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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辰山
/访谈嘉宾 本刊编辑部／访谈人
【内容提要】 “话语权”意味着统治话语的力量，受意识形态、历史传统、传播媒介等诸多要素影响，对一个国家维持社会和谐、国际形象、国际地位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话语权被单一全球商业传媒体系所控制，他们传播单一化的思想意识，制造更多的谎言，还鼓吹自由、独立的传媒应当脱离党和政府的控制，认为传媒越是私有化、商业化，就越是自由、独立。本文论证了真正民主、自由、独立的传媒应当是反对私人资本的垄断，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指导下，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性质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 话语权 初心使命 传媒 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示：“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将近10年过去了，我们在国际传播能力、对外宣传方式、话语体系建设、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国际话语权等方面是否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们是否已牢固掌握话语权？为了较为细致、系统地分析并阐释“话语权”的概念和逻辑学理，与广大学者、与从事话语权事业工作的同事们交流探讨，本刊编辑部主任孙绍勇采访了田辰山教授。
访谈人 ：田教授，您好！我们今天访谈的主题是关于话语权的，那么您可以先同我们聊一下到底什么是话语权吗？
田辰山 ：“话语权”的“权”字，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不同的情况下，它的含义既可以是“权利”也可以是“权力”。“权”是个舶来词，英语是“discursive power”。它是西方后结构主义用来分析“作为权力关系话语”的一个术语。如果对此情况不熟悉，在中文中很容易将它等同于“话语权利”或者“说话权利”。实际上，“话语权”指的是“话语权力”，用来分析谁占据着拥有决定性话语的政治地位。“discursive power”中“power”的意思即“权力力量”。所以，“话语权”是指“统治话语的力量”。
这样，我们就必须思考，谁的话语权，谁拥有统治话语的力量，或者谁具有压倒性力量的话语气势。毋庸置疑，话语权是西方的政治概念，是话语上的政治斗争，是压倒对方的话语力量。在这一意义上，倘若没有话语权，则必然导致在政治话语斗争方面，被别人压倒、压服或者支配。因此，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弱势地位，明显反映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塑”的，即由别人来塑造。
别人说你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没有争辩的余地。中国不是自己国际形象的塑造者，中国不是由自己叙述、自己所想和所为的那种形象。正因如此，中国很多时候在国际上的话语地位，处在“有理说不出”或者“说出了传不开”的境地。
访谈人 ：既然毋庸置疑，话语权是西方的政治概念，是话语的政治斗争，是压倒对方的话语力量，而我们却让别人在国际话语权上占了上风，我们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取胜，反而处于被动，原因是什么？是否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不想斗争的、不想在世界政治中出头的，甚至在别人向我们斗争的时候，我们仍然幻想着“和平”，使得我们失去了话语权？
田辰山 ：如果我们把话语权误解为“说话权利”（rights of speech），那么也需要知道，“权利”（rights）在西方语境中的意思是上帝赋予每一单子个体人的，是要跟别人争取来的；而在中国语境中，“权利”是大家相互给予的，即互相尊重的。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中国现代所讲的“权利”，也仅仅是大多数人同少数压迫者斗争而所争取的权利，绝不是单子个体人为了个人利益而争夺的权利。因此，在中国语境中的话语权，一定是公有性质的话语权，而不是私有性质的话语权，也即大家共享的话语权，而非少数人享有的、一己之私的话语权。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如果说中国变得让别人的话语权占上风了，是让什么话语权占上风了呢？是不是让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己之私”的话语权占了上风？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长期以来我们采用了什么话语的叙事，是否已与别人的话语一样了，还是在用跟它作斗争的话语？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这个别人的话语，本身即向着与我们斗争的话语，这是我们不能逃避的事实。然而我们是否意识到，如果用同别人一样的话语去讲话了，事实上我们已经臣服于别人的统治权力，就是等于接受了别人在政治上压倒我们的“权力关系话语”。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没有话语权了，这其实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发生斗争，而一厢情愿地接受并使用了别人的话语，事实上我们已经自动地把话语权交给了别人，自动认同了别人对我们的斗争。
访谈人 ：您的意思是既然我们自动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将其拱手让人，那我们不禁要问：第一，我们为何自动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想再做我们原来话语所表达的事情了，而要开始想做别人的话语所表达的事情了？第二，我们到底放弃了什么话语，同时放弃的还有这种话语表达的什么事情，而又使用了别人的什么话语，这种话语又表达了别人的什么事情？第三，是否正是我们原来话语所表达的事情，导致人们失去了已得到的或想要得到的名与利、物质与权力等，所有这些可以归纳为“个人的幸福”的东西，而别人的话语所表达的事情却更能保护这种“个人的幸福”呢？第四，倘若我们原来不接受别人的话语权，不放弃自己的话语权，那我们的话语权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田辰山
：将原因归结于“个人的幸福”，意味着出于一己私利的考虑，要获得属于单子个体人的幸福。循此逻辑，我们的话语权问题、使用什么话语的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一个“私”字，而放弃一个“公”字。这样请别再重复“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求个人幸福，则所有人皆可享受个人的幸福”等流行甚广、毫无逻辑的哲学谣言！
这样，一连串的疑问最终归结到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上了，归结到视人类本性为自私的信仰上了，归结于人类社会为私利而打斗、竞争的信仰上了。这不就是霍布斯的学说、马基雅维利的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这不就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这不就是滑向资本主义、“私”有性质的话语了吗？
是不是因为这个逻辑，我们不再情愿讲社会主义，不愿意再提资本主义的坏处？我们是否心里在想：跟着别人走的不是都富了吗？是否心理上这才变得懒得再提这两个主义了？是否心理已产生腻烦，干脆就说搞不清楚这两个东西，下决断对于它们不再争论？
再想一想，相信人类本性本是自私，相信社会是为私利竞争的世界，这些信仰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因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公”字，断定人类不会作为单子个体人存在，只存在于一多不分的社会联系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才是“全人类的解放”，指的是所有人，而不是形而上学“个人的解放”！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把马克思主义学说歪曲指向“个人解放”的，都值得我们警惕。
至于我们为何失掉了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伟大号召，具有深刻的现实与历史意义。毋庸置疑，这是叮嘱全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不可迷茫，不可忘怀。要谨遵这一伟大指示，因为现实中已有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产生迷茫与淡忘的现象。“初心”是什么？“使命”又是什么？究竟怎么迷茫了？究竟淡忘了什么“初心”“使命”？
“初心”“使命”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作了言近旨远的要义说明，即“牢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它的应有之义必然是不辱使命地实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路。这样，没有什么话语比“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要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更能简明扼要地表达我们的道路初心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明确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初心，它是与“要以发展资本主义手段才可走向社会主义”观点泾渭分明的道路初心。
如果这是百余年前早已坚定的初心，那么现在有一部分人做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搞不清楚”的表态，是不是至少说明，这是对共产党人的初心产生了迷茫呢？鉴于这种现象，叮嘱全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在告诫大家不应对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心存迷茫。
正是因为产生迷茫，才会发生一次又一次接受并开始使用百年前“别人”的“德先生”“赛先生”的话语，才会出现媒体宣传私有价值观，才会出现丧失话语权的现象。
访谈人 ：谈完了“我们”和“别人”，那么请问田教授，我们和别人目前所共处的全球化是一个什么样的话语权大环境呢？
田辰山 ：可以很明确地说，话语权掌握在一个全球商业传媒体系的手中，而全球化语境中的民主是指反对私人财团控制传媒。
有西方媒体学者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的关于自由、独立的话语，暗藏一个缺陷，即它将整个历史和社会实践归结为一个问题：民主与不民主。本质上这是一个虚构的二元对立的历史观，对于传媒而言则意味着是否从政府控制下自由出来、独立出来。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判断是否民主，实质是看传媒是否从私人财团或者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束缚中脱离出来、独立出来。很简单，民主的传媒是与私人资本脱离关系的，不民主的传媒则是受私人资本控制的。
其实，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诉求脱离政府控制的自由和独立的传媒，同时也反对私有资本的控制。原因在于政府与私人资本和公共利益之间存在不可分割性。当私有财团通过兼并实现垄断，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凌驾于国家控制之上的力量时，支持自由和独立的传媒便会将矛头转向对准私有财团的控制。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成千上万的人指责资本主义是造成社会苦难和不平等的根源时，皮尔金断言：“政治就是大财团在社会中投下的阴影。”他还指出：“美国建国的神话就是一种超强度的宣传。”一系列“美国化”的运动指责群众的示威游行是不爱国的行为，污蔑工会是社会民主的敌人。50年代，麦卡锡主义将挑战自由商业和美国式生活方式的质疑指责为异端邪说。“直到1954年，商业赞助的宣传所消费掉的资源，足可以为全美学校提供将近半数的教科书。”
社会科学家严厉指出，商业集团为保护其利益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是反民主的。
美国新自由主义高调提倡政府放松管制，其目的显然是方便私有资本控制的传媒盛行于全球，从而占据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国关于保护宗教与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被理解为保护商业言论免受政府干预的里程碑。在传媒的游说下，一切关于传媒问题的辩论都充斥着商业利益。
在私人资本盛行的年代，建立单一的全球商业传媒模式是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共同的最终目标。
我们应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全球化对中国牢固掌握话语权是否已经产生影响，以及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倘若我们知晓了谁拥有全球传媒，会不会给我们一点启示，让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的话语权尚不牢固是从何处开始的？
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传媒公司并购浪潮，形成了一个阶梯式的全球传媒市场体系。处于顶层绝对支配地位的，仅仅是10个左右的超级传媒公司，包括“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迪士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和“电缆电视”6家全球娱乐和传媒软件主要生产商。处于中间层的是30多家年销售额在2亿~10亿美元的传媒集团。第三层则是上千家规模较小的国家级与地方传媒公司，它们为大公司提供服务。
形成如此单一的全球商业传媒模式的结果是，好莱坞生产了全球近85%的影片，95%的拉丁美洲影片都是在美国制作的，而这一比例在非洲更高。
关于全球商业传媒体系的一个说法是：传媒将成为21世纪的主导行业，甚至权力超越政府。
一些有识之士曾深刻指出：①人类的绝大多数现在都已成为这些商业传媒集团的观众；②美国梦已经演变成了全球化；③全球化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实现资本扩张，尤其是西方国家和美国的资本，侵入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④人类的几乎一切东西都成为商品，都可以用成本和消费来计算；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用贷款、股权、协约等手段，确保了所有一切的外国所有权。这些措施和行为被指责为对人类的洗脑，只能培养出一种单一的思想。
对中国话语权问题的研究，必须放置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这还涉及一个敏感的政治概念——改革。之所以它在学术研究中显得十分敏感，是因为它既是西方私人资本全球化的概念，也是与中国经济数十年发展分不开的用语。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势必要区分“改革”在西方与中国语境下截然不同的性质。“改革”作为西方私人资本全球化的概念，是指服务于私人资本的一种手段，有其特定的目标和指向，它代表的不是进步反而是退步，甚至是破坏。例如，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措施包括：①卖断公有企业（如英国联合铁路）是“打破垄断”；②所谓“重组”，是生产投机、收入转账；③“放松管制”是把权力从国家福利向国际银行及当地商业精英转移；④“市场经济学”意味着对绝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和对富人以及当权者的社会主义。
这个“改革”的含义，是不是令我们吓出一身冷汗呢？反观中国，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因此，绝对不能让我们的“改革”同西方私人资本全球化的“改革”浑然不分。正如全球化的研究学者深刻分析的，全球化推行者的“改革”一词，传递了一个隐蔽的信息，是让人感到除此单一全球商业意识形态以外，人类社会别无选择。
访谈人 ：在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是不是不能不加分析地使用诸如“信息时代”“自由独立传媒”等理念，不能让它们在中国社会获得认可和进行传播？
田辰山
：确切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时代，可以得到的信息都是不断重复的，具有政治安全性。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的不过是经典保守的经济学原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物，它所辩护的不过是少数个人无止境地获取和积累财富的权力和合法性。西方传媒配合私人资本而构建的新自由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肯定是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这种格格不入，使得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并不在口头上认可它，却在行动上不言自明地认真奉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批判，这是实情。这是不是传媒渠道被占领，并且不遗余力地将无政府意识形态说成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大量杂志、报纸、电子传媒向受众提供的“食物”只有一种味道——全球主义。新自由主义话语本身，也转化成一种让公众消费的极其重要的商品。
这样的现状，我们对此并不陌生。
访谈人 ：那么，新自由主义现在已经拥有了垄断话语权吗？
田辰山
：第一，“传媒自由化”制造的是一种单一化的话语权。现在应该没有人不同意全球化是信息性的这一观点。信息的全球流动，预示着以资本为动力运转整个世界，资本所在的中心被迅速复制。私人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出现流行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有学者作了极其深刻、惟妙惟肖的评论：流行文化是全球化的“唯一文化现实”，全球传媒尤其是电视，传播着千篇一律的流行文化。每个家庭的电视机都变成超级高速公路入口，通向同质化、全球化世界，年轻人成为被送往文化同质化屠宰场的第一批羔羊。吞噬他们的电视、广告、电影和流行音乐，本是一套单一的生活模式，使年轻人关心的只是外表、爱情和酷。西方社会中的自恋文化，在亚洲表现为英雄崇拜。这些英雄是流行歌星、影星、电视明星、球星，这些“星”走入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占据全球舞台。观众积极模仿偶像们说话、行为、思维和生活。亚洲的年轻人甚至不计较获得多少报酬，很快就会模仿自己的偶像，同时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象，在这种全球化环境中，即使有话语权的要求，也会被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传媒曾承诺通过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来实现文化多样性，可事实上，它们却逐步缩小了所有权、编辑权和视野格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私有资本一手掌控，传媒就如同旧中国街头的木偶表演。其所承诺的文化多元就像琳琅满目的木偶人物形象和动作，最终逃不过被“一只手”掌控的命运。这个比喻揭示出“流行文化”和“民主”是一种背道而驰的逻辑。
发展的结果明显表明，“娱乐文化注定与民主结构格格不入”。由于注意到从世界北方到南方洪水般的信息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0年曾出台《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文件，呼吁建立一个世界信息新秩序，成立一个在南方运作的独立国际新闻机构。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但是民主政治没有逃过私人资本对它的污名化。美国和英国竟然污蔑这份文件“反对言论自由”，甚至要完全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使这个提案被束之高阁。这是不是“私人控制危害民主”的一个典型实例？只稍多一些思考和关注，我们就能发现，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中必然出现的自由和独立的传媒，在每个国家，都割裂了我们同社区、教育家、集体文化和经验的关系，将我们变成彼此隔离的消费者。
我们是不是在中国也能看到，传媒从传统的社区代言人转化为私有资本集团的代言人？“正是由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中国官方的市场经济论的普及以及中国传媒的自由和独立论，都清楚地向人们说明将传媒逐步置于私人财团的控制下是对全社会积极和有益的大事”，中国传媒的市场化、商业化成为可能。
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必须认识到市场导向下的传媒自由和独立并没有带来民主。有学者曾做出很直白的警示：传播集中在任何人的手里（尤其是外国人的手里），都会引发关于民主的问题！一位西方媒体学者指出，如此多的信息流通，由如此少数人所掌握，这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独裁更可怕。还有学者透彻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单个垄断私人财团得以讲述所有的故事。
这时我们是否明白，当我们每天处于由他人讲述我们所看和所听的一切故事时，我们失去自己的话语权还是怪事吗？
第二，私有化的“自由、独立的传媒”传播更多的谎言。当把话语权和“自由、独立的传媒”一同考虑时，我们应当思考一个问题，即当传媒从政府控制下获得自由与独立，落入到处扩张的私人资本手里时，当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商业干预时，就真如其所承诺的，我们变得自由、民主了吗？“自由、独立的传媒”真的关心起我们的问题了吗（如讨薪）？它真的比政府更多地告诉我们真实的消息吗？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自由、独立的传媒”不是照样向我们传播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谎言吗？
“自由、独立的传媒”也说谎，这对于西方民众而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其实，当世界贸易组织开会宣布全球经济将迎来千年盛世之时，反对这一论调的街头抗议快结束的时候，西雅图全城的每一个收报箱都被涂上了两个字：谎言。
著名媒体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如果允许我的诚实的观点出现在报纸上的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中，24小时之内我就被解雇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是摧毁事实，直率地撒谎、反常、诽谤、跪倒在财神脚下讨好，为了每天生存必需的面包而出卖它的国家和民族。你知道，我知道，荒唐可笑的就是向这个独立的新闻界举杯……我们的天才、我们的可能性、我们的生活都是其他人的财产。我们是有知识的妓女。”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作为以为人民服务而骄傲的传媒，怎么对资本主义传媒歪曲新闻的事实不再计较了呢？它歪曲新闻的手法，不是什么阴谋，恰恰是由其传媒自身的结构所决定的。有西方著名媒体分析家总结道，“自由、独立”的私人资本控制的传媒设置了至少五道过滤器：①所有权公司的商业利益；②将观众卖给广告客户；③自由经济智囊团成为信息来源；④对新闻记者诉诸压力、诉讼的威胁；⑤自由市场中的意识形态信仰。
一位电视集团的总经理声称：“我们决定什么是新闻，我们告诉你是新闻的才是新闻。”这一震惊世界的发言，是一个多么鲜明的例证啊！另有对新闻记者的生动描述：最受尊敬的新闻记者，恰恰是那些最卑屈的记者，正是因为他们能让自己成为那些有权势的人眼中有用的工具，他们才得以涉足“最好的”新闻资源。还有一个典型事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维护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拒绝“无消费日”的商业广告，因为他们号称提供“25小时的购物延期付款”。
诸如此类的实例，是不是打破了“信息时代”的神话？经过如此多的过滤器，私有化的传媒还奢谈什么传播真实、无偏见的信息？这不得不值得中国警醒。
访谈人 ：传媒自由化意识泛滥对中国话语权变化有何影响？
田辰山 ：第一，“自由、独立的传媒”必然等同于“脱离党和国家控制”吗？在现在的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一厢情愿地讲起别人的话，甚至一些对社会很有影响力的高校学者和媒体人，连什么是民主都搞不清了。这是否因为近些年，西方“传媒理论”的话语权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建立起的话语权观念去合法化了。我们的有些媒体渐渐变成了别人话语体系的工具，不断重复着“言论要自由”“传媒要民主”“要脱离党和国家管控”“要独立”“要做第四权力”“要改革”“要实行私有化”等陈词滥调。
这类话语导致我们的社会被从别人那里引进的单一话语叙述给套住了。它是这样一种叙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媒体自由多了、独立多了，独立于政府控制了，这是经济改革的必要过程。
第二，流行一种弱化中国话语权的叙述逻辑。传媒越是商业化、私有化，越不受政府控制，就越是自由和民主的。
这就等同于要让传媒从对资本主义生产和政治制度表示不赞同的人们手里自由出来，将它置于资本的游戏规则（“看不见的手”）中去，也就是私人业主的手里。
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这里的“资本主义是民主、人权、自由的‘必然’条件”的说法，是明显人为加上去的。实际上，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是互相冲突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功能是从根本上支持私有资本的，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具体范畴内，表面上与私人资本有分离或矛盾。对于各国尤其是中国的民众而言，需要的恰恰是原来政府“控制”意义上曾获得过的那种保护。
这样，使得中国传媒失掉原来的“人民”身份，使得党和国家不能牢固掌握话语权的流行叙述，就明显是错误的。实际上，所谓“言论自由”“民主传媒”“多元化”“独立化”，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受到人们的猛烈批判的。全球化使传媒在事实上变得更不民主、更不自由了，这是少数媒体财团控制的结果。
访谈人 ：这种单一全球商业传媒话语权会不会对人类进行洗脑？
田辰山 ：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某些媒体人很可能没有意识到无政府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但正是这种无意识，在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他们具有现代媒体技术知识，积极模仿西方媒体的风格和工作方法，追求专业化和所谓的独立思维。正是这些特点，使他们难以觉察本身存在的问题，例如：①看不到西方传媒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所受的严格控制；②看不到新闻工作者是受训于传媒机构的；③意识不到他们积极模仿西方媒体的工作方式最终将服务于私人资本推行全球化的目标。这样，他们常说的有关中国应当实行自由、独立的传媒，提倡内部竞争、改善传播、亲近公众，以及传媒全球化正提供这样的大环境等话语，是不是值得好好思考一下呢？
我们应当意识到，无政府资本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公有性质的社会主义信仰，是背道而驰的。隐藏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流行说法之下，占统治地位的单一全球传媒话语，会成为私人资本的权力工具。它会充当分化人类与冲突的帮凶，使整个人类失掉话语权。对这种所谓“历史的前进”，我们怎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我们会疑惑少数财团主宰世界信息时宣扬的所谓“自由传媒”。传媒全球化展现的是少数财团的意愿，传媒从服务于公众利益向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转化，给人们灌输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少数私人财团大举推进传媒全球化，以“自由、民主”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主宰世界信息，实行单一文化培养。而这恰恰是一个全球化的反文化倾向。目前盛行的叙述逻辑编撰了一种宗教迷信式的信仰，即认为传媒只有从政府控制中独立出来，以市场为导向，才会实现文化多元化。“全球化的真正含义……是无可争辩地被迫接受‘反文化’这一组织逻辑，是被迫接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变成市场，地球上的每一种文化都变成商业文化。”如果在市场导向下构建一个单一的全球帝国，那么，跨世界的信息网络就是它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和商品贸易的“罗马大道”。当这个星球正在被不断扩张的电线、电缆和卫星所环绕的时候，文字、思想、知识、歌曲、故事、数据和文化，一切都将是新的财富源泉。
人类除了私利和金钱，难道没有其他任何生命意义可言？还有学者或许出于愤怒甚至断言：全球化是显而易见的文化杀人。
这些见解是不是入木三分的真实？如果我们习惯于把别人想得太好，甚至赞同于“要想全球化，首先必须美国化”，那么我们的话语权去哪儿了这一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
访谈人 ：如果说私人资本控制下的传媒意味着不自由，那么传媒要想实现真正自由，是不是就意味着要独立于私人资本？
田辰山 ：“独立传媒”在西方实则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独立传媒”所谓优势的一面只是流于表面形式，它的真实一面则是私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掠夺。在某种政府与其所对应的特定形式的经济系统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和矛盾的情况下，关键问题就在于传媒是为公众利益负责还是为私人财团利益负责。在这一关键问题上顾左右而言他，坚持所谓“独立传媒”的流行说法，就只能走到牺牲公众利益的道路上。“独立于政府”是一个障眼法，政府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与私人财团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只能是为私有财团负责的。真正民主、自由和独立的传媒，是能够在公众而非私人的控制之下，更多地对民众的社会公共利益负责。因此，传媒的独立和自由，自然是既能够从政府也能够从私人资本处获得的独立和自由。由此可知，中国为人民服务的传媒，恰恰是服务于民众公共利益的更好的媒体形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称：“‘文化生态系统’是由丰富多样而又复杂的文化拼接而成的，这些文化或多或少是强势的，它们需要多样化来将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保留并传承给下一代。”
这一声明告诉我们，应当破除私人资本一统天下的所谓自由和独立的传媒体系，倡导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世界文化生态新秩序。后者反映了世界上一些知识分子对绝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集团的特权之间不平等的反思。
中国为了牢固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整个社会需要确立坚定的理论自信，明晰自由、独立媒体的概念和实践。其独立于政府控制的表面含义，不仅不会导致民主，还必然会导致反民主。自由、独立的传媒，决不应当以牺牲公众公共利益为代价来服务于少数私人业主的利益。
访谈人 ：倘若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是不是必须得从自身出发，从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出发看问题，才是真实的、可行的？
田辰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信息交流与社会各领域最重要的人民政治力量，要让党和人民的话语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马克思主义学说讲全人类解放，用中国经典话语就是“万物与我为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不同万物为一，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哪有什么“我”？没有全人类解放，哪有什么“个人解放”？公有性质的话语权相较于私有性质的话语权力量更大。因为表达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利益的话语，力量必然强大，而表达一小撮一己私利的话语，力量必然微小。
当我们说着别人的私有性质的话语，就像演惯了温良人物的演员，演起残暴性格来，总显出蹩脚，满口“私”的话语却总带着些“公私”混杂的味道。我们鹦鹉学舌，自以为学到了新东西，却不知这是一种被动的心态。鹦鹉学舌式的私有性质话语，不是原装，忽略了其背后隐藏的话语制作性，只是用“私”点缀了一下“公”。原因在于我们继承的是公有性质话语权的历史和传统，我们可以接受别人创造的新词，但是，我们并不具备话语的创造力。学说别人的话语，还要忧心忡忡、唯恐学得不好，这种旧式的学徒心理，导致我们一边挨打，一边痴迷地认真学。学习别人的话语，往往还要学习别人的作派，嫁接于原来的话语和作派之上，往往使我们自相矛盾，失去信心，一片茫然，创造话语的主动性更无从谈起。
我们应当立即停止这种亦步亦趋的东施效颦。只有跳出别人的话语，拒绝私有性质的话语，重新获得公有性质的话语权，才是唯一出路。公有性质的话语，就是人民的话语，社会主义的话语，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革命的话语，它是共产党人历来的话语，是勇敢向私有性质话语进攻的战斗的话语。跳出别人的话语，并非话语问题，而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是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树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意识，公有性质的话语权自然就产生了。我们的话语权与公有性质的思想意识是一体的，有了“公”的思想意识，话语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一百年前，中国面临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危机；一百年后，中国又处于一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关键之举就是要解决多年以来混淆的话语权问题。我们必须意识到，话语并不是普世意义上的非政治、非阶级性的问题，它是承载特定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思维观的载体、非公即私。不是主张贵生、天下生命“一多不分”有机关系的，就是主张害生、一己私利至上的。在近现代的历史范畴内，话语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意识的，就是反映资产阶级或者剥削阶级意识的。
毛主席经常说的“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辩证法原理，运用于解决话语权的问题上，就是要立足于“破”，用公有性质的话语迎击别人的私有性质的话语，打破它在学理上、哲学上、人的概念上、私有世界观上的荒诞不经，揭示它华丽外衣下却毫无逻辑的虚构性和扩张性。一定要无情揭露、深刻驳斥将我们妖魔化、污名化的话语。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形容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话语权，才可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坚实地立于这种“大破”之中。
访谈人 ：田教授，您以启发式的表达，向我们由浅入深地系统剖析了话语权问题，加深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编辑：孙绍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