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高质量发展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经济建设不断向高级形态迈进过程中，把握发展规律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高质量发展理论的形成和丰富，经历了长时间的积淀、探索与实践，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与智慧。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总路线，初步奠定了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重视发展效益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环境保护，聚力可持续、围绕保长远，加快夯实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和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即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这一论述提纲挈领地把握了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核心，勾勒出高质量发展的外在轮廓。从外在特征看，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等领域的共同体，具有高效率增长、有效供给性增长、中高端结构增长、绿色增长、可持续增长、和谐增长等外在属性。新发展理念既是新时代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发展质量高低的评价标准、评判准则。在实现路径上，必须始终围绕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根本目标，对标对表新发展理念推动制度创新，始终秉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保障。
产业发展水平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没有产业等中微观主体的高质量发展，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区域整体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根之水。产业发展的质量，经济运行的效益，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一是必须实现产业发展的高质量。既要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弥补短板弱项，消除产业发展瓶颈，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做好产业链供应链战略精准设计和政策靶向供给，推动全产业链系统优化和升级，又要推动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走出去”，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精耕细作，提升全球位势，构建开放共享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还要聚力产业基础再造和质量提升，大力发展品牌企业、品牌商品和品牌服务，增强高质量标准供给和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水平。二是必须实现产业布局的高质量。既要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最大限度地激发地区发展活力，调动地方在产业发展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又要站在国家全局角度，从保障各种要素在国土空间上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角度，立足实现规模与质量协调、传统与新兴协调、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协调、区域协调、城乡协调，确保不同地区各有侧重、突出优势，打造地区间产业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协同发展的格局。
产业发展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但包括产业自身的规律、发展周期，也包含既有影响因素、转移动因、资源配置结构和政策支持等领域。一般来说，产业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认为，产业的特性和内在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微观主体需求而不断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是产业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化向复杂化不断演进的过程。其主要代表是科林·克拉克于1940年基于威廉·配第关于国民收入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在配第-克拉克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库兹涅茨法则。一是配第-克拉克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表明，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占比较小，非农产业中的占比较高。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变化移动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差异所造成的。二是库兹涅茨法则。库兹涅茨法则认为，引起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各产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相对国民收入的差异。一般地，现代经济增长会带来产值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即：农业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趋于下降，工业和服务业趋于上升，但工业在产值份额持续上升的同时，劳动力份额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服务业在产值份额处于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的同时，劳动力份额上升幅度较大。在工业部门中制造业份额中上升最快，尤其是与现代技术密切联系的新兴产业增长最快，且在整个制造业总产值和劳动力中的占比都是上升的。三是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延伸。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主要手段，也是催生新的产业形态的基本路径。延伸产业链价值链，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式。
城市的发展历程是产业社会化分工的细化过程，城市产业的发展定位与区域分工息息相关。在城市或区域产业方向前，西部在系统分析城市在区域中优劣势、发展潜力的基础上，首先确立了城市在区域中的定位。区域分工理论主要包括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等。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划过程中常常用该理论指导确立产业的定位。而其中绝对优势理论由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出，阐释了由于分工带来了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其收益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产生的巨大意义。其中相对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并成为指导国家或地区参与分工的基本原则。相对优势理论表明，在国际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优势，而是比较优势，应本着“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权取其轻”的原则进行分工和贸易。二是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是关于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贸易保护主义的效果以及最优贸易政策的思想和观点。新贸易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由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核心内涵是，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贸易，是这些地区或国家根据收益递增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跨区贸易与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并不存在高度相关的情况。生产技术的变化，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和收益格局。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存在，为国家和地区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三是产业集群理论。产业集群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迈克尔·波特创立的。其含义是在特定区域的特定领域，由相互关联的产业，基于降低信息交流成本和物流成本，通过空间集聚形成的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产业集群是一种较为新颖的产业空间形式，其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优势。多数学者认为，区域或城市在对产业进行谋划选择时，往往会高度关注其与既有落地产业的关联，是否能够促进既有产业链的延伸拓展，以及提升现有产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能否通过集聚融合，形成更大的集群，进而增强地区或城市的产业发展潜力并提升整体的产业竞争力。
发展阶段理论的出现是基于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特点，主要包括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理论和霍夫曼定理。一是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通过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构建出一种“标准结构”，且这一“标准结构”还具有一般意义和普遍特性，即以人均GDP为依据，将工业经济的不发达到较为成熟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其中产业结构的转化是低阶向高阶递进的原动力。二是霍夫曼定理。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基于20余个国家的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时间序列数据，经过统计分析提出了随着工业化推进，消费品部门与资本品部门的净产值之比逐渐趋于下降的“霍夫曼定理”，这一过程也是对“重工业化”的分析。同时，霍夫曼还对消费和资本两大资料工业净产值做了研究，提出“霍夫曼比例”，并依据该比例变化，把工业化过程分成四个阶段。
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要素资源在特定空间的配置组合效率的学科，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平衡发展理论的基础是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产业间和区域间的差异性、互补性和关联性是其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倡导的是各产业和各地区之间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基础支撑。经济空间的均衡和经济结构的均衡是两个主要领域，经济空间均衡包含区域间和区域内部两个层面的平衡，而经济结构的均衡则关注的是经济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大体平衡。
赫希曼是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强调的则是部门、产业、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重点着眼于部门、产业、地区之间的关联效应及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客观规律，重点产业、重点地区、重点部门的主观能动性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原因。这一理论形成后，成为一些新的区域理论的基础。
区域分工贸易理论是社会分工理论在空间的体现，最初用于分析国际分工与贸易，后被区域经济学广泛运用到国内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协作。从时间线上看，包括绝对利益理论（亚当·斯密）、比较利益理论（大卫·李嘉图）、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伊莱·赫克歇尔与伯蒂尔·俄林）。其中，较为典型的生产要素禀赋论，从资源要素的角度扩充了比较优势来源，各区域生产要素禀赋条件存在天然差异，是各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来源，也是区域分工和跨区贸易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
从源头看，梯度转移理论来源于弗农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理论，后期的威尔斯和赫希哲等主要从实践验证、理论充实和延伸发展做了讨论。当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时，就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强调的是发达地区应该提速发展，首先成为更加发达的地区，然后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进而通过产业转移和要素辐射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同时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产业结构状况，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生产经营活动由高梯度的发达地区向低梯度的欠发达地区转移，由核心城市、中心城市、节点城市等组成的城市系统是基本载体。
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被布代维尔、赫希曼、弗里德曼、汉森等人进一步修正和发展，其概念从最初的抽象经济空间转换成地理空间。增长极理论认为，区位条件好、发展基础强的地区或城市，通过极化和集聚优先培育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进一步释放辐射带动和转移扩散效应，带动周边甚至空间距离更大的区域整体发展。增长极的内涵很丰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增长极，包括产业增长极、城市增长极等；广义的增长极是指所有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和增长点，包括制度创新点、对外开放度、消费热点等。
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经济逐步呈现出区域化和一体化的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以边际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与路径依赖为基础，进一步拓展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全球化等经济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形成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主要采用数学定量分析法，将现实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主要包括：中心-外围模型、历史和期望模型以及区域专业化模型。新经济地理学将区域空间特征和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承认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的区域分布差异和中心与外围二元空间结构的客观存在。该理论主张，要缩小差距，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必须依靠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通过“政府之手”在外围地区实施更为强劲和优惠的政策，比如大力改善外围区域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条件、提供优惠税收政策等，促进生产要素的集聚，带动外围区域发展。
综合来看，高质量发展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是推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高质量发展及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于准确判断发展阶段、科学认识优势条件，立足根本、着眼未来，系统谋划产业门类和空间布局，具有重大指导价值。
一是必须围绕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要求，立足上游地区所处的历史方位，立足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高质量发展能力，努力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实现上游地区新的奋斗目标。二是充分发挥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引领作用。新发展理念是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对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准则。对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来说，创新与开放理念有助于指导上游地区破解不充分的问题，促进上游地区整体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在开放和创新中积蓄发展新动力，加快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力。协调、绿色和共享理念有助于指导上游地区破解不平衡问题，即通过区域合作、共建共享，打破传统工业化路径下资源环境约束，补齐上游地区民生短板和人民获得感不足短板，围绕区域协调、城乡融合、生态文明和服务共享，快速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类失调失衡问题。三是必须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要促进上游地区各省（市）合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协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聚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打破空间阻隔和制度藩篱，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切实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四是必须在高质量发展理论指导下，以高效率、高效益、高品质为目标，遵循上游地区各省（市）发展规律，按照各自区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择符合自身特点的特色发展模式和特色产业，协同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
一是要遵循产业结构客观演变规律，始终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加快上游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要始终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延伸产业链价值链，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要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协调发展三次产业，加快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二是要遵循区域分工思维，在系统分析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区位、生态、产业、政策比较优势基础上，扬长避短、协作共赢，协同打造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一体发展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加快完善产业链供应链，打造产业集群，携手融入新发展格局，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中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要客观分析上游地区各省（市）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按照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通过政策设计，制定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科学引导三次产业协同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四是必须把不同区域的产业作为一个整体，以产业链整体的视角谋划产业发展内在的关系和路径，进而促进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和协同发展。
一是要科学合理、因地制宜运用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既要有所侧重，突出重点产业、重点领域、重点板块，又要协调均衡，关注不同区域、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关注政治、社会、生态、文化之间的协调。二是必须始终坚守一体化发展思维，通过推动产业在空间布局上的进一步优化，从而实现在上游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增强综合实力和在全国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目标。三是要正视各省（市）生产资源要素禀赋的天然差异，依据各自比较优势，建立以外生比较优势为基础，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主导的上游地区协同分工和贸易格局。四是从全国范围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依然属于欠发达地区和低梯度区域，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承接下游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上游地区内部看，成渝地区、黔中地区、滇中地区属于高梯度区域，其他地区属于低梯度区域，有利于推动各地按照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按照各自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在增长极模式、点轴模式等发展模式中选择适合自身发展实际的路径，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产业优化布局。五是要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指导下，深入认识在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布局中，核心-边缘结构中的核心带动作用不强的现实，因地制宜从聚集和分散的角度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着力优化集聚力、提高分散力，促进上游地区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