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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拓
【内容提要】 从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共产党始终高举“反战和平主义”的旗帜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站在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前列。日本共产党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制定了“反战五原则”，掀起一股反战热潮。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残酷镇压下，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遭到毁灭性破坏，进而调整反战路线，努力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展“人民战线运动”。最终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而日本共产党微弱的反战声音亦未能形成唤醒民众的力量，这标志着反战和平运动的失败。此后，流亡国外的日本共产党人在延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 日本共产党 反战和平主义 反侵华斗争
恩格斯指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从此日本政治社会关于反战和平与侵略扩张之间就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作为战时日本唯一反对侵华战争的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站在以“反对侵略中国”为核心的反战和平主义立场，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力量的发展。然而，日共最终并未能阻止日本侵华的步伐，反而自身遭到毁灭性破坏。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有日共力量微小而屡遭镇压的原因，也与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因素休戚相关。本文试图通过日共反对侵华战争的斗争历程一窥其反战和平主义轨迹的演变。
日共成立于1922年7月15日。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干涉中国内政，不断扩大在华权益。1923年3月，处于非法状态的日共于东京石神井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讨论审议了《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即《二二年纲领草案》，简称《纲领草案》），要求日本政府“放弃一切对外干涉的企图”，并“撤退驻在朝鲜、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库页岛等地的一切军队”
。虽然《纲领草案》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进行充分认识，但它作为“远超之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集大成者”
，是日共“确立反战和平与主权在民方向”
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具有重要意义。《纲领草案》反对日本对中国内政进行武装干涉，要求解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地——中国台湾，表明日共从成立时起就坚持反对侵略和战争、寻求政治和平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
日本天皇制政府为了防止国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激化，于1925年4月重新制定了以战前镇压体制为中心的《治安维持法》。这是一部极其反动的法律，它把日共作为最大的镇压对象，禁止一切“变革国体”和“否定私有财产制度”的结社、言论及运动，并规定对违反者处以十年以下徒刑
，1928年该法进一步被修改为死刑法。由此，日共领导的民主运动遭到了沉重打击。
1927年3月，日本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4月，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为首相的政友会内阁宣告成立。田中内阁把加紧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作为基本方针，并于5月入侵山东半岛（第一次出兵山东）。随即，日共在《无产者新闻》
上发表社论，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撤兵，呼吁成立“对华不干涉同盟”。此后，劳农党
、评议会
等组织在1927年5月组成“对华不干涉同盟”，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
1927年7月，渡边政之辅、锅山贞亲等日共代表前往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协商制定了《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即所谓的《二七年纲领》。《二七年纲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险恶的敌人”
，提出了“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进行斗争”和“停止干涉中国革命”的口号
，指出日共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反对侵略中国及制止发动战争
，准确而“尖锐地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对此进行强烈谴责”
。在《二七年纲领》的指导下，日共反对干涉中国内政和反对为侵华战争作准备的斗争取得新进展。
为在群众中宣传反战和平思想，1928年2月1日，日共创办秘密机关报《赤旗报》。作为“必须最迅捷敏锐地反映日本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各种革命斗争”
的宣传性党报，其“高举反战和平、自由民主主义、维护国民权利和保障人民生活的旗帜”
成为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风向标。
1928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趁国民政府北伐之际再次出兵山东半岛（第二次出兵山东），5月挑起“济南事件”，扩大对中国的侵略。随即，中日两国共产党发表联合宣言，谴责日军强行侵犯中国的行为，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加强团结，以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日共在《赤旗报》上声明中日两国共产党对待“济南事件”的共同任务，即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联合一致，对日本军队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此时，尽管日共遭到“三一五”镇压事件
的沉重打击，但仍通过《赤旗报》和《无产者新闻》要求“立即撤出在中国的所有军队”
，呼吁将“对华不干涉同盟”发展为“反战同盟”。“反战同盟”筹委会于1928年7月成立，次年11月即发展为国际反帝同盟成员——反帝同盟日本支部。此后，直至1934年春因遭到镇压而导致同盟被完全破坏为止，“反战同盟”始终“紧密地团结世界反帝力量，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反对压迫其他民族的运动的最前列”。
1929年4月16日，天皇制政府再次对日共进行大规模镇压，共逮捕约300人，史称“四一六”镇压事件。至此，日共“失去在‘三一五’事件中未被捕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和全国许多活动家”
，力量被严重削弱，其领导的反战和平运动也面临严重危机。
因受到《治安维持法》的残暴镇压，加之日本社会民主主义右倾化日益严重，在战前天皇专制统治下，“以日共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大多陷于半瘫痪状态，难以汇聚抗衡当局的民众力量”
，日本国内关于反战和平、反对侵略的力量日渐衰弱。但长期以来，在这些反战斗争中表现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当数日共。因此，可以说“反战和平”乃战前日共的新起点。该党自成立以来，一直站在反战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和人民斗争的日益高涨，日本企图通过实行法西斯主义和发动侵华战争来转嫁危机并转移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声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并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而加速准备。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以制造的“柳条湖铁路”被炸为借口，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早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日共即在《赤旗报》上发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进行斗争》的文章，预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满洲”发起新的侵略战争，并号召抵制这一阴谋行径。1931年8月1日的“反战日”，日共在各地组织秘密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日军立即从“满洲”、朝鲜和中国台湾撤出。“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共发表告全国工人、农民、士兵书，揭露日军进攻“满洲”的真正意图，呼吁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干涉中国，开展大众运动”
。9月20日，中日两国共产党发表了《联合宣言》，共同谴责侵略行径。接着，日共于9月25日在《第二无产者新闻》上发表社论，强调“与帝国主义战争抗斗到底”“绝不把一个士兵送上前线”“拒绝运送和制造武器”
。在日共的影响下，各群众团体也进行了反战宣传。“全协”
即刻揭破政府所谓的“正当防卫”“不再扩大战争”等阴谋欺骗，呼吁“为反对侵略战争而举行群众性政治罢工”“组织群众性示威游行”“拒绝运送士兵和军需品”。
虽然日共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了反战声明，但由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未能形成有力的反战群情，其反战运动主要以散发宣传单的形式在地方城市展开。
《赤旗报》自1932年4月起转入地下，每期都以具体事实为依据，翔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况，“以大量篇幅报道日本人民同中国、朝鲜等抵抗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站在日本人民反战和平斗争的第一线”
。
随着中国东北的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日益明显，种种迹象表明事态正向扩大侵略战争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日共迫切需要重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制定新的方针政策。1932年，日共代表片山潜、野坂参三等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参加讨论日本问题的会议，并于同年5月通过《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任务的纲领》（即《三二年纲领》），第一次正式做出关于反对侵华战争态度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警察的天皇制，为大米、土地和自由而斗争，为建立工农政府的人民革命而斗争。”
同时，日共也清楚地认识到，“反战斗争的重点必须放在群众运动之中和群众斗争之中”
。这样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天皇制、争取自由、坚持人民革命”的基础上再加上“开展群众斗争”，就形成了所谓的“反战五原则”。这一方针正确地指明了日共的前进道路和中心任务，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时一直都是日共的基本政策及核心口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共以后的发展方向乃至性质宗旨。
但在反对侵华战争被提上议事日程之后的仅仅几个月内，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者倒戈支持侵略战争，或者降下最初表示反对侵略战争的旗帜，只有日共坚定地表示：“在这次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日本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口号必须是：‘为中国的完全独立而斗争’。”
1932年5月，日共在野吕荣太郎的领导下，集结了大塚金之助、小林良正等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发行《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简称《讲座》）。《讲座》的内容从学术上支持“反战五原则”，给日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很大的影响，激起了反战热潮。这一时期，日共在东京、大阪等陆军连队里，在吴港、横须贺等海军军港中，在长门、山城号等军舰上，陆续成立了党组织。在吴港发行的《耸立的桅杆》（1932年2月创刊）、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士兵之友》（1932年9月创刊）等刊物，被大量散发到军营里，通过在士兵和水兵中宣传“反战五原则”，扩大了反战斗争的影响。而在天皇的“御召舰”——“榛名号”上也诞生了日共组织，给统治集团发动侵略战争以极大的震动。
“在日本帝国主义沿着扩大侵略战争的道路走下去的时候，只有日共举起反对战争的旗帜，维护和平与民主，坚持保护国民的真正利益”
。“反战五原则”的提出进一步加强了日共左倾化和战斗性的姿态，在围绕反侵略与侵略、反对军备与增强武装、坚持反战和平与强化法西斯主义等问题上，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932年8月，片山潜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世界反战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打倒天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演讲，这可以说是在战时体制下日共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激烈对抗的一个特写。片山潜在大会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使世界人民面临大战的危险，“我们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必须变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为国内战争”，必须支持反战的日本劳动人民和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尽管这次大会最终未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侵华的脚步，但日共为争取民族自决、实现殖民地解放的反战和平方针得到了与会者的声援，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因此，以“反战五原则”为核心的反战和平主义成为日共战时的基本政策和重要标志。
天皇制政府为破坏以“反战五原则”为指针的日共，对其进行了不择手段的残酷镇压。1932年10月，为在全国开展落实《三二年纲领》的工作，日共于静冈县热海市秘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统治当局早在大会召开前就计划对其实施镇压，此次利用大会召开的机会在全国实施大清剿，共逮捕日共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盟员及“全协”活动家等约1500人，制造了“热海事件”
。次年2月，以大阪地区为中心又逮捕1500余人，进而逮捕了“全协”的全体中央委员。1932年年末，日共组织“几乎全面崩溃”，到1933年1月末，其“运动陷入萎靡不振状态”
。
日军在中国东北扶持“伪满洲国”政权后，又于1933年2月扩大对热河省的侵略，准备进攻华北。日共在《赤旗报》上发表题为《反对侵略华北，组织群众性的反战运动》的社论，深刻揭露日军侵略华北、扩大战争的危险性，指出：“掠夺华北战争的最终目的在于彻底准备反苏战争，但同时又意味着对中国工农革命直接进行大规模干涉战争的开始”，并强调：“为了把这一群众性的反战决议发展成为强大的群众行动，要提出同群众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反战日常斗争，立即开展群众工作。”
日共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注重维护群众性的反战诉求，例如，反对强征国防捐款、保障出征士兵家属的生活、反对地主因士兵出征而收回家属土地等。1933年3月，日共党员伊田助男在被日军派往吉林省宁安县时，把装载着十万发子弹的卡车送给了“抗日救国游击军”，而后写下一封遗书自杀，用自己的生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高度赞扬了他的英雄事迹。
《人民日报》也于1965年8月介绍了伊田助男的英勇行为及其临终书信，称颂他反战的国际主义精神。
1933年5月，当解除对法西斯政变“五一五”事件
的报道禁令后，《赤旗报》一面高喊打倒政党、财阀、特权阶级的法西斯主义者；一面严厉谴责统治阶级实行残酷的军事独裁统治，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体制。
这一声明表明了日共与法西斯主义抗争到底的决心，引起统治当局的极大恐慌，从而加强对日共的策反与迫害。连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也不得不承认：“最近我们最忧虑的事情，便是国民内部的奔腾澎湃的思想问题……所以应该首先扫除这种可忧虑的障碍，然后再转向其他方面。”
由于统治当局的威胁利诱和新闻机构的政治性污蔑，日共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其后又频繁发生了特务奸细在党内进行破坏的事件，日共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中。1932年11月，野吕荣太郎因奸细大泉兼藏的告密而被捕。1933年12月，宫本显治也因奸细荻野增治的告密被关在麹町警察署。此后，狱外的最后一名日共中央委员袴田里见在没有选定接班人的情况下于1935年3月被捕。至此，日共中央委员会消亡，机关报《赤旗报》也于1935年2月20日出版到第187期后停刊。此外，共产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933年12月被镇压，机关报《无产青年》也于1933年11月30日出版到第149期后停刊。
至此，由于统治阶级的镇压，日共遭到最为严酷的打击，中央委员会被迫解散。此后，虽然也存在个别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者发起的斗争以及在狱中和国外为捍卫反战和平旗帜而展开的活动，但日共全国性统一组织从1935年年初到日本战败投降的十年间实际上被迫中断，其间党中央也未能重建。这十年活动的中断给日本革命运动带来了严重危害，不仅在侵略战争与极端压迫时期使日本人民失去了解放运动的司令部，而且由于未能系统培养后备人选和积累理论经验，给战后日共开展的“护宪和平活动”也带来不利影响。
中央委员会解散后，流亡在国外的日共领导人根据形势变化积极调整反战和平路线，以结成统一战线为反战斗争的任务，发起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运动”。1935年6月，野坂参三在纽约会见加藤勘十，提议建立工人运动的广泛联合战线。1935年7月25日，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等作为日本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七大，大会决定各国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野坂参三在会上作了关于进行以群众运动为主的反战斗争报告，指出：“尽全力去建立一条全体无产者不分政治见解为争取自己切身利益而斗争的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七大后，野坂参三把大会的决议和精神带回日本国内，结合日本的形势积极开展“人民战线运动”，给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日本活动家们以很大鼓舞。此后，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以“冈野”和“田中”的名义于1936年2月在莫斯科发表了《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指出：“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团结全体劳动国民反对军部、反动势力和战争”，必须“建立广大的人民战线的运动”，“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战争”
。这封信对当时的反战运动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它以《三二年纲领》的战略方针和展望为前提基础，正确地把握了反战斗争的方向；另一方面，它把共产国际七大的方针具体化，纠正了包括在《三二年纲领》中存在的“社会法西斯主义”
论等一系列缺陷。
1936年7月，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日本青年代表小林阳之助回国后，与冈部隆司等日共党员和活动家在东京、大阪、京都建立起组织，开展团结共产主义者和推进人民战线运动的工作。此外，和田四三四等关西地区党员也开始支持人民战线运动，组建“重建日本共产党筹备委员会”。但这些组织成立不久后皆因统治当局的残酷镇压而被勒令解散。1937年12月15日，天皇制政府制造“人民战线事件”，约400人被逮捕，起初被捕人士仅限日共，而后扩大到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运动在“事件”中遭到了彻底打击，左翼组织“日本无产党”“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亦在镇压中被解散。
人民战线运动也影响了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曾一度出现打着反法西斯旗号的“统一工运战线运动”、成立“劳农无产协议会”、
筹建“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号召社会大众党进行联合斗争等动向。但是，社会大众党作为当时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在1936年12月召开的党代会上做出拒绝建立统一的人民战线组织的决定，接着在1937年11月修改的党纲中支持中日战争“是日本民族的圣战”，从而“急剧走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使人民阵线组织遭到夭折”
。
尽管各阶层人民都郁积了对扩大侵略战争和反动政策的不满情绪，但“在当时日共组织的统一领导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日本的人民战线运动不可能组织起群众性的行动”
，最终也未能获得成功。
日本帝国主义意欲扩大侵华战争，不断“壮大国民支持军队的营盘”
，向国民灌输“八纮一宇”
这一侵略扩张思想。日共在付出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巨大的牺牲后，其微弱的反战声音未能形成唤醒民众的力量，也未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侵华的步伐，反战和平运动陷入了空前低谷。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入侵中国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共反战和平运动的失败。
虽然反战和平运动失败了，但日共仍在为反对侵华战争而奔走发声。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次日，日共在东京、大阪、北海道等地散发反战传单，揭露战争的强盗性、非正义性和侵略性，并在军队中开展反战活动。随后，日共在各地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反战组织，进行不同形式的反战斗争。然而，在日共中央委员会职能丧失的情况下，这些斗争只能在各地区分散进行，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的合力和影响力，很快被镇压下去。
从1937年12月13日清晨开始，日军官兵在南京及附近地区对普通民众和俘虏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这就是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大屠杀事件并非士兵出于一时的激愤而偶然发生的事件，这是日军对俘虏及一般平民所实行的有组织的屠杀行为。”
日共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真实的报道，并在日本国内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罪行。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争取和平，国外的日共党员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友谊”的传统下加强合作，在延安继续开展反战运动。1940年年初，时任日本共产国际代表的野坂参三由莫斯科抵达延安，协助中国人民开展抗日活动。出于对敌斗争策略的需要，其在延安化名“林哲”，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诸多有关日本局势的信息。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野坂参三组织被八路军俘虏的森健（原名吉积清）、高山进等人，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同年7月20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重庆本部”成立，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任本部会长。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侵华日军士气日益低落，八路军中的日军战俘日渐增加，如何对战俘进行思想改造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941年5月15日，野坂参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了一所史无前例的战俘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对曾被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日军战俘进行和平与民主教育。在民主和革命理论的熏陶下，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对其过去的罪行进行了反省，一些学员愤慨地说：“在日本国内学校教的历史，简直是骗小孩子的，完全为统治阶级辩护的鬼话。”
“日本工农学校教育、争取了一大批士兵的转变，并通过他们的反对侵略战争和瓦解日军等各种宣传和活动，争取了大批日军士兵脱离反动军队，进入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斗行列，形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而加速了争取抗战胜利的进程。”
日本工农学校成立后，野坂参三决定建立一个更高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预备组织，并定名为“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1942年6月23日，“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日本工农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并通过了同盟章程。同盟的成立使对敌工作获得了新的可靠力量，不仅给在残酷的法西斯恐怖下与国外断绝了关系、孤军奋斗的日共以很大的鼓舞，而且给中国人民的抗战同样带来很大的援助。
为了加强抗日根据地内各反战组织的团结合作，野坂参三联合“觉醒联盟”
和“反战同盟”等六个反战团体，于1942年8月15日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根据地内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这两个会议的召开在日本反战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使抗日根据地的日人反战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使日人反战运动迅猛发展，取得日益增多的效果”
。共产国际解散后，野坂参三决定公开身份，恢复在共产国际时使用的日本姓名“冈野进”，并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六周年的1943年7月7日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号召日本广大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为反法西斯军部、反侵略战争而斗争。
1944年1月15日至2月16日，在延安王家坪礼堂召开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野坂参三起草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草案》，“反战同盟”正式发展成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其成员由已完成思想改造的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及“反战同盟”的骨干组成。“解放联盟”制定了争取建设民主日本的民主政治纲领，要求：“结束战争，实行媾和，建立永久和平”
。在战争后期，“解放联盟”成为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核心，为战后日共的重建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解放联盟”向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祝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并对中国共产党援助和发展日本人民从法西斯军部奴役下争取解放的斗争运动表示崇高的敬意，决心继续与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
8月30日，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延安王家坪礼堂举行了盛大的归国纪念大会。
至此，日共的反战和平斗争正式结束，虽然其未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的野蛮步伐，但日共反战斗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日本人民的和平觉醒，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从日共成立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日共反战和平主义轨迹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时日本政治社会的发展方向，即宪政体制趋于崩溃，军部势力趋于统治，民主力量趋于衰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战争所追求的完全就是依靠武力扩大领土和统治范围，依靠武力统治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这一事实是被日本政府以政府名义发表的政府和军部的公文所证实过的，不存在任何反驳的余地”
。因此，侵华战争的爆发绝非偶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而发动的反人道、反民主的非正义战争。
从《治安维持法》颁布到日本战败的这一时期，根据该法被检举送审者超过75000人，被逮捕者达数十万人。
这既显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野蛮，也显示了追求和平与民主的日共的顽强抵抗和英勇抗争。“在其他所有政党都与侵略、战争、反动潮流同流合污的逆流中，日本共产党高举和平与民主主义大旗，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日本的和平与民主主义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日共反战和平斗争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灭亡的进程，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在东方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共反战和平斗争贯穿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始终，成为中国抗日战场的重要环节，更是日本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日共反战和平斗争奠定了战后日本左翼政党开展的“护宪和平运动”的精神。战后，日本社会围绕以“安全保障”为中心的“护宪”与“改宪”论争展开了激烈对抗。以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站在“护宪和平主义”的立场与执政的保守政权进行了长期较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向军事大国方向的发展，多次使右翼改宪风潮无功而返。第三，日共反战和平斗争为战后建设民主的新日本准备了一支进步力量。日共改造了一批日本士兵，清算了他们的法西斯侵略思想，使其树立了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对于战后建设和平与民主的日本来说，无疑增添了一支新生力量。第四，具有一定规模并产生一定影响的延安日共反战运动，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世界战争史的奇观，增进了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延安日共反战运动是中日两国人民团结战斗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在战后日本学界总结日本战争责任的研究中，学者戒能通孝曾指出：“即使军队拥有再强的力量，如果没有国民的盲目支持，那些暴乱行动也就不会持续下去。”
换言之，日共反战和平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是没有发动最广大的人民、未能发起全民族的反战斗争，最终也使自身淹没在日本政治社会的波涛之中。因此，客观而准确地研判战争责任和日共反战和平斗争失败的原由，对于警惕和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坚守民主与和平、维护中日友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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