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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在儒家文化中渊源已久，是占核心地位的一个道德范畴。孔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诚”不仅是天道本体的最高范畴，而且是做人的规矩；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信”概念，与我们所说的守信、忠信概念大体相当，内含着讲信用、遵守诺言或“守命（教令或道）不渝”之意。它不仅是一种伦理信念，行礼必备的品德，而且是一种社会与文化机制，是德行巩固的保证。儒家代表人物一再强调信的重要性，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荀子也特别强调“信”的重要性，他说，“故用国者，义正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
“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荀子和孔子一样把“信立与否”不仅当作道德修养高低的标准，而且也视作君主治国之要略。
在古代伦理思想史上，“诚信”二字在意义上是相通的，“诚，信也。信，诚也”。因而人们常常把“诚”与“信”联系在一起使用，或者认为“诚”与“信”是互训的，或者认为“诚”是“信”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和贯通“信”的枢纽，或者认为“诚信”复词同义，都有诚实不欺，真诚不妄的意思。“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这样，诚信便被提到了制约人道、通于天道的本根地位，不仅是交友之道、夫妇之道、治国之道，也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而且成为人们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董仲舒把天之五行与人的五常相比附，提出了“天人合类”的思想，其中“以信配金”是把信放在五常之首的地位进行强调的。北宋周敦颐建立了“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他看来，“诚”既是宇宙的精神本体，又是道德的本原。这种“诚”的理论特点，是把伦理准则上升为宇宙本体，即使人道伦理具有天道的本体性，又赋予天道本体以人道的伦理性，于是天道与人道便相互沟通，合而为一。这是对先秦儒家天道人道关系的继承和创造性发挥。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韩国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腾飞，李尚圭用自己一生的奋斗诠释了诚信对个体成长和经商的作用，他对诚信有自己深刻的认知。首先，诚信是立身之本。没有诚信，一个人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无法做人。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信任构成的德行范畴，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如果不讲信用，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诚信是一个人品质修养的必具要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体现，人的尊严、人格都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守信还是不守信更多依赖于人格良心，不诚实不守信的人没有信誉，也无人格可言。其次，诚信又是人伦交往的基本准则。不论是人伦交往，还是其他社会交往，都应该以信义为本。“朋友有信”是儒家文化历来主张的一个原则，“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在社会生活中，诚实守信才会维持良好且持久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在现代已成为事业成功的重要社会资源。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社会资源、事业能力、政治经济地位，往往与他的信誉程度联系在一起。此外，诚信还是立国之基。国“无信不立”。社会的诚信危机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民心散失，最终造成国家的无序和混乱。当年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时，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当问不得已而必须去掉一个时，先去哪一个，孔子曰，去兵。再去？去食。“信，国之宝也”。诚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韩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道德、诚信是一个企业最好的“名片”，是一个企业走出区域迈向全国甚至走向全球必须具备的品质，做好企业的产品品质和信誉，做好企业的社会担当，才能赢得世界对自己企业的尊重与认同。可见对于国家发展来说，“信”是重之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