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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全球产业新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兴起，新技术革命带动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改变传统生产、生活和商业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一是国家将进一步加大短缺产品和重大关键技术创新布局。国家将针对电子、计算机、通信、化工、核电和航空航天等美国出口管制清单行业（见表3-1），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仪器仪表等我国短缺产品，加大“卡脖子”技术集中攻关布局。二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具备开展科技创新的产业基础优势。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重庆、四川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领先、居全国中游水平，形成了以成渝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消费品、材料等完备的产业体系，具备较高的产业竞争能力和经济发展韧性。三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正加快布局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我国战略大后方，正在合力打造西部科学城，谋划布局大科学装置、高端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平台；贵州高质量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推进贵州科学中心建设；云南以滇中地区为引领建设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为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立足自身产业发展基础和优势，引进承接和争取布局生物技术、通信计算机、医疗设备、精密仪器、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表3-1 中美经贸摩擦中受禁中国实体（企业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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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进入地缘政治大变动时代，逆全球化思潮、保护主义加剧，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经济版图、国际投资经贸规则、全球产业分工与竞争格局加速重构。全球产业链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区域产业链分工体系正加速替代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世界多极化有所加强。全球经济的中心逐步东移，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替代发达经济体成为全球市场需求的主导力量，需求地理格局变化将重塑产业链的空间布局，而面向欧美的沿海地区开放正逐步拓展到面向欧亚的内陆地区开放。一是东南亚将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中美大国博弈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借助于低廉的劳动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持续的经济发展等优势，将引来大量的外来投资和产业转移，尤其是一些“市场指向型”产业和企业正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目前，东南亚人口超过6.2亿人，东盟五国工业占GDP比重为35%，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加速阶段，有望成为全球发展最为迅速的板块之一。二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开展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将迎来新的机遇。随着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等落地实施，国家加快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四省（市）已构建了以长江黄金水道、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空中通道等为代表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广泛连接南亚、东南亚、欧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全球，我国内陆地区远离国际市场的区位劣势将转化为紧邻东南亚和国内市场的地理优势。三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依托的强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支撑其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网络体系。当前，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常住人口达到2亿人，占全国人口比例接近1/7，巨大的需求市场空间、稳定的大宗商品和原料供给、较低的要素成本均有利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充分发挥靠近消费市场的优势，加快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进而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集聚，提升其在全球网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全球短缺性产品和主要供应国情况见表3-2。
表3-2 全球短缺性产品和主要供应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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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正面临着第四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在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和绿色经济等新经济业态和模式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争夺领域和增长点，以中国为主要输出地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环节和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逐步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部分低端产业则逐步向南亚、东南亚转移，同时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制造环节也呈现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的趋势。一是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高端制造业及高耗能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动力和意愿不断增加。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能耗控制加快向碳排放控制转变，不断鼓励长三角、粤港澳、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由要素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向技术创新推动型增长方式转变，引导其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与此同时，受劳动力成本以及土地、资源、环保等综合性成本上升的影响，加之国家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内生动力也较强。二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加快建设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将集聚形成更多世界级产业集群。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作为我国战略大后方，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背景下，是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板块。国家将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从根本上缓解东西、南北差距。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一批在全球、全国范围具有一定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工业总量超过9万亿元，未来将在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制造、材料、食品等领域形成更多世界级产业集群。三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具备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基础和条件。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四省（市）矿产资源、水能资源、生物资源以及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丰富，开发利用潜力较大，产业基础和互补性较强。四川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软件等细分领域具有相对优势，重庆是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全国第二大手机制造基地、晶圆制造产能居全国第四，云南和贵州资源型产业优势突出，产业生态体系完整，在承接产业转移、扩大有效投资规模、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经历了从设立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到沿江沿边开放，再到内陆开放、全方位开放的发展历程。国家不断加强对改革开放的整体谋划与顶层设计引领，陆续推出了诸如自贸区试验、“一带一路”倡议、强化“走出去”、与多国签订双边自贸协定等一系列开放举措，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对外开放逐步实现了从“借道而行”到“拼船出海”，再到“驾船出海”的成功转变。一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在国家总体战略和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战略进一步聚焦于西部地区尤其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成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战略的重点承载区域。近年来，重庆、四川无论是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还是落户“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均位居西部前列、全国中游水平。二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重大开发开放平台体系不断完善。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四省（市）已搭建起以重庆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贵州贵安新区、云南滇中新区4个国家级新区为引领，四川、重庆、云南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18个保税（港）区、18个国家级高新区、21个国家级经开区、7个国家物流枢纽为主体的开发开放平台体系。重庆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运营中心，云南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的大通道和桥头堡。重大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有助于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的发展。三是重大开发开放政策举措不断创新。从高新区、加工贸易区“优惠政策和资源要素支持”到国家级新区“优惠政策+制度改革与创新”，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制度创新”，以及综合保税区、开放口岸、服务业扩大开放等推出的大量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以产业导向为特点的外贸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对外经贸合作的软硬环境不断改善，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依托大通道、大平台、大枢纽、大口岸，通过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将进一步激发开放经济发展潜力和活力。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是我国人口和经济聚集的新流向。顺应要素流动的基本特征，国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明确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第四极，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长江水运等为主的交通基础设施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未来全国将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主轴、京津冀-粤港澳主轴、京津冀-成渝主轴、长三角-粤港澳主轴、长三角-成渝主轴、粤港澳-成渝主轴为重点的6条主轴，以及以京哈走廊、京藏走廊、大陆桥走廊、西部陆海走廊、沪昆走廊、成渝昆走廊、广昆走廊为重点的7条走廊。一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骨干型交通体系将加快变革。重庆加快构建“米”字形高铁网，融入国家“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建设“三环十八射多连线”高速公路网、“一干两支六线”高等级航道骨架和双枢纽机场；四川加快建设“四向八廊”战略大通道和双枢纽机场；云南以中老泰通道、中缅通道为重点畅通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积极参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北上长江、南下珠江”水运大通道。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将形成四通八达、覆盖全球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二是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国家/国际枢纽功能将进一步释放。重庆是西部地区唯一拥有陆港型、水港型、空港型三大国家物流枢纽的省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加快建设西部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和国际门户枢纽，云南正加快建设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陆海联运体系的国际战略纽带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枢纽，而贵州正加快建设西部物流枢纽，依托枢纽建设能够更好地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体系，尤其是发挥与东南亚地区的产业互补性优势，扩展市场空间，加快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循环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保障经济安全。
我国人均GDP已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总体上已进入向工业化后期、城镇化优化提质期、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产业结构将进入精深加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导的时期。与此同时，强大国内市场逐步形成，人民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一是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将催生新的产业业态。居民消费理念不断转变，更加看重生态自然资源和厚重的人文历史资源价值，人口老龄化和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促使以文旅、健康、生态为代表的服务消费持续扩张，进而促进定制化、网络化、高端化消费品工业以及大健康、文创、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二是要素禀赋驱动力升级促进工业发展模式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2020年，重庆、四川、云南、贵州人均GDP分别为80027元、58029元、50474元、49206元，分别居全国第8位、第16位、第23位、第25位，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发展梯度。其中，重庆和四川已逐步进入依靠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创新驱动的新发展阶段，工业产业的生产函数改变将加速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和发展。三是生态资源和新能源价值加快转化和实现将促进产业升级。长江上游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拥有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森林植被丰富、水系网络纵横，宜人的山区气候、优美的生态环境、有机生态的特色农产品、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形成了“金山银山”，生态产品价值加快实现将促进新能源新产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