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陆大道院士提出中国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的“T”字形构架以来,国内学者围绕长江经济带建设开展了若干研究,其中围绕长江经济带及上游地区发展战略、产业选择及布局、生态保护、开放合作等方面不断深化研究,为长江经济带及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及产业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不少专家学者从国家战略角度论证了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性和可行性,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各省(市)专家学者提出了四省(市)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着力点。陆大道(2015、2018)多次强调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现在是中国现代工业最集中的一个地带,未来将可以发展成为以超大能力综合运输通道为支撑的、潜力极其巨大的经济带。孙久文(2017)提出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全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可以预见长江经济带在全国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高国力(2018)提出长江经济带涵盖了东部的沿海发达地区,有中部相对中等发达水平的(地区),还有上游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新旧动能转化任重而道远,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对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易小光(2016)提出重庆应着力畅通对外通道,促进重庆与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互联互通,加快长江航道整治,积极争取国家尽快开工建设三峡船闸新通道,加强与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产业分工协作,通过重点产业上下游链条延伸与“外溢”,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规模升级,共同构建特色化的产业集群。李后强(2014)认为长江具有生命、文化、经济等功能和聚集、辐射、开放、滋养等效应,四川作为龙船的舵,尤其要发挥长江的生命功能和生态功能,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给四川带来的交通发展、生产力布局、基础建设等利好机遇,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吴大华(2017)提出贵州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游腹地,是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贵州提出构建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并根据自身特点积极打造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大数据、山地旅游、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大健康养生产业为重点的产业体系,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段昌群(2021)提出云南处在长江经济带的生态首发区,要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绿色发展,要抓好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发展机遇,立足区位优势、交通优势、生态优势、资源优势、文化优势,运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向东融入“长三角”,向南拥抱东南亚。
部分学者从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产业创新等方面不断升华对长江经济带及上游地区产业发展的研究,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产业选择和产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产业选择研究方面,专家提出长江上游地区要立足环境承载能力,大力发展绿色清洁生产,加快传统制造业的绿色改造,建立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孙久文(2018)提出长江上游地区要大力支持绿色清洁生产,对传统制造业实行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肖金成(2018)提出长江中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要借鉴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立足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切实防止出现污染转移和环境风险聚集。吴传清(2021)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关键是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做好“加减法”,推动长江经济带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易小光(2019)提出加快推动产业生态化,促进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为引领推动重庆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淘汰产能落后和对环境破坏力强的产业,加快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发展。依托重庆自然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大健康、养老等新兴产业。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研究提出要突出“成渝双核”产业集群发展战略,打造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六大国家级产业基地,发展重庆经济圈产业区、成都经济圈产业区。
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专家提出产业布局要坚持当前和长远结合,引导产业向园区、城镇集中,优化产业功能布局。张立群(2014)提出区域布局方面要坚持当前和长远相结合,要注意兼顾长远,注意科学布局。肖金成(2021)提出长江经济带要在适合发展的地方加快发展,在不适合发展的地方加强保护;提出长江经济带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积极推动区域产业分工和协同发展,引导企业向园区、向城镇集中,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引导产业合理布局,防止发展重点雷同、产业结构趋同,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张学良(2021)提出都市圈建设要优化空间布局,要优化功能布局谋引领,形成空间产业分工新格局。易小光(2020)提出重庆和四川要抓紧推动生产力布局的一体化、协同化,特别是特色优势产业的协同发展,产业链、产业集群协同布局。
在产业创新发展方面,专家提出欠发达地区要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王昌林(2020)提出欠发达地区要抓住以5G、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的机遇,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清洁化改造,积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王一鸣(2016)提出要发挥长江经济带科技水平领先、产业体系完备的综合优势,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活力,支撑我国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变、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在现阶段,龙头企业推动形成产业链创新生态尤其重要。范恒山(2021)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对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涉及创新要素的全面集聚、已有创新要素的有效整合和所有创新要素的充分运用三个方面。易小光(2021)提出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成渝地区应推动地区内创新主体合作,共享科技创新资源,构建区域的创新共同体。
在环境保护方面,学术界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建设必须把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将长江上游打造为生态“龙头”。王一鸣(2017)强调长江经济带是第一个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首要原则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思路调整。范恒山(2020)提出要秉持正确思路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眼前和长远的关系、大局和局部的关系。陈文玲(2017)提出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红线思维、战略思维、可持续思维、创新思维五种思维,坚守长江经济带的人口承载力、土地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在开放合作方面,长江经济带及上游地区既要加快实现内部协作,也要加强与国内、国际相关区域合作。张学良(2016)提出长江经济带有群有带,要依托城市群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上海的作用是发挥在长三角的龙头带头作用,同时发挥向城市群的辐射作用,与重庆市首尾呼应,提升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整体协调性,要采用“群-带”结合模式,加强区际政府的合作。肖金成(2021)提出长江中上游地区应以开发区、产业园区为载体,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提高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发展“飞地经济”。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研究提出,重庆要依托开放口岸和物流枢纽构建开放型产业贸易经济,深耕东南亚、东盟并稳步向南亚等地区扩展,提升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努力成为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最佳城市。在体制机制方面,长江经济带及上游地区要在区域分工协作机制、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积极探索。汤继强(2016)提出长江经济带通过制度创新创建综合立体的制度体系,确保河流沿岸跨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的整体效应。范恒山(2020)指出长江经济带要探索建立基于生态保护、资源节约等的利益补偿机制,利用法律等手段强化组织协调机制,推动跨行政区域的联防联治。成长春(2021)提出长江经济带应在全国率先建立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调查监督与评估机制,加快构建经营开发与市场交易机制,持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快构建推进和保障机制,使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
国内及四省(市)相关学者及研究机构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及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必须立足新时期我国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区域经济格局,尊重流域经济本质和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充分考虑产业黏性和产业链整体性,才能担当起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时代使命。
站位和视野要高。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作为长江流域的生态基础和屏障,是整个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最为关键的区域,其发展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陆大道、孙久文等专家多次强调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对全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对高质量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王一鸣、范恒山等专家提出长江经济带是第一个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首要原则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思路调整,要秉持正确思路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眼前和长远的关系、大局和局部的关系等。因此,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发展必须坚持“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围绕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谋划产业门类、引导产业布局。
要符合产业发展客观规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产业选择和产业布局优化,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好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全面检视过去的发展方式、发展思路,以高度的定力推进转型升级,才能把产业发展带入新境界提到新平台。孙久文、易小光等提出长江上游地区要淘汰产能落后和对环境破坏力强的产业,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发展。因此,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必须积极主动顺应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变革趋势,围绕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聚焦于产业未来发展方向,既要推动现有产业加快发展,又要超前谋划新产业新业态,要加快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协调融合发展步伐,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要紧密结合自身实际。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四省(市)内部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大,产业发展阶段不一,在产业选择和布局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差异性。肖金成、张学良等提出长江经济带在适合发展的地方要加快发展,在不适合发展的地方要加强保护,引导产业合理布局,防止发展重点雷同、产业结构趋同,引导企业向园区、向城镇集中,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孙久文提出长江上游地区要大力支持绿色清洁生产。肖金成提出长江中上游地区要立足当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切实防止出现污染转移和环境风险聚集。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产业选择和布局必须立足自然资源本底、发展基础,发挥比较优势,明确空间开发重点,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加强区域内部合作,加快对外开放。
要充分考虑产业黏性和产业链整体性。产业集聚不是简单的汇聚,而是产业成链、集群发展,要统筹区域自身及相关区域主导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把握产业之间的黏性,从业态匹配和产业上下游关联性出发,系统谋划产业链条的整体性打造和产业集群的系统化建设,共同“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易小光等专家提出要加强与长江经济带沿江省(市)产业分工协作,通过重点产业上下游链条延伸与“外溢”,推动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规模升级,共同构建特色化的产业集群。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黔中城镇群、滇中城镇群需要强化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对接,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高端切入、错位发展,联合实施产业集群配套型和关联企业集聚型招引,促进产业链整体转移和关联产业协同转移,推进产业链核心环节本土化、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实现生产力的集中布局,促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降低生产成本,做大产业规模、做强产业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