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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早介绍“治理”或者“治道”的文章，可能是1995年发表于“公共论丛”第一辑《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上署名知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治理”随即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众多中国学者对它寄予了厚望，将“治理”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社会问题的凸显，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在讨论治理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时，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它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来指导中国的政府改革、政治发展和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其基本原则、思想和精神（而不是所有的主张）是否被认可和接受并付诸实践，以及能否取得积极成果。对此，一些中国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们提出“善治理论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府管理模式设计，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参照”，认为“就中国政治社会发展而言，治理及治理的转型都有其价值”，相信“治理和善治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对于研究、总结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成就极为有用”。部分学者明显质疑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治理理论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而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市场不完善和政府能力不足；以自组织作为第三种协调机制的治理理论能够在西方赢得普遍认同，有赖于特殊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治理理论倡导没有政府的治理，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借机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一些学者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上述怀疑。首先，西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下的治理可以作为我国政策调整的预警器，避免走弯路。治理理论从来没有否定过政府的作用，所以中国版的治理理论可以建立在对政府作用的理性认识基础上，只要在强调国家控制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沟通、互动、合作的要素即可。其次，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空间巨大，并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在实现自身减贫目标方面比类似的政府项目更成功，且其主要作用确定无疑的是推动善治在中国的发展。另有许多学者主张通过发展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以及公民社会来实现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最后，全球治理无法根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没有主权政府参与的治理也是不现实的。但国际社会缺乏某种“中央权威”的事实也表明国际层面的统治不存在，但合作治理是必要的。因此，面对质疑仔细分析其质疑理由发现，“治理所强调的协调合作精神、多方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适用于所有民主社会的”，当然也适用于中国。
考察分析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必须结合我国的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实践。毛寿龙的《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是以治理理论分析中国治理变革的代表性论文之一。该文在探讨传统治道和现代治道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还探讨了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历程，并认为治道变革是无休止变革过程的基本特征。何增科（2002）用治理和善治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指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未来方向。孙萍、耿国阶、张晓杰（2008）认为治理和善治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对于研究、总结和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成就极为有用。燕继荣（2006）认为，“治理”理论可能为解释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行政实践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思想和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西方管理理论在我国的出现和兴起，为许多领域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理念和方法。为此，学者们不断将管理理论带到中国，将其与我国实际改革发展需要紧密结合，为我国诸多领域的改革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由于西方管理理论产生和形成的社会背景与我国大相径庭，西方管理理论被学界引入我国后，不可避免地被本土化和改造。也就是说其要适应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立足中国经验重塑管理理论内涵，研究中国治理现代化发展路径，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治理模式，必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管理体制和提高我国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也可以赋予中国改革和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