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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简单介绍了与人口老龄化及国际贸易相关的理论，本节将对人口老龄化对进出口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详细分析（见图2-1）。
图2-1 人口老龄化对进出口结构影响的机制分析
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两大原因。人口出生率下降，新出生人口减少，会造成社会劳动力供给减少。为应对劳动力短缺，企业会选择以“资本”代替“劳动”，从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或通过培训等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在某些行业，当资本无法实现对劳动的有效替代时，减少的劳动供给将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蔡昉（2016）指出：“在中国，2004年以前，由于我国尚未跨越‘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抑制了工资上涨，单位劳动力成本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05年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劳动力短缺推动了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但其变化相对平稳。2011年以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减少，劳动力成本呈加速上涨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主要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主导特征有关，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供给短缺。
预期寿命提高对储蓄的影响存在相反的两种解释：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一个人在没有收入或收入较低时的储蓄会低于高收入时的储蓄，人们一般在成年期工作并进行储蓄而在未成年期和老年期进行负储蓄，因此，一个社会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将减小储蓄率。而按照理性预期理论，老年人预期寿命越高，说明退休后生存时间越长，为了退休后的生活质量不下降，将在工作期间增加储蓄以应对退休后的生活支出，因此，老年人预期寿命越高，社会储蓄率越高。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上两种因素中哪个因素更能占据主导地位。汪伟（2010）研究发现，在中国，后者起主导作用，因此预期寿命的延长提高了中国的储蓄率。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也支持汪伟（2010）的观点。
Hurd等（1998）基于AHEAD的微观调查数据证实，储蓄率会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增加。Lee等（2000）利用我国台湾地区的数据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上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人口预期寿命的提升推动了东亚地区储蓄率的快速上升。Pieroni和Aristei（2006）以意大利南北地区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预期寿命延长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Bloom等（2003，2007）将健康和预期寿命延长效应加入标准的生命周期模型中，发现寿命延长的预期会提升工作阶段的储蓄率，并运用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证实，在退休动机的影响下，稳态储蓄率提高了2~3个百分点。Barro和Sala-i-Martin（2003）、Kinugasa和Mason（2007）等运用跨国数据的研究也得出了预期寿命延长会提高储蓄率的结论。
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汪伟和艾春荣（2015）利用第三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数据研究发现，由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未雨绸缪”的储蓄既能解释中国储蓄率在时间上的上升趋势，也能解释区域间的梯度差异。王颖和邓博文（2017）利用1960年以来进入老龄化国家的数据研究表明，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在我国，由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抵消甚至超过了老年人口上升对储蓄的负效应，带动了储蓄的增加。袁志刚（2000）建立了无社会保障的OLG模型，分析了老龄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预期寿命延长使得老年期的消费增加，进而促进了在年轻时期增加储蓄，并提高了国民储蓄率。刘生龙等（2012）在生命周期模型基础之上引入预期寿命，利用1990—2009年中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口预期寿命对中国家庭储蓄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样本期内，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得中国家庭储蓄率增加共计4.2个百分点，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42.9%。此外，李超（2018）、熊超（2017）、高冉（2018）、金刚（2016）、王树（2019）等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当生产技术保持不变时，生产一种产品需要的资本劳动比保持不变。因此，当社会中资本供给增加时，只能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吸收更多的资本剩余，增加资本密集型产品供给量。又由于资本供给增加时，资本价格将下降，所以包含更多资本要素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价格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将下降。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及萨缪尔森和罗纳德（1971）的特定要素理论，自由贸易时期，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将向年轻地区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从年轻地区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