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交易与匹配

市场是人类为了满足欲望和需求而进行物质或者利益交换的场所。不同于当今理性的功利交易行为，古代先民认为万物都是有灵魂的，除了分配社会资源以外，物质交换还具有传递精神、历史和凝聚社会的功能，这就给早期的市场交易增添了一些仪式感。固定的市场作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提供居民的日常所需。而在商贸路线上的市场，把各地物产汇聚一堂，勾勒出地区性至世界性的贸易网络。

3.3.1　交易和商品合约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人类独存在交换与易货的倾向。”实际上，这句话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以交易为生是被迫的。交易只能算是人们的第三种选项，还有两种生存方式：一个是掠夺，另一个是控制。能够轻而易举地掠夺，谁愿意费力交换；能够计划生产、控制销售，谁愿意冒险交易。只有在难以轻而易举地掠夺或者无法控制销售时，人们才会想到并且实施相互交换、各取所需。

从历史来看，“商品”概念的范围是不断扩张的，从有形的商品到无形的劳务或者服务。物品、技术、知识、信息和数据作为商品既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诸如“碳排放权”之类的交易体现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系统的理解和运用取得新的进步。生产既是对相关的物质元素重新进行排列、组合的过程，也是把精神智力元素加入其中的过程，还是物理元素与精神元素的重构过程。

商品在物质、能量、信息等“实体”的分化组合与循环流转中，在特定的阶段与场合中，才会形成对人有价值的效用，而消费者和生产商所要捕捉的就是这些特定的阶段与场合。商品的具体形态体现着生产商所掌握的作为物理元素与精神元素“合成的技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环境中，商品立即具备消费者需要的某种有用性即效用，这种“现成性”正是商品的一个本质属性。

稀缺性是大多数有用商品的一种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性质，数量的不足只是一个简单的方面，比如人们对于商品的评价，既随着情境而变化，也随着时间流逝所引起的认识深化而改变，还可能因为他人的评价而产生新的评价。由于主流经济学特别强调数量因素，其他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因素就被隐藏起来，然而这才是人们发起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因。

可以为人们所利用的商品，只要在数量上显著地超过人们的需求，就可以被近似地理解为具有充足的，甚至无限的供应，就像空气那样。并且稀缺性也可能是有用的商品供应未能到达需要的时间或者空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反之，商品的数量只要被认识到可能有所不足，那么人们就会发起争夺战，从而导致所有制的产生和所有权的划分。

合约安排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与现代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某些经济意识或者成分，例如人力资本投资、专业化和交换、所有权与合约安排，主要是按照互惠性交换原则与再分配原则来组织，形成原始的非排他性的共有所有权制度。

人类经过漫长的过程以定居农业经济代替狩猎采集经济，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狩猎采集经济是以非排他性共有所有权来组织，而定居农业是以排他性共有所有权来组织，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革命。随着定居农业的出现，在部落内的专业化分工开始细化，劳动生产力随之提高，剩余商品也随之出现。剩余商品的出现使得交易成为必不可少的活动，这样也促进更为复杂的交易方式与所有权合约安排的出现。

后来，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生产部门，使得交易行为和交易方式发生重大的革命——交易主体由部落之间的交易而逐渐为个人之间的交易所取代，相应地，建立在传统习俗、宗教、宗法、禁忌等基础上的合约安排也为个人合意上的合约关系所取代。个人对财富的完全占有表明私人所有权的出现，而某部落的强大往往会以暴力的方式控制社会资源，确立国家所有权制度，原始定居农业社会的排他共有所有权分别为私人所有权和国有所有权所代替。

随着经济专业化和分工程度的提高，人们交易次数增多，交易越来越复杂。为了减少在市场运作中的交易费用，人们往往会用企业组织合约安排来代替市场合约安排。而现代生产商制度的出现又引发现代经济交易中的两个根本的问题，科斯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对投入和产出的衡量问题，这是能够判定个别要素的贡献，并且衡量各个生产阶段的产出和最终产出。第二个问题是周期替代价值低但是使用寿命长的庞大固定资本投资必须使得交易关系和合约的时间延长。在此期间，价格和成本的不确定性，以及交易当事人一方或者另一方可能做的投机行为都会出现。”

这些问题导致企业内与企业间合约关系的策略性行为，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生产商内部交易，由于所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与条件越来越复杂，要求更为复杂的履行合约机制来实现交易者的合作。合约安排之所以影响经济系统的绩效，主要在于有一套复杂的合约履行机制促进市场要素流通、知识和技术取得、连续生产、快速便易的信息传递和新技术之发明与创新，从而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3.3.2　实验和交易匹配

实验经济学通过对市场理论的实验模拟，集中在对市场均衡结果的检验以及对可能影响市场均衡结果的市场内外参数的研究上，肯定理性经济人假设与实验模型的模拟预测是一致的，特别是存在的各种制度保证经济人趋向理性能够预期的均衡。事实上，经济人几乎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最大化期望效用的意识，但是在一个多期博弈的市场中，通过调整性学习就能很快地趋向均衡状态，不需要特别严格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1948年，美国垄断竞争理论创立者爱德华·张伯伦在哈佛大学课堂上开展了第一个市场实验。在实验中，通过控制相关条件以模拟真实的市场交易，初衷是引导学生理解竞争市场均衡的实现过程，然而实验结果与预期结果并不一致。尽管实验结果不理想，但是为之后的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由此开启了市场实验的研究热潮。

在模拟市场的课堂中，学生们被随机地分为消费者和生产商，商品是一些没有真正内在价值的物品，比如扑克牌、小纸条等。张伯伦给学生们分发一张张标有字母和数据的卡片：字母的“B”和“S”分别代表消费者和生产商，在每张卡片上标有一个价格数据，对于消费者代表保留价格，对于生产商代表生产成本，比如“B-30”表示该消费者愿意最高出价30美元购买商品，而“S-25”表示该生产商愿意最低出价25美元销售商品；生产商的收益为交易价格与生产成本的差值，消费者的收益为保留价格与交易价格的差值；每个参与者都寻求利润最大化，并且不会透露卡片上的信息；学生可以在教室中随意走动，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直到最后交易成功；如果双方成交则交还卡片，同时报告成交价格，最后在黑板上进行公布。

根据理论的预测，均衡交易数量为15个、均衡价格为57美元。然而实际交易数量为19个，平均实际交易价格为52.63美元。交易数量超过竞争性市场出清水平的均衡数量，并且交易价格低于市场出清时的价格，实验结果出现系统性的偏离，如图3-3所示。

在理论的预测中，生产成本为58美元的生产商与保留价格为56美元的消费者进行配对，最终无法达成交易；而在实际交易中，生产成本为58美元的生产商与保留价格为68美元的消费者达成交易。或者说，拥有许多货币的消费者可能无法买到商品，因为商品已经被以低于市场出清水平的价格出售，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如图3-4所示。

张伯伦认为实验的失败源于信息不对称的交易市场，买卖双方不知道对方的私人信息，从而导致部分均衡交易未成立；在现实生活中，诸多因素无法满足市场均衡的前提假设，不可能产生竞争性均衡。他没有对实验方法进行后续的研究。

作为参与实验的一名学生，美国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的看法却不相同，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市场交易制度的设计。1962年，史密斯在普度大学的课堂上再次进行实验，交易机制由最初的“一对一”变成“双向拍卖”，检验在双向拍卖机制下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的结果。结果是产生竞争性均衡，由此获得市场实验的首次成功。

在实验中，交易价格趋向于竞争均衡。随着交易期的增加，收敛速度逐渐减小，交易结果收敛于竞争市场均衡。实验结果证明，公开信息减少低效率交易，使得交易价格逐渐逼近竞争市场的均衡价格；市场达到竞争均衡的有效性与市场的初始经济条件无关，但是初始经济条件会对收敛速度产生影响；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可以考察买卖双方在物质激励下真实的经济行为，如表3-1所示。

以此实验为契机，史密斯确立经济学实验的基本原理，并且提出诱导价值理论，即构造同现实相似的市场环境并且提供物质激励。后续的研究转向关注影响市场均衡的参数变化以及市场势力。

实验经济学为经济理论的验证提供了一个简易、可操作的平台，实验的方法对市场匹配设计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实验能够帮助研究者发现和诊断现有市场的问题、测试新的市场设计；二是实验结果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新设计的实际效果。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为市场结构与市场效率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使得经济学者可以借助实验对复杂的现实进行简化，而且借助实验的精确可控性来探索和评价市场机制及交易制度。实验活动并非提供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干预活动，以此保证实验的可靠性。随着实验现象产生的条件与存在的边界得到澄清，实验知识逐渐形成，实验向理论的反馈由此产生。证伪主义所设想的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图景让位于理论知识的不断改进与实验知识的不断积累，经济学累积进步的观念得以形成。 lc/xQi88gHh+8ThXECVZkRLl0FK7Vi63CV0FQj85H0ZIRui3+U5cCHO2LPSVoR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