能够对企业的破产可能性进行预测，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对22个财务指标进行筛选，最终构建了著名的5变量Z-score模型。该指标值越小，企业破产风险越大。Campbell和Dietrich（1983）利用1960—1980年的美国贷款数据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当期以及期初的贷款价值比对违约概率存在显著影响，说明企业的违约概率受到之前年度贷款表现的显著影响。地区失业率是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地区失业率的上升，企业违约概率显著增加。
公司治理机制对于缓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显著影响企业偿还借款的积极性。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盈余质量和所有权结构两方面因素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从盈余质量角度出发，Goncharov和Zimmermann（2007）提出会计信息是银行评估企业违约风险的重要依据，以俄罗斯1999—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银行信贷决策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申请银行借款的过程中，企业会期望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获取更多借款，在成功获得借款之后，企业同样会进行盈余管理，以应对银行的监管机制。国内学者叶志锋和胡玉明（2009）也考察了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具有明显盈余管理特征的微利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微利企业的债务违约率与利润为负的相邻公司没有显著差异，但显著大于利润为正的相邻公司，即盈余管理企业的债务违约率相对更高。由此说明，我国银行业不能对企业的盈余操纵行为进行有效识别，导致银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不良借款的发生。从所有权结构角度出发，Chiang等（2015）以中国台湾1998—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所有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具体而言，基于外部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管理层持股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违约风险，而大股东持股会增加企业的违约风险；基于内部治理，随着董事会薪酬的增加，董事会的监督作用减弱，促使企业违约风险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治理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与行业特征显著相关，与传统行业相比，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高科技企业更加显著。Zeitun和Tian（2007）对1989—2002年约旦的59家企业进行研究，同样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违约风险正相关，而政府持股能够降低企业的违约风险，但同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流动性较高的市场能够使股票以较低的成本快速交易。具体而言，股票流动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可能增加噪声交易，引起股票更大的定价偏差以及更高的波动，从而使企业违约风险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增加了投资者快速退出的能力，使企业的定价效率有所提升，公司治理也更加完善，进而能够降低企业的违约风险。因此，在理论上，股票流动性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并不能得到一致的结论。Brogaard等（2017）以1993—2013年美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支持了股票流动性与企业违约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对影响机制进行考察，以股票收益自相关性和股价同步性衡量信息效率，以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大股东数量衡量公司治理，数据结果表明，两种影响机制均显著存在，并且信息效率机制的解释力相对更强。
由于信息不对称，借贷双方交易中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以抵押为主要形式的担保被广泛应用。逆向选择模型认为，抵押品可以作为信用较高企业的标志，帮助企业获得更加有利的贷款条件，因此，抵押品和违约风险负相关。Besanko和Thakor（1987）、Bester（1994）认为，当企业提供抵押品时，如果发生违约，企业将面临损失，因而抵押品能够降低借款企业违约的动机，减少逆向选择。Chan和Kanatas（1985）、Chan和Thakor（1987）认为，抵押品具有信号作用，信用较高的企业愿意主动提供抵押品以降低逆向选择。Jiménez和Saurina（2004）采用1988—2000年西班牙的贷款数据，综合考察了抵押品、贷款机构类型以及银企关系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抵押品既可能是企业主动传递良好信用的信号，也可能是银行对信用较差企业的强制筛选标准，实证检验结果对后者进行了支持，即抵押品与企业违约风险正相关。道德风险模型认为，抵押品是银行预防信用较差企业违约的工具，即抵押品和违约风险正相关。Manove等（2001）认为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当企业提供了较多的抵押品时，银行筛选及监督的动机将大大减小；二是由于抵押品为企业获得贷款提供了渠道，导致企业为了获得较多贷款，倾向于低估自身违约的可能性，尽可能提供较多的抵押品以获得更多贷款。Menkhoff等（2006）、Ono和Uesugi（2009）分别通过泰国和日本数据证实，抵押品是银行降低借款者风险的主要手段，信用较低的借款者通常被要求提供较多的抵押品。
国内学者尹志超和甘犁（2011）以某国有银行省分行2002—2009年的真实企业贷款数据，考察抵押对信贷质量的影响，当贷款被划分为次级、可疑、损失三类时，违约虚拟变量取值为1。实证结果表明，抵押与违约风险显著正相关，但与损失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抵押虽然导致企业违约的可能性增加，但对于不良资产最终发展为损失仍具有一定的防范作用。冷奥琳等（2015）以2007—2011年我国发行债券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债券利差衡量企业违约风险，考察担保业务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在控制产权性质的影响后，担保并不会增加企业的违约风险。但在国有企业中，由于缺乏风险防范措施以及利益输送的存在，使国有企业对外担保与企业违约风险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在风险防范完善的情况下，抵押可以作为传递信用良好的信号，不会增加企业违约风险。
担保作为一种强制手段成为银行降低企业违约风险的重要保证，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及信用评级也显著影响企业的违约风险。以1993—1998年美国7000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Berger和DeYoung（2001）认为地理距离增加了银行对贷款企业信息搜集的难度和成本，引起监督成本的升高和监督效率的下降，由此导致企业违约风险随着借贷双方地理距离的扩大而增加，但是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最优地理距离。Berger和DeYoung（2006）进一步提出银行可以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由于地理距离引起的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违约风险。DeYoung等（2008）以1984—2001年美国商业银行的小企业贷款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地理距离和信用评级均与企业违约风险显著正相关。其中，前者由于信息搜集成本的增加而引起违约风险上升，但数据结果表明，这一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弱，可能是由银行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科技进步等因素导致的。后者则由于银行为了提高效率，批准较多信用评级较高的贷款，在牺牲违约率的同时获得了随之而来的好处，如规模经济、手续费收益、资产多样化等。但当二者同时存在时，信用评级能够缓解由地理距离导致的违约风险上升。
除银企关系对企业违约风险具有显著影响外，Favara等（2017）、陈德球等（2013）、许浩然和荆新（2016）、郑世林等（2016）分别基于债务契约执行完善度、社会破产成本、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视角，对企业违约风险进行了考察。Favara等（2017）基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的两种冲突，即投资不足（Myers，1977）和风险转移（Jensen和Meckling，1976），检验了债务契约执行对违约风险程度不同的企业财务行为产生影响的差异。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4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债务契约执行更严格的国家中，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投资更少、资产增长更少，并且风险承担更多，验证了投资不足和风险转移现象的存在。并且，债务契约不完全执行的概率越大，股东预期企业从违约中恢复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减少投资不足和风险转移的发生。陈德球等（2013）以企业是否存在逾期违约事件的虚拟变量衡量企业债务违约，通过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201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社会破产成本会增加企业的贷款违约概率。这主要由于银行降低了对社会破产成本承担较多企业的事前筛选标准和事后监督力度。具体而言，筛选标准的下降使低质量的国有企业能够获得较多贷款，因而违约概率较高；同时，社会成本较高的企业存在更严重的道德风险，银行监督力度的放松进一步使低质量的企业在获得贷款后没有动力进行良好经营，投资效率较低，进而引发贷款违约。许浩然和荆新（2016）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研究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体现在：第一，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同时发挥隐性担保和信息中介的双重作用，使企业获得更为宽松的债务约束条件；第二，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源获取能力，进而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第三，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提供救助，帮助企业避免债务违约。因此，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降低企业的违约风险。但是，在国有企业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降低作用被弱化。中国部分城市于2010—2011年实行了住房限购政策，郑世林等（2016）以2003—2013年为研究区间，采用倍差法考察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各行业上市公司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限购政策对上市公司违约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限购政策执行越严格，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下降程度越大，但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一线、二线大城市中。对影响路径的研究表明，房地产限购政策主要通过降低房价增速和房地产投资，改变房地产相关产业链上公司的经营状况，进而影响违约风险。
企业发展状况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企业违约风险也会随着经济周期发生变化。Wilson（1998）以宏观经济因素包括GDP增长率和失业率预测企业违约概率，并将预测值与违约概率实际值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因素能够解释大部分平均违约概率的变化，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违约概率显著上升，并且这一关系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得到了验证。Allen和Saunders（2004）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违约风险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在经济衰退时期，违约风险呈现升高趋势。Koopman和Lucas（2005）对1933—1997年美国企业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以业务失败率作为违约风险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短期，GDP与违约风险负相关，即在经济衰退时期，企业的违约风险更高；但是在长期，仅信用价差对违约风险和GDP存在显著影响，反向关系并不成立。Jarrow（2001）、Jiménez和Mencía（2009）均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违约风险的预测模型中，同样验证了违约风险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并且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企业的违约风险更高。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变速器，成为对企业违约风险存在显著影响的重要因素。Fridson等（1997）采用1971—1995年的美国季度数据，对垃圾债券的违约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基于Jonsson等（1996）的已有模型，在加入实际利率后，模型的解释力大大提升，结果显示，垃圾债券的违约概率与滞后两期的实际利率显著正相关，因而实际利率可以帮助投资者对企业违约概率进行预测。但是，Kaplin等（2009）对美国1982—2008年违约数据的研究表明，短期利率变化与企业违约概率显著负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在金融危机期间尤其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