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9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在其1877年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李希霍芬将公元前127—公元前114年的中国与河间地区、印度等进行丝绸交易的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后来,德国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对丝绸之路的概念和范围进行了延伸,他主张将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即它是古代中国经过中亚通往西亚、欧洲、南亚、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
古代的丝绸之路以中国西汉都城长安为起点,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叙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到达地中海,全长6000多千米,是连接亚欧大陆的贸易之路和文化之路。2000多年来,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丝绸之路交换彼此的特色物品,也传播了佛教、基督教等文化思想。随着历史的变迁,丝绸之路已经超越丝绸贸易的范畴,成为古代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文化符号。
随着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增加,丝绸之路的含义和路径也得到了拓展。在以西汉张骞所开辟的“西北丝绸之路”路线上还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也有从长安经成都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经南洋到阿拉伯海和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流通道被称为丝绸之路。汉武帝时期之后,西汉的商人还常出海贸易,开辟了海上交通要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分两条:主干是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在丝绸之路中占据主要位置;支线是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据次要的地位。
从历史上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取得了很大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三国时期之后的其他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也一直与北方对峙,推动了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航海经验的积累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
丝绸之路的第一次中断是在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崛起的初期,也就是中国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经历隋唐时期的社会动乱,唐朝因为战乱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阿拔斯王朝开始扩张战争并且勾结吐蕃侵犯唐朝边境,因而阻断了丝绸之路中亚段的通行。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第二次中断是在塞尔柱帝国崛起时,也就是中国宋朝末年,当时宋朝国力下降,丝绸之路贸易量逐年减少。直到元代初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骑兵对中亚各国大规模屠杀,造成数千里无人区,丝绸之路一度中断,直到明朝明成祖时期才有所恢复。
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也进入鼎盛时期。明、清两代,由于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大港。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并一直延续至鸦片战争前夕,久盛不衰。鸦片战争后,中国海权丧失,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从此,海上丝绸之路一蹶不振,进入了衰落期。这种状况贯穿整个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因穿行于横断山区,又称高山峡谷丝绸之路。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原群雄割据,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今印度)之间开辟了一条丝绸之路,延续2个多世纪尚未为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称它为“秘密丝绸之路”。直至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系由身毒转贩而来,他向汉武帝报告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张骞打通“蜀身毒道”。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延续2000多年,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出海通道被切断,沿丝绸之路西南道开辟的滇缅公路、中印公路运输空前繁忙,成为支援后方的生命线。
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为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和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希望借助“丝绸之路”文化内涵打造的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平台,将有志于合作共赢的国家和地区都吸纳进来,所以,对参与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并不设限。因此,中国政府也并未对“一带一路”进行行政区域划分。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也有了新的拓展,相关概念和提出时间以及涉及区域如表1-1所示,但实质上的“一带一路”区域并不局限于此。
表1-1 “一带一路”倡议概念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