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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民勤调研将近一个半月，抛开路途上的时间，访谈的总天数也至少有半个月。与得到的收获相比，访谈即使再苦再累也值得。概括来看，这次调研的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项收获是对治沙中政府机构的分工有了初步认识。通常而言，政府各机构在日常运行中的职责分工应该是很明确的。但是，这种分工一般社会公众很难知晓，这就是访谈的独特作用所在。从县政府全盘来看，主要任务是利用国家投入的资金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治沙，但具体的工作需要各机构来完成。在县政府下设的机构中，涉及沙漠治理工作的有林业局、草原站、国土局、环保局、水利局和教育局。
初步来看，可以将治理措施分为政策与项目两类。政策主要包括正式的管理办法等，也包括规范性的规划等；项目主要是围绕中心工作的资金投入。从政策工具的属性来看，前者的强制性更多，后者的自愿性更多。如表1-1所示，林业局和草原站政策与项目二者兼备，国土局和环保局主要依靠强制性的政策，水利局和教育局则依靠自愿性的项目。事实上，从这种治理措施的对比上，我们也能看出沙化防治工作的重点还是在林业局和草原站，因为这两个机构均采取了两类治理措施。国土局和环保局以管控性的政策措施为主。国土局制定封育政策，制止乱砍滥伐。环保局依靠执法制止破坏，与国土局类似。相比之下，水利局搞节水工程和教育局搞生态教育，则明显从调动民众积极性的角度着手。综合来看，基层政府在沙化防治上的机构分工已经从管控和激励两个方面进行了全覆盖。可是，即使全方位覆盖也不能保证防沙治沙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因为沙化问题特别复杂，对于沙化原因，受访者呈现出很大的分歧，这也是本次调研的第二项收获。
表1-1 县政府各机构治沙措施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访谈整理。
对于该地区沙化的自然原因，缺水被大多数受访者反复强调。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受访者谈及沙化，会分析很多因素（见表1-2）。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对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不同程度的强调。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将其区分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类。对于自然因素，谈及最多的就是水。本次访谈共有21人，大多数受访者强调本地区的水缺乏。不难理解，对于沙化地区，缺水是普遍问题。大体而言，一个地区的水可分为两类：一是上游来水，二是本地储水。前者指的是河流等的地表径流，后者指的是降水和地下水。如表1-2所示，认为沙化因上游来水少和因本地水缺乏的人数大致相等。对于这两种缺水因素的认知，受访者基本予以同等重视。其中，有6名受访者对于缺水因素并未进行具体的区分，只是谈及缺水导致沙化，但没有细说究竟是缺哪一类水。
表1-2 民勤县沙化原因及专家作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访谈整理。
民勤缺水是不争的事实，但节水也似乎走到了极限。除了有红崖山水库这一调蓄工程外，这里降雨少，上游来水也少，地下水越来越深，利用难度越来越大。可以说，民勤的用水越来越困难，那么未来治沙的出路在哪里？增加降雨显然不现实。增加地下水的利用？成本只会越来越高。有的受访者甚至着眼于植物节水角度，想方设法降低地表蒸发量。但这样的节水能有多大作用很值得怀疑，水利局那位受访者强调“节水没有太大帮助”并非骇人听闻。这样来看，民勤治沙似乎走向了极限。
民勤的荒漠化治理已经很艰难，继续下去会越来越艰难。那么该怎么办？似乎只能将视角跳出民勤，增加上游来水或许还有一定的可能性。但这已经超出了民勤社会和地方政府的实力范围。这样的事情，只能依靠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发挥强政府的优势，统筹协调解决。当然，这不是说民勤要坐等外援，还要发挥基层政府及地方社会的优势和力量，虽然增加上游来水不是绝对的决定性因素，但水是必要条件。就本次调研来看，有4名受访者并没有将缺水因素视为沙化的关键影响。在他们看来，人为因素有着更为关键的影响。
因此，本次调研的第三项收获是对民勤沙化的人为因素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这些人为因素大致可以分为投入性因素和破坏性因素两类。投入性因素包括用于防沙治沙的资金、人力和物力等；破坏性因素包括过度开垦、乱开荒、超采地下水等。整体来看，受访者眼中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差别不是很大。或者说，对于该地区的沙化，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同等重要，有9名受访者对两类因素都进行了强调。前述对于自然因素没有强调的4名受访者，对于人为因素却特别强调，有2人甚至将破坏性因素和投入性因素予以同等重视。尤其是县政协分管宣传官员的观点--人为因素不等于人为破坏更值得我们深思。民勤的风沙线很长，但民勤的人口增加并不多，很多“生态难民”已经外迁。特别地，在很多时候，当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时，中间的因果链条会更加复杂。
多数受访者（13名）也给出了民勤沙化的因果链。较为简单的因果链只涉及两类因素，例如，开垦导致地下水位下降、缺水导致沙漠化，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植被死亡、水源枯竭导致民众搬迁等。较为复杂的因果链则包含三类甚至三类以上的因素。例如，县领导M对于沙化的分析，强调过度开发导致涵养水源恶化进而导致沙化严重。但是，他认为沙化的关键因素还是缺水，既包括上游缺水，也包括本地缺水。最复杂的因果链是治沙站站长给出的，他认为流沙迁移导致湖泊萎缩，进而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植被退化，最终土地沙化。在给出这个链条后，治沙站站长强调了沙化中的人为因素更为关键。开垦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植被死亡，这都是人为因素影响了自然因素。水资源枯竭导致民众搬迁，这是自然因素影响了人为因素。可以说，沙化涉及很多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哪些占主导地位，如果不是专家学者或技术人员潜心研究，很难彻底搞清楚。所幸民勤参与治沙的专家学者也不少。
本次调研的第四项收获是对专家学者的作用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治沙过程中专家学者尤其是外来专家的作用。当然，本土专家也有人提及。对比来看，外来专家多以到本地调研和了解情况为主，对本地情况事实上并不是很了解，提出的建议往往没有作用；而本土专家则相对了解本地情况，且多实际指导当地民众防沙治沙，因而其直接贡献也更大。在提及专家与当地民众交流的受访者中，大多提及了治沙中的本土专家发挥的作用，虽然这样的受访者仅有4位。从身份来看，除1名中学教师外，其余3位分别为农牧局技术员、林业局技术员和草原站官员。这些部门是县级政府部门参与治沙的主要机构，可见其在日常工作中与民众的交流较多。但是本次访谈中的民众较少，仅有的1位村民提及的也只是外来专家。
总体来看，在现有格局下，民勤治沙中的专家学者与民众的交流，乃至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交流和协同，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或者说，民勤治沙的强政府主导模式基本形成，但是与社会之间的协同还有待加强。即使未来民勤的防沙治沙相对解决了水资源的巨大限制，能够实现跨流域调水，对于如何高效合理地防沙治沙，还是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多方互动，以及专家与民众的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