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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理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拓展

治理理论产生的基础是充分发育的市场和高度发展的民主,否则,市场和公民社会将无法与政府形成有效合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民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还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然而这并不影响“治理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偏重于技术性的政治行为在中国的发展”。党在执政理念中重视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政府在政策设计中注重政府自身和市场、社会的准确定位,对于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党首次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此后,又多次对此主张进行了强调。治理理论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有助于推动管理实践的发展,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治理理论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从三个方面体现了治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1.这是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革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次报告中,肯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党已经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重要的政策议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共同目标的提出,可以推动党和政府更新治理理念,实现相关领域的管理体制,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来推动管理实践向更深更广的范围拓展,取得越来越好的管理成果,对激发管理实践和治理理论的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认识

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经历了从“经济现代化”到“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动力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社会观念、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会受到影响,社会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因此,应避免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深化改革共同目标的必然条件。通过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国家治理的高层规划和总体架构,可以克服深化改革总体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观念和制度障碍,利于协调推进各领域改革,加强改革的系统、全面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协同,既抓改革方案协同,也抓改革落实协同,更抓改革效果协同,促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朝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聚焦发力。”这表明,中国改革进程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实际上包括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各个领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3.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方面,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掌握国家工具,需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职能。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统治转向治理,深化国家的社会职能,是党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发展的重要体现。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倡议,是对传统国家观念的根本性突破,突出了国家治理的社会功能,表明党对国家职能有了新的认识。国家的社会职能基本上是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即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职能,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建设公共工程、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规范社会分配、创建社会保障体系、创建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要弱化,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家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建设成为当前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国家有必要在强化各项职能、发挥自身作用的过程中,强化公共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职能。也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自力更生的良性互动,维护社会稳定,并促进社会发展。

在国家政府体制中,党应发挥其领导作用,政府应承担其主要职责,只有这样才可激发治理效能。同时,应实施市场和竞争机制,以提高效率;发展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国家可以积极互动,弥补治理在运行中的不足。随着公民素质和意识的提高,公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会相应提高,在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这样,各管理机构才能在管理体系中发挥有益的作用,产生有效的协同效应,达到良好管理的效果。 vb+j3DGF4ApAng58MeaW066Z4apy4/hrerz7bClnAwfk+Ho5QamLQjUXXv8sLU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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