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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的复杂化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已经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现在和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要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和交流。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但它符合广大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因而也属于全世界；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历史，但也迎面痛击“逆全球化”的浪潮；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交流虽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起点，但又不拘泥于地理分布。通过团结国内外的和平力量，共同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均衡互惠的多民族、多主体、多区域的社会经济网络，为坚定和平发展的主题贡献坚实和充沛的能量。
受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传统的地理空间关系和地域关系对发展的约束进一步降低，欧盟和中国等世界和平新兴力量的崛起挑战了过去“一超多强”的世界政治格局。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尤其是传统发达国家与向传统政治格局发起挑战的崛起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更加严峻。旧的国际秩序在协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政治平等、贸易互惠、能源保障、环境共担方面较为乏力，迫切地需要一个新的秩序来转变危局。
2008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广泛地波及西方诸国，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进一步降低。与此同时，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提速，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金砖国家（BRICS）由特指“世界新兴市场”的概念演变成一种国际合作机制，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中国（China）和南非（South Africa）5国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经济危机后，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升格为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引起了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双方之间的政治地位差距也进一步缩小。传统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欧盟的崛起使得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进一步分化。欧洲统一的思想由来已久，1646年波希米亚国王就提出，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应该成立联盟，以此来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扩张。19世纪初拿破仑和20世纪中期荷兰、比利时、卢森堡3国先后组成关税联盟，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6年9月提议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50年5月，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才得到真正的落实。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欧共体首脑会议在1991年12月11日通过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简称《条约》），《条约》的生效标志着欧洲共同体从经济实体过渡为政治实体。
20世纪，欧盟在关税协定、政治磋商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并没有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实质性的冲击。1999年1月1日，欧盟正式启动欧元，致力于将欧元打造成为欧元区唯一法定货币。至此，以欧元为代表的欧盟展示出其强大的影响力。欧元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经济货币改革的最大成果，它把四分五裂的欧洲变成了统一的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欧元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作为欧元区的法定货币，欧元被摩纳哥、圣马力诺、梵蒂冈等欧洲的很多非欧盟国家逐渐纳入本国货币体系，作为重要的支付工具。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欧元区已经扩展至19个成员国，覆盖3.4亿人，在整个国际支付中占36%的份额，成为继美元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流通货币和第二大储备货币。茁壮成长的欧元是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挑战，也极大地冲击了美元信用体系，使得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发展中国家强势崛起，向传统的西方阵营发起挑战，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传统的“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基础，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和传统产业与新兴科技产业的轮动，贸易摩擦相比以往更加激烈。20世纪下半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整体上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着经济体量和综合国力的变化。如今，非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全球的40%左右，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也达到了80%。发展中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必然会与发达国家产生利益冲突，会以更为激烈的方式对高素质的人口、大体量的资本和更先进的技术等优质生产要素进行角逐。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重心就一直在大西洋沿岸，北美和西欧是世界经济的两大经济体。日本崛起也并未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只是世界经济版图中东北亚的一个孤立亮点。但随着中国、韩国以及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的重心开始向东方发生偏移，许多亚洲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了解放。亚洲国家凭借更广阔的市场、更便宜和更充足的劳动力以及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正在走向崛起之路。而教育的普及以及技术的进步又加速了亚洲经济的振兴。从发展态势看，太平洋地区展示出比大西洋沿岸更大的发展潜力。
为了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和本国居民的就业，维持其发达国家的地位，通过现有的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获取经济价值，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通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打压。1980年7月至2010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实施了近100项反倾销措施，涉及纺织、家电、化工、家具、五金以及农副产品等制造业，涉及金额也越来越高，是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体现。2006—2007年，美国商务部对我国的平张涂布纸以及钢铁、木材和信息行业发起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中美双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则更加繁多，美国设有5万多项技术标准和政府采购细则，4万多项私营标准机构、专业学会等指定标准。中国绝大部分出口产品会遭受美国的限制和约束，在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摩擦更是不断升级。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但形式更加合法化和隐蔽化，从经济贸易领域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自2004年3月18日起，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恶意加征歧视性关税，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方纷纷对中国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制裁，并且通过立法将贸易制裁合法化。此外，美国还将人权等当作借口在贸易谈判中向中国施压，将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此来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中严重违反了国际劳工标准，因此，于2004年5月强势推广SA8000认证，对中国的劳动用工进行干涉和指责，以此来打压中国的贸易优势。
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双方之间贸易发展不平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并且随着经济发展，贸易逆差越来越严重。中国在上一轮的产业转移中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数量累积来赚取比例较低的加工费用。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贸易摩擦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贸易领域的角逐，而带有越来越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冲突。在与发达国家角逐的过程中，中国企业的行业自律性较弱，法律维权意识较为淡薄，遭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国际冲突不断，给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广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世界战略力量的对比更趋均衡。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时有抬头，通过操纵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方式，实现各区域的战略制衡。
全球和区域性安全问题持续发酵，2012年，菲律宾、越南在东盟区域会议上强推南海争议话题，搅动南海周边的安全局势，当时的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的非法“购买钓鱼岛”计划，引发中日关系危机。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内战，搅动了整个西亚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局势。2013年6月5日，斯诺登开始陆续公布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信息监听的范围包括世界各国的国家领导人、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和政府机构，信息安全危及全世界。
随着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区域安全也增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为此，美国政府相继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战略”，强化亚太军事同盟，加大军事部署以及干预力度。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支持中国台湾地区民进党的“台独”势力，扶植“港独”和“藏独”势力，严重威胁着中国的陆地和海洋领土安全，企图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环境更趋复杂，我国在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逐渐步入新常态。而国内的东中西部差距日益加大，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1999—2012年，中国的前七大贸易伙伴为欧盟国家、美国、日本、东盟国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市场逐渐萎靡，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压力，要改变对美、欧、日、韩以及东盟市场的被动依赖局面，需要将改革开放扩大至中西部地区，面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地区、非洲地区，进行经济技术和金融合作，打造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新格局。在这一思路下，要重新认识经济新常态背后的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问题，重新审视经济结构和区域布局继续优化的问题以及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问题。
2012年，我国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的增长速度首次低于10%，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换挡升级。这一特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国际经验来看，90%以上的国家经过高速增长之后会减速，这与发达国家的历史阶段相似，也与亚洲发达地区的成长经历相似。认清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特征，发掘经济新常态面临的问题，科学合理地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是我们面临新常态的必然选择。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具有三个一般特征。
中国将从持续的高速增长逐渐转换为中高速的增长，要顺应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转移到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伴随经济增长放缓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但难以向上持续突破，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这一阶段。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划分标准，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应审慎对待这一特殊现象，寻找破局之道。2014年以前，拉美国家平均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40年，其中，哥伦比亚摆脱陷阱的时间最短，为35年，而阿根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52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就是低端产业的不可持续性，在发展前期引进大量的低端制造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获得了经济总量的增长，但经过一段时间，低端产业的弊端就凸显出来，较低的附加值使得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难以得到保障，消耗的大量能源资源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经济无法持续实现量的增长时，要更多地关注经济质量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于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和便宜的劳动力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低附加值制造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登上高峰以及国内劳动力峰值的到来，我国经济在1992—2012年出现了高速增长奇迹。但是，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以后，各国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将促进就业、重振制造业当作本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各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严重挤压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国内的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在生育率下降、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共同作用下，流向制造业的劳动力持续减少，人口红利期结束后，制造业的神话难以续写。经济增长驱动机制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解放以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资源价格和人力成本都得到了提升，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变化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降低，需求提振成为重要因素。第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工业的占比也开始达到峰值，第三产业亟须发展。第三，简单的低端制造要升级转型，只有高端产品、技术资本才能“走出去”。而我国正处于以上三个问题的调整阵痛期。2012年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船舶、平板玻璃五大行业的平均利用率仅为73%，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外也在积极振兴制造业，吸纳就业。为了刺激经济，中国政府投资的40000亿元有50%左右投资在了铁路、公路、机场和电网建设中，大量的基础建设带来了钢铁、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强劲需求。虽然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增加就业，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但基础设施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大规模的新基建不可能长期持续进行。因而，依靠投资兴建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也不具有可持续性。与此同时，为匹配基础设施建设所维持的产能开始大量过剩，加上出口受挫的消费品出现严重的供给过剩，这些产品同时转向国内消费市场，会导致国内市场难以顺利消化，难以实现供求平衡。
我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表现为城乡差距、东中西部差距和南北差距三个方面。我国曾采取多项措施来弥补区域经济差距，但最终效果较为有限，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其原因在于国内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分割比较严重，土地、资源等生产资料并未进行市场化，难以充分地进行自由流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核心之一便是城乡户籍制度，将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并对两者执行不同的政策制度，如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非农户籍人口拥有了各种特权和福利，逐渐形成了不对等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的措施，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和贫困问题，但不利于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对乡镇企业的支持也由于环境等问题转为限制发展。与此同时，城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不断激化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在居民收入不对等、社会福利不对等、投入机制不对等的格局下，城乡差距逐渐扩大，这些因素成为不同区域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构成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实行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与此同时，还带来了产业结构失衡和区域失衡问题。虽然我国政府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一系列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措施，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未能从根本上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此外，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利用发展外贸型经济方面具有先发优势，可以将积累起来的技术和资本进行现代化运营，以上市公司、投资公司等形式吸纳全国的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资本，利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为本地区谋求利益，使得区域间的差异进一步分化。这种运用全域资源为本区域积累效益的现象也广泛地存在于各个省的省会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还存在于南北方之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中的标准，将秦岭淮河一线划为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南方经济发展明显优于北方。1978—2000年，我国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缩小趋势；2000—2008年，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从1.39倍缩减至1.32倍；2009—2012年，南北方经济的比重相对稳定地保持在1.32倍上下。但在2013年后，这一差距扩大出现明显加速。因此，从名义GDP来看，我国南北经济差距的形成时间为2008—2013年。而南北经济差距的存在又给城乡经济差距和东中西部经济差距增加了更高的复杂度。
我国于2012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能够满足我国90%左右的能源消费需求，基本实现能源的自给自足。但是，由于人口众多、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不同，我国依然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资源约束矛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虽然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产量逐年提高，但在人口增长的趋势下，人均拥有量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7.5%。经济发展进一步激发了能源消费量，但在过去这一阶段主要是由于工业交通等耗能所导致的能源消费增加。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等电气化产品数量的增加会使居民消费端的能源消耗迅速增加，从而使资源约束不断加剧。
煤炭和石油作为传统的化石能源，会产生较高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传统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在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迫切需要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式进行加工和利用。资源禀赋制约着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使我国成为并将长期处于一个以化石能源消费为主、清洁能源消费为辅的国家，难以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和推广。2011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2.3亿千瓦，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4700万千瓦，光伏装机容量达到300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超过2亿平方米，但是面对庞大的经济体量，非化石能源的占比依然过低，仅为8%。
我国的能源主要分布在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如煤炭集中地分布在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贵州、宁夏6省（区），呈现西多东少、北富南贫的格局。而石油又集中地分布在渤海湾盆地、塔里木盆地、松辽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珠江口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和东海大陆架盆地八大盆地，地理分布也比较分散。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重庆盆地、准噶尔盆地，其中，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的资源占总天然气资源的40%以上。在非化石能源方面，风能主要分布在东南的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西北的内蒙古、甘肃地区以及东北的黑龙江、吉林和辽东半岛的沿海地区。风能多分布于交通不便、地处偏僻的农牧渔区，电网难以普及。水能集中分布在长江、珠江、松花江水域的阶梯交界处，主要为我国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西南地区。而经济发达能耗较高的地区多为东部沿海以及省会城市，能源供求错配严重，实现供求平衡需要庞大的运输体系。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能耗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电力的能耗迅速增长。基于我国的资源禀赋，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我国无法实现自给自足，需要大量地依赖进口，形成了较高的能源对外依存度。石油的对外依存度由21世纪初的32%提高到2012年的57%，而石油在海上运输的安全风险加大，跨境的油气管道安全运行风险突出，能源安全的形势十分严峻。
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以及其他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大量的耕地、林地和草原被占用和破坏，同时造成了大量的水资源污染，向空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严重污染了空气质量。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压力，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和雾霾等环境污染受到来自周边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对我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也潜在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