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在儒家文化中渊源已久,是占核心地位的一个道德范畴。孔子有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诚”不仅是天道本体的最高范畴,而且是做人的规矩;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信”概念,与我们所说的守信、忠信概念大体相当,内含着讲信用、遵守诺言或“守命(教令或道)不渝”之意。它不仅是一种伦理信念,行礼必备的品德,而且是一种社会与文化机制,是德行巩固的保证。儒家代表人物一再强调信的重要性,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荀子也特别强调“信”的重要性,他说,“故用国者,义正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 “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 荀子和孔子一样把“信立与否”不仅当作道德修养高低的标准,而且也视作君主治国之要略。
在古代伦理思想史上,“诚信”二字在意义上是相通的,“诚,信也。信,诚也”。因而人们常常把“诚”与“信”联系在一起使用,或者认为“诚”与“信”是互训的,或者认为“诚”是“信”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和贯通“信”的枢纽,或者认为“诚信”复词同义,都有诚实不欺,真诚不妄的意思。“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 这样,诚信便被提到了制约人道、通于天道的本根地位,不仅是交友之道、夫妇之道、治国之道,也用于生活的其他领域,而且成为人们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在《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中,董仲舒把天之五行与人的五常相比附,提出了“天人合类”的思想,其中“以信配金”是把信放在五常之首的地位进行强调的。北宋周敦颐建立了“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在他看来,“诚”既是宇宙的精神本体,又是道德的本原。这种“诚”的理论特点,是把伦理准则上升为宇宙本体,即使人道伦理具有天道的本体性,又赋予天道本体以人道的伦理性,于是天道与人道便相互沟通,合而为一。这是对先秦儒家天道人道关系的继承和创造性发挥。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韩国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腾飞,李尚圭用自己一生的奋斗诠释了诚信对个体成长和经商的作用,他对诚信有自己深刻的认知。首先,诚信是立身之本。没有诚信,一个人在社会上就无法立足,无法做人。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属于一种由人格信任、亲缘信任构成的德行范畴,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如果不讲信用,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诚信是一个人品质修养的必具要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体现,人的尊严、人格都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守信还是不守信更多依赖于人格良心,不诚实不守信的人没有信誉,也无人格可言。其次,诚信又是人伦交往的基本准则。不论是人伦交往,还是其他社会交往,都应该以信义为本。“朋友有信”是儒家文化历来主张的一个原则,“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在社会生活中,诚实守信才会维持良好且持久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在现代已成为事业成功的重要社会资源。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社会资源、事业能力、政治经济地位,往往与他的信誉程度联系在一起。此外,诚信还是立国之基。国“无信不立”。社会的诚信危机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民心散失,最终造成国家的无序和混乱。当年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政事时,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当问不得已而必须去掉一个时,先去哪一个,孔子曰,去兵。再去?去食。“信,国之宝也”。诚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韩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道德、诚信是一个企业最好的“名片”,是一个企业走出区域迈向全国甚至走向全球必须具备的品质,做好企业的产品品质和信誉,做好企业的社会担当,才能赢得世界对自己企业的尊重与认同。可见对于国家发展来说,“信”是重之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