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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不难看出，我国刑事合规建设主要是由检察机关主导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让企业建立完善的合规制度，推动企业刑事合规与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检察建议相结合。刑事合规的有效作用不仅可以体现在检察机关提高案件处置效率，落实“少捕、慎诉”司法精神；另外也能帮助企业隔离风险、预防犯罪，甚至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管理价值。因此，推行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涵盖了检察机关和企业两个维度。
根据《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时，应当注意审查是否符合企业合规试点以及第三方机制的适用条件，并及时征询涉案企业、个人的意见”。这意味着合规不起诉机制的适用是由我国的检察机关来决定的。此外，通过合规不起诉试点改革情况不难看出，目前大部分检察机关都是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合规不起诉机制，并将企业合规的整改结果作为“不起诉”决定的重要参考。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不起诉的情形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相对不起诉）以及证据不足不起诉。其中“酌定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犯罪目的和动机、犯罪手段、危害后果、悔罪表现以及一贯表现等进行综合考虑后，可以决定不予起诉。随着合规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刑事合规逐渐成为检察院在酌定不起诉制度中行使裁量权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如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签署具结书，法院则可以选择依法从宽处理的制度。2019年10月24日，最高检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共同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除明确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外，还对办案过程中速裁程序的启用、适用条件、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规定。这表明检察院在提高案件处置效率、认罪认罚以及降低犯罪频率三个不同层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刑事合规不起诉机制被引入后，刑事合规也成为连接三者的桥梁，缓解了检察机关面临的难题（见图1-2）。
图1-2 刑事合规三个层面
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明确在北京、上海等18个城市开展认罪认罚的试点工作。2019年10月24日，《意见》的发布标志着我国认罪认罚制度的正式实施。
《意见》中明确规定：“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法院可以根据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内容以及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判决。从《意见》中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必须满足“认罪”和“认罚”两个条件，尤其是要求涉案企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而合规不起诉机制则无此强制性要求；只要涉案企业自愿认罪，同时作出合规承诺，提交合规整改计划，检察机关便可以根据其整改表现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合规不起诉机制实际上是将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扩展到了刑事合规领域，相当于将刑事合规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条件之一。
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刑事司法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法律制度的形式上存在明显的共同性，即“从宽”。从宽不仅包括实体上的从宽，还包括程序上的从宽，“也就是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轻缓的强制措施，作出轻缓的程序性处理或者适用更为便利的诉讼程序”。例如，在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时如果有认罪认罚的情节，一般将被认定为没有社会危险性，通常可以适用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在程序上侦查机关可以依法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起诉、提出缓刑建议，人民法院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等。
此外，在最高检发布的第二批指导案例中可以看出，虽然《意见》将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适用范围限定在“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时”中，但也有试点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阶段，或者在侦查阶段启用合规不起诉机制，并将企业合规整改的结果作为“不批捕”的重要参考。
企业合规被赋予的多种定义层出不穷，加之其可以起到检测、预防企业刑事犯罪的作用，使得有学者认为刑事合规的本质是以民事制裁、风险管理、企业优化升级为载体的缓刑政策，这也侧面印证了合规后具有使企业获得缓刑的积极作用。
这一利好结果的现实依据可以追溯至20世纪美国检察院颁布的《司法手册》（ Justice Manual ）。企业应该对其员工和代理人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检察官实践中如何对刑罚进行斟酌则需要参考《司法手册》，其中就包括以签署合规计划为前提的暂缓起诉（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DPA）与不起诉（Non-Prosecution Agreements，NPA）两种典型方式。此外1984年美国颁布的《量刑改革法》创设量刑委员会，其中就涉及对组织的缓刑和罚款事项，合规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制度仅适用于自然人犯罪，无法适用于单位犯罪，导致实践中只有通过对个人判处缓刑的方式，才有可能对企业适用缓刑。如此一来，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执法机关往往用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责任。而在刑事合规制度引入后，法院经过庭审，判决企业缓刑，将合规计划的实施结果、整改情况等作为判处缓刑的考察内容。这使企业获得缓刑成为可能，不仅可以为其贯彻落实内部合规改革与整顿现存问题提供机会和理论支持，也为司法机关在追责犯罪中充分观照企业社会责任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由于刑事责任往往会为企业带来沉重的打击，一旦发生可能会直接导致企业的消亡，而刑事合规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减轻其可能承担的刑事法律责任。
我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单位犯罪，我国《刑法》采取的是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在双罚制的施行前提下，一方面，企业可能会因为高额的罚金而走向破产消亡；另一方面，企业的负责人可能会身败名裂、锒铛入狱。
企业刑事合规的逐步推进可以帮助企业将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剥离，一旦发生合规风险，企业可以刑事合规为由进行抗辩，将刑事合规作为刑事责任阻却事由，以减轻企业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
以雀巢公司员工侵犯公民信息案为例。当时雀巢的市场业务经理郑某，为了开拓市场，从多家医院获取了12万余条产妇的相关信息，案件中郑某主张其行为属于单位犯罪，但是没有得到法院支持。雀巢公司之所以没有在此案中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主要是因为企业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刑事合规体系，并据此对员工进行了合规培训。雀巢公司以合规为由提出抗辩，法院也最终采纳了雀巢公司的抗辩理由。
因此，刑事合规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能够帮助企业减轻甚至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刑事合规体系的建设作为其核心战略的原因之一。
企业刑事合规风险，通常是指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由于企业自身或者企业内部人员的刑事违规行为导致的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企业建立刑事合规的首要目的在于帮助企业识别和应对刑事合规风险，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刑事案件的产生。
首先，企业刑事合规往往包括风险识别机制，运用不同的识别方法，根据企业所处行业的特点、自身需求等情况，定位企业可能会面临的刑事合规风险。其次，刑事合规还包含刑事合规风险应对机制，在识别出企业刑事合规风险后，风险应对机制会帮助企业管理风险、处置风险，以避免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帮助企业实现合规目标，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此外，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逐步建立的经营目标、经营方针、核心价值、企业名誉、企业形象等内容的统称。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企业刑事合规不仅是一套“冷冰冰”的制度，更应该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合规不仅可以帮助企业避免风险、减轻责任，更可以助力企业提升文化价值。我国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指引》就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应加强合规文化建设，并将合规文化建设融入企业文化建设全过程”。
企业刑事合规的施行，要求企业就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企业的合规等方面内容，对企业的合规监管人员、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进行定期培训，不断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将企业刑事合规逐渐融入企业的文化建设中，不断提升企业的文化内核。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个人，要想从根本上避免刑事合规风险的发生，就要从企业文化出发、从个人思想建设出发，逐步营造出“知法、懂法、守法”的合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