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认为世界人口转变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和“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转变主要经历了后两个发展阶段：先是高速增长，随后增长率逐步下降，截至2017年，世界人口增长率达到历年最低点。1960—1965年是世界人口快速增长阶段，人口出生率经历了一个小高峰，其中，1963年的人口出生率为1960年以来的最高值，达36.11‰（见图1-1）。此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女性生育意愿随之降低，进而人口出生率也一路走低，截至2017年，世界平均人口出生率降至18.75‰。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普遍下降的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差异显著，其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降幅最大，2017年，高收入国家人口出生率仅为10.79‰，而低收入国家则高达34.62‰ （见图1-2）。

在人口出生率普遍下降的同时，世界人口死亡率也在迅速下降。过去50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借助于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制度创新、政策红利等，摆脱了之前的贫穷状态，逐步实现了经济起飞，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随着财政收入的提高，政府也逐渐增加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在此背景下，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死亡率下降，人口预期寿命延长。2017年世界人口平均死亡率降至7.61‰，不足1960年17.74‰的一半。随着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双下降以及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逐年提高，劳动参与率下降，世界多数国家纷纷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世界范围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69%（见图1-3），其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情况尤为严重，老年人口占比高达17.43%，其中最严重的是日本，2017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27.04%，居全球第一位。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与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几乎同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过两次人口高速增长阶段，分别是1950—1957年和1962—1972年，其中1962—1972年中国累计出生人口高达3亿（见图1-4），因此，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矛盾逐渐显露。为了遏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人口出生率逐步得到控制。此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参与率的提高，使得妇女生育意愿逐步下降，中国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劳动供给充裕为社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由于人口出生率较低，以及低生育率带来较低的少儿抚养比，减轻了家庭负担，所以家庭成员有更多的精力去工作，从而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家庭收入的增加使得家庭有更多剩余资金用于储蓄，进而提高了社会储蓄率和人均资本。此外，随着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的缩小和所占比重下降，劳动人口供养在学人口的能力相对提高，因此家庭有更多支出用于对孩子的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本水平得以提高。丰富的劳动力供给、逐渐上升的人力资本以及较高的储蓄率催生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红利”期，此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生产性的阶段。在此期间，中国政府推行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排除了一系列制度障碍，使剩余劳动力能够依据就业机会和市场信号，离开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在产业和地域间流动，进入新的、生产率更高的领域就业，中国城乡就业总规模从1978年的4.02亿增加到2015年的7.75亿（蔡昉，2018）。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转化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蔡昉，2008，2010）。1979—2017年，中国GDP平均增速为9.56%，截至2017年，中国GDP总量高达82.08万亿元。

进入21世纪，第一代“婴儿潮”形成的劳动力逐渐老化，同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2017年下降至12.43‰，仅为1987年的一半左右。持续走低的人口出生率，减少了年轻劳动力供给，使得劳动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占比增加。此外，随着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人们的健康水平逐步提高，人口死亡率降低，人均寿命增加，196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仅为43.17岁，而2017年增至76.41岁。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加速了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按联合国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定义，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中国老年人口占比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10.64%，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1-3）。2019年6月18日，联合国人口司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19）》，该报告指出2060年以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持续提高，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72亿，2035年将超过3亿，2050年预计为3.66亿，2060年将达到峰值3.98亿，届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29.83%，随后老年人口数量才会缓慢下降，2100年预计降为3.39亿，但占比将上升至31.8%。从人口老龄化的全球排名看，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重为12.0%，在全球排名第57位，2035年为20.7%，排名升至第44位，到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26.1%，在全球排名第33位，届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26.9%）。

虽然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但其人口结构转型经历的时间较长，这些国家已成功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其创新能力较强，技术水平较高，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比较高。然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政策因素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结果，在较短时间内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转型期较短，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200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按当年官方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NI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3%，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6.3%（蔡昉，2010），“未富先老”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重要特征。蔡昉（2006）认为，“未富”必然使中国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先老”又使得劳动力供应不足，这一矛盾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较大挑战。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较为迅速。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5096.51亿美元，2017年增至41045.04亿美元，是2001年的8倍左右。2004年之前的“人口红利”期，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吸引外商投资，借助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以及依靠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并出口，获得了较大成功。一方面，2001年中国出口总额为2660.98亿美元，2017年已经增加到22635.22亿美元（见图1-5），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成功的，在廉价劳动力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率背景下，依靠发展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了出口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张。然而，当中国人口迅速老化时，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速重要因素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弱，致使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与中国相邻的印度等国家人口结构依然年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较小，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相对比较优势减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挫，2001—2017年，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占比从42.46%下降到22.67%。与此同时，中国人均资本尚处于较低水平，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仍需提高，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和较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尚未完全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因此出口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中国货物进口额由2001年的2435.5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8409.82亿美元（见图1-6），增长幅度略低于出口，贸易顺差呈扩大趋势。近年来，中国的进口产品结构中高技术产品占比较大，低技术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较低。这是因为，近年来中国鼓励技术创新、增强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但在分工日益细化的大背景下，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需要遍布全球的多个企业的参与合作，中国生产高技术产品需要进口大量高技术产品零部件，比如汽车零部件、电子通信器材等，又由于此类产品价值较高，所以近年来中国进口产品结构中高技术产品占比居高不下，加之中国整体的技术水平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不高，大量的高技术产品需要通过进口方能满足需求。因此，进口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研究意义

首先，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将减少劳动力供给，提升劳动力成本。王有鑫（2015）基于2012年OECD国家及其他48个国家经购买力调整的2008年不变价实际工资与人口老龄化关系的散点图，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人均工资更高，劳动生产率增长更为缓慢，因此，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将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其次，根据生命周期假说，理性的人将根据其一生的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来支配其一生的消费。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将使年轻人在工作时期增加储蓄以备将来养老之需，所以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将增加一国的资本存量。最后，按照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一国将出口其资源禀赋相对充足的产品，因此，人口老龄化国家将更多地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在2004年以前的出口产品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一直是最高的（见图1-7）。2004年，中国迎来刘易斯拐点（蔡昉，2008），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涨限制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出口，同年，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LT）占比低于中等技术产品（MT）占比，此后，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比持续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包含的高技术产品（HT）与中等技术产品占比持续提升。

近年来，虽然中国出口产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比不断上升，但对比世界上与中国老龄化程度相当的国家，中国出口产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比远低于其他国家。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0.64%，但出口产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仅为2.27，与中国老龄化程度类似的阿根廷，其老龄化率为11%，而其出口产品中两类产品的比为5.33；新加坡老龄化率为12.29%，其两类产品比为12.57；老龄化程度比中国低的巴西和马来西亚，其出口产品中两类产品之比也分别为6.17和7.12；韩国在2009年时老龄化程度与2017年的中国类似，但当时其两类产品之比已达8.17。与上述国家相比，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比仍然较低。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当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工业化及社会转型尚未完成，劳动力短缺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限，而驱动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技术、研发、创新等能力还远未提高至应有水平。

2017年中国进口产品中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为7.93，远高于出口产品，且1992年以来进口产品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占比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还处于弱势地位，与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此背景下，为了说明人口老龄化对贸易的影响，并对我国的贸易结构的改善提出政策性建议，本书拟从如下方面展开研究：

第一，在Sayan（2005）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包含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两种商品和三个生命周期的OLG模型，并在生产函数中引入预期寿命与技术水平，以考察人口老龄化及技术水平对一国比较优势和进出口结构的影响，全面了解进出口贸易和比较优势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演化机制。

第二，为验证理论模型，本书又做了针对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以及基于OECD国家及中国的进出口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并验证人口老龄化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关系，厘清人口老龄化对进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对中国这种依赖充裕劳动力并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通过实证分析探索除人口老龄化因素外，其他与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相关的因素，并依照分析结果提出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改善的政策建议。

当前，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中国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面临较为严峻的国际形势，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升级迫在眉睫，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高中高技术产品出口量，以提升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书的研究对中国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进而实现人口结构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c1cyk0p3xjqGEjHJcifI4g/t3MI5jhYtKWfmhF/07+ONT1gxgCjs2H4aHhtUVCy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