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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和文学往往只是个人的记录，但呈现的是这个人所从属群体的意识。李尚圭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与问题自觉，他的作品与历史和现实存在密切的关联。尽管李尚圭不是历史学家，但却有着史学家的眼光和气质，这体现在他经常在散文中反复强调了解历史、尊重历史以及反思历史的重要性和意义。正是这种对于历史极为强调与重视的精神，使得他的作品，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显得深沉与厚重。作品中，李尚圭指出当下韩国的许多社会问题，追根溯源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此外，李尚圭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历史，所以他在了解到中国延边地区有一批朝鲜族的文学史料亟待搜集与整理之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搜集、整理、保存、编写与出版朝鲜族文学史料的事业中去，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分享哲学”。
李尚圭认为传统的遗失，是造成现代困境的重要因素。大韩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其中精华部分作为宝贵的文明财富是需要现代人去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但现实中的韩国人似乎却将这些财富“拱手相让”了，比如“适时而定”这一韩国传统的处世之道在现实中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财富不加节制地攫取；再比如韩国向来以“白衣民族”自居，但利欲熏心的现实环境似乎也玷污了这抹纯洁的白色……现代人并没有用传统的智慧去装点现实的人生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另一方面，有些青年人对于韩国以及与韩国相关的一些基本史实全然不知，这种现实困境和倾向也让李尚圭感到担忧。
李尚圭用自己的生命热情，从日常万象中提炼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无论是面对朴素的自然还是平凡的生活，李尚圭都怀有一颗善于联想的心和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他热爱自然，并善于将大自然的美景装点上生命的色彩，联想新奇，充满哲理。虽然春夏秋三季的风景颇有韵味，但在冬日里爬山却别有一番滋味。“攀爬荒凉的苍山，战胜狂风，站在山峰之巅的感觉就像拥有了全世界，令人感慨万千。”由此李尚圭联想到了人生也如冬日爬山一样，只有历尽千辛万苦取得的成功才是富有含金量的。“廉价的成功怎能同浸满汗水的人生相提并论。冬日的山峰苍凉无情，而冬日的山路却像生活中传来的捷报，同时诠释着苦尽甘来这一道理。”
在目光所及之外，有许多丰富的意蕴。
李尚圭通过联想，将生存境域的白描与反思结合起来。面对自然，李尚圭喜欢展开联想，他将这种联想的习惯延续到了平凡的生活中去。《底座的叛乱》《疏枝与嫁接》《贼猫与销赃人》《山蜘蛛之死》等这些富有生活气息的文章中都蕴含着他丰富的联想。比如在《底座的叛乱》中，李尚圭通过一次自己在钓鱼时因底座没有调整好而掉入水中的尴尬经历，联想到钓鱼和工作有相似的一面。他强调如果在工作前还未考虑周全，便匆忙打造一个个不稳定的座位来，祸事自然会找上门来，并进而联想到国家的发展。对现实极为关注的李尚圭经常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描写和思考的过程中，笔触不经意地就滑向了对现实的批判。
李尚圭热爱传统、重视历史，但对自身的历史传统又有着极为冷静清醒的认知。李尚圭在随笔散文创作中，对韩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诸多负面成分进行了冷静的审视，他指出当下许多的社会问题，追根溯源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他在《我们的传统是珍贵的？》一文中，对于韩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意识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亲缘文化、圈子文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历史演变过程中，这种独具韩国特色的亲缘文化与圈子文化的形成固然有其历史和社会背景，但在现实社会中它们却有着偏离其本意的发展趋势，并逐渐演变成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
李尚圭认为，对血缘关系的重视，源自于农业的生产生活组织形式。韩国家族意识的浓厚既有其本土的社会原因，也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李尚圭在作品中主要揭示的是前一种原因。韩国之前是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重要的生活方式。但由于其国土面积的70%为山区，这就导致农业用地非常有限，为了“通过务农来维持生计，那个时候大家自然会觉得农业用地异常宝贵，以耕地为中心，群聚而居则成了再自然不过的现象。”
这也客观上促成了早期村落的形成。农业文明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急需劳动力，所以生育变得极为重要，再加上当时人们结婚早，“孩子也多得几乎无法确切估算”，这也使得“给孩子们成家、分家”成为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便形成了一种在李尚圭看来“不足为奇”的“文化景观”，即“整个村子由同姓的、本家的人构成”
，这也是家族意识最初能够产生的社会背景。在儒教文化的影响下，“韩国人的家族意识具有悠久的传统，社会影响广泛，几乎深入到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家庭在韩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不同于西方社会中仅由父母儿女构成的小家庭，韩国的家庭范围更为广泛，是一种由相同血缘的各个小家庭集合起来的“大家庭”模式。在韩国家族的家谱中，不仅包含家族中有史可查的所有前辈先人，甚至还包括未来五六代男性子孙的名字。由此可见，血缘关系成为维系这种家庭模式的关键所在，而对韩国人而言，最重要的亲属就是和他们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处在圈子核心位置的前辈。而随着圈子的向外扩散，关系的亲密程度也逐渐递减。
文化交流是民族沟通的重要途径。如何增进不同民族间的理解与认同，在李尚圭看来，文化应该发挥其沟通与桥梁的作用。大地有界，文化无疆。文化的宣传才是真正具有建设性的宣传，因为它会使人相互了解，相互尊敬，相互帮忙。而李尚圭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理念。有感于延边地区朝鲜族文学事业发展的落后，他倾尽全力地对其进行帮助，并由此拉开了他促进中韩文化交流事业的序幕。他号召韩国社会和文学界帮助和支援延边的文学期刊《阿里郎》，因为这是承载中国朝鲜族作家作品的良好载体，也是了解其文化精神的重要平台。“当今社会，我们若不想在世界化的潮流中落伍，必须知己知彼。”
加强民间的文化与文明交流是世界潮流的趋势所在。
李尚圭不仅关心人类自身的生活，还颇有动物叙事的情怀。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作为心系社会且有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李尚圭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而是竭尽所能去帮助生活中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博爱的李尚圭对于世间万物均抱有一视同仁的态度，这也决定了他所帮助的对象绝不仅仅局限于人类，还有与人类休戚与共的生灵。李尚圭对于动物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从他在散文中为这些生命给予的篇幅便可一窥究竟。在《素井漫谈》这部散文集中，至少有七篇文字是以描写动物为主的：被收留的流浪猫、路边树枝上的喜鹊、院子里的山蜘蛛、被打捞上岸的鲤鱼与淡水虾……均可以作为作者描写的对象出现在散文当中。人和动物的关系是李尚圭在思考与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选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这些散文中的动物意象也承载着李尚圭诸多的情感寄托、社会批判、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于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关系的反思。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尚圭散文中的“动物叙事”才更加显得独特而内涵丰富。
李尚圭的动物叙事，最终依然是为了回归对人类自身生存境域的反思。在《喜鹊巢带给人类的讯息》中，作者在为喜鹊筑巢能力所折服的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的“豆腐渣”工程大加斥责。喜鹊筑巢的第一原则是安全：“喜鹊很聪明，有着卓越的预知能力，它可以分辨出安全和不安全的树木……只要树木存在一丝危险，喜鹊便不会在上边筑巢”
；反观人类，“号称自己在地球上头脑最发达”，却目空一切，全然不把安全第一放在眼里。李尚圭坦言，“人类经过长年累月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社会”
，但住房安全问题的频频发生却暴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即精神文明并没有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增长而相应提高。人们在拜金主义思潮的侵袭下，竟然做出“无视那么多人的生命，抱着利用豆腐渣工程来致富”
的举动，这和喜鹊“安全第一，宁缺毋滥”的生存智慧相比，简直相形见绌，高下立判。如果按照人类自我感觉良好的标准，人类无疑在力量、智力、品行各方面都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但喜鹊筑巢的事实则告诉我们，人类的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是多么的滑稽与可笑。
李尚圭在其借动物叙事作品中彰显着他的良知和良能，我们也从他文字的背后感受到了他心系底层、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作为对社会问题较为敏感的李尚圭，也通过散文的笔触，表达着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认知。《父亲教给孩子的谬论》《令人羞愧的传承》《穷孬夫与富兴夫》都是他有感于韩国教育现状而写下的文字。李尚圭对于所谓的“学历至上，文凭通吃”的说法是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更好地成长，此所谓“教人活得更像个人”，而为了追求学历与文凭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可以为此牺牲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显然就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李尚圭放眼整个韩国社会，人们对于教育的热度堪比孟母三迁：能力有限、不能出国的家庭拼命要让孩子上名牌大学，而有能力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则更是“不惜搭上一个家庭的命运”：“大雁爸爸”把妻儿送到海外去读书，而自己留在国内拼命赚钱，最终“沦为挣钱的机器”，因过度劳累而不幸身亡；妈妈则“沦落成了照料孩子的佣人”，“过热的教育引发了一个家庭的悲剧”，教育的题中之义本不该如此。李尚圭甚至把韩国的这股畸形教育浪潮上升到了“招致亡国”的高度，为那些即将送孩子去大学的父母敲响了警钟。
李尚圭对教育热持一种理性与冷静的态度，并不意味着他不看重教育，恰恰相反，在李尚圭的教育观中教育是一种广义的教育，而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学校内的狭义的教育。比起学校的专业与正规教育，来自父母的家庭教育在李尚圭看来似乎更为重要。李尚圭教育观的核心在于“教人活得更像个人”，而父母对子女的干涉与溺爱，则剥夺了其成为一个健全之人的可能性。过多的干涉与命令让孩子变得无能，过多的溺爱则让他们丧失了自立意识，无法在逆境中克服困难。李尚圭坦言，孩子教育的失败，社会当然也有些许责任，但“首要责任、次要责任，我觉得都应该由父母来承担。”
而在《父亲教给孩子的谬论》中，李尚圭则对于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不懂装懂，将错误当做真实的行为表示了担忧。历史是严肃而认真的，不认识历史就无法把握现在，展望未来。但现实却是，很多父母担心被孩子的问题问住答不上来而羞愧难当，所以便想当然地将自以为正确的谬论当作真实教给了孩子。真相在李尚圭看来异常重要。他曾在《迷失的真相》一文中对当今这个“真相迷失”的社会中发生的种种怪现象感到遗憾与无奈，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掩盖真相的人，难道和他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没有一点关系吗？李尚圭本人就非常重视对于子女的言传身教，其子在其耐心劝说下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而女儿也受他影响潜移默化地爱上了诗歌文学，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韩国金锺焕 教授不仅对李尚圭的诗歌创作赞赏有加，更对他的教子有方表示了钦佩；韩国诗人李宰户更是在评价李尚圭女儿的诗作时说，她的诗“与其说是由于天赋而具有哲理性，倒不如说是女儿美丽的心灵花园被父亲栽培的结果。”
韩国的多家媒体也曾多次对父女二人进行采访，探讨他开放式的家庭教育方法，看来李尚圭在教育子女方面确实有着过人之处。
李尚圭认为，走在时间前面，做好充分的准备，是获得安稳平顺的前提条件。李尚圭曾在《底座的叛乱》一文中讲述了他在钓鱼时，因没有提前调整好座位的底座而失去重心掉入水中的一段经历。这也不妨看作是他对于教育与工作关系的一种隐喻的象征描写，底座代表着工作前所接受的教育，而钓鱼则是作为工作的一种隐喻：“就像这样，不管什么事，人们还未考虑周全，便匆忙打造出一个个不稳定的座位来。人在上边工作，祸事自然会找上门来……如果不想摔下去，自己坐的座位得结实点才行。”
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充实自己的专业学识、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才是把工作做好的前提条件；如若不然，掉入水中的尴尬经历还会在日后持续不断地发生。当今韩国职业道德危机的出现，追根溯源是人们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艰苦奋斗被享乐拜金所取代，而要想扭转这一局面，诉诸教育，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举措。
李尚圭有大爱之心，注重帮助他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李尚圭重视教育，还体现在他不惜花费重金去资助那些上不起学的穷学生。尽管由于种种不可抗力，他曾经不得不牺牲本人或是其家人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但在面对其他因贫困而无法上学的孩子时，他还是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尽量为他们提供入学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和别人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韩国接受现代教育的前提是需要大量金钱的支撑，这也让教育资源的分配变得极为不均衡，富人接受更好的教育，穷人则只能在高昂的学费面前望而却步。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是韩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之一，高收入人群的全部收入中教育投资所占的比重远高于低收入人群，更不要说那些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底层民众了；“家境好的学生能够上得起补习班，成绩也往往优于家境贫寒的学生，这又导致教育的不均等引起的阶层分化现象”
，“上流阶层和下流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了教育差距，这最终可能导致社会差距的固定化。”
尽管仅凭李尚圭一己之力，根本无力改变这种现状，但起码他为教育公平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值得人们尊敬。李尚圭对于扩充学识的重要性极为强调，认为这是在残酷社会环境中安身立命的必然选择。“若想让自身不沦为自然法则中无辜的牺牲者，就只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强者。因此我们在这残酷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比别人学得更多，比别人积累更多的财富”
。
李尚圭作为一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自然也对于韩国职业道德的现状格外关注，并有着自己的认知与理解。当然，他在散文中所强调的职业道德更多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范畴，尽管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职业人员，但李尚圭并没有将其严格地区别对待，而是对这些人都提出了普遍的职业道德标准，即爱岗敬业、诚信友善、尽职尽责、勤俭节约等。在李尚圭看来，只要每个人都身居其位、各安其职，社会就能正常地运转；而现在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不遵守行业规范，导致了职业道德出现严重滑坡。
李尚圭在生活上向来主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也直接影响着他的企业经营理念的形成与建构。在李尚圭看来，任何工作都是有其价值所在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用心去做。李尚圭在《老人与清洁工》一文中，就赞扬了清洁工人对于工作的尽职尽责，与对自己负责的事情毫无怨言的工作态度，对比清洁工的负责，他为自己的无所事事而感到羞愧，但实际上真正感到羞愧的应该是他笔下所讽刺的那些人吧。李尚圭认为，平凡之人亦能从日常生活生存中绽放独特的光彩，关键在于每个个体对待生命生活的态度。
李尚圭极为重视文学创作的社会使命，他认为只有扎根于真实大地上的创作，才能够体现出文艺的生命力，并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李尚圭也曾在《纪念金学铁先生》一文的结尾处，赞扬金学铁先生对于读书与创作的热爱。他认为能够真正成为金学铁先生生活慰藉品的只有读书和创作，而在“创作”一词的后面，李尚圭特意补充到“披露现实”，足以见得他对于文学披露现实作用的强调与重视。这种创作观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李尚圭的写作，让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去揭露现实、反映矛盾。韩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底层民众成为他目光经常投射到的对象，他通过描写弱小的动物寄托着自己对于底层百姓的同情；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另一后果是人们对于教育的热衷，韩国的教育热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话题，而在李尚圭看来，以理性的态度给这股热潮降降温才是当下应该做的事；教育水平的高低不是以文凭来衡量，而是以做事和做人的能力和水平作为参照，韩国当下职工职业素养的低下很大程度上是最初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如此种种，都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责任。在当下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家对于现实生活有所疏离，脱离生活、游离现实、淡化矛盾的创作倾向几乎成为一种常态，李尚圭是少有的能够植根于现实创作的作家，他一直正视并致力于表达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堪称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精神的确应该得到有力的肯定。
在李尚圭的作品中，非常注重探索人的生成与塑造。关于理想民族人格的建构一直是李尚圭孜孜不倦所思考与探索的事情，以至于在旅行途中，所见所闻都能成为他思考这一问题的切入口。在《白鹭变乌鸦飞行之日》中，昭阳湖的白鹭又一次让作者陷入了沉思，也成为他理想人格的象征与寄托。李尚圭有一篇散文就叫做《等待的美学》，把“等待”上升到美学的高度，足以见得他对于等待有着自己的一套哲学认知。等待是一种慢生活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在现代社会却显得如此奢侈。现代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压制着空间和时间，让处于夹缝中的现代人倍感焦虑，“不懂原谅，匆匆忙忙，焦躁不安”则成为心灵的常态。而在李尚圭看来，这无疑是对于自己本心与本性的背叛，因为“等待是人类的权利、义务，也是人类的幸福”，“在等待中成熟，在等待中萌发浓浓的爱情，在等待中创造人生之韵味”
，这种悠然自得的心态也应该是人类才能拥有的美好性情，唯有“充盈的时间”才能有“悠然自在的感觉”，疲惫的心灵也才能够得到抚慰，也只有“懂得原谅，懂得忍耐的等待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生活。”
但不堪的现实却令作者失望：“为了谋求一己私利，不惜残忍地践踏、诬陷他人；为了个人之乐，令更多的人皱眉愤怒；只信奉自身，不懂得等待；将信义弃之如履，利己主义泛滥成灾。”
所谓“悠然自得”的状态如今在人类身上似乎难觅其踪迹，作者也只能靠欣赏白鹭来求得一丝心灵上的慰藉。李尚圭借白鹭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有感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实，他甚是希望现代人能像他们的祖先那样，从白鹭身上学会等待，学会默默行动与沉稳从容，“拥有懂得原谅，不入堕落之地的雅士气质，从而懂得沉默，懂得享受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