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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R.Brumberg）及安东（Alberto Ando）共同提出。他们依据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理论，从对个人消费行为的研究出发，提出理性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使用其一生的收入来安排一生的消费与储蓄，使一生的总收入等于总消费，即消费者根据一生的收入流来优化一生的消费流。
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年轻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年轻期收入较低，但由于预期将来收入增加，此时家庭会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甚至会举债消费，所以消费大于收入；中年期收入较高，此时家庭消费占收入的比重降低，家庭要进行储蓄用于老年期消费或者偿还年轻时期的欠债；老年期即退休以后，此时收入减少，家庭依靠老年期的收入以及中年期的储蓄用于消费，出现消费大于收入的局面。
OLG模型，也称世代交叠模型，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于1947年提出，然而该模型最初提出时在经济学界反响平平，直至1965年戴蒙德在OLG模型中增加生产部门，才成为现代教科书中的标准模型。
OLG模型假设经济社会中只有一种产品，生产该产品需要投入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由于只有一种产品，所以该产品既能用于消费，又能用于投资。该模型进一步假设，经济中的每个个体仅能存活两期：年轻期和老年期。年轻期工作，获取收入，并将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年老期不工作，没有收入，只能靠年轻期的储蓄和利息生活，人口以一定比率增长。
该模型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首先，如果存在一个中央决策者，那么他应该如何安排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消费和储蓄，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模型结果认为，最优路径应该是社会的利率水平等于人口增长率。其次，戴蒙德讨论了市场经济下的均衡状况，结果认为，市场经济下的资本存量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黄金律下的资本存量，当市场经济下的利率水平低于黄金律下的利率水平时，会出现宏观经济学中的动态无效率，即资本积累过多。最后，戴蒙德讨论了国债在经济中的作用，认为如果市场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率，则通过引入国债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而如果市场经济已经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引入国债反而会损害社会福利。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他假定生产只使用一种生产要素——劳动，而不同国家之间其他要素禀赋是相同的，唯有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国际贸易的基础正是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在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不仅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理论，而且奠定了国际贸易的基础。
李嘉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具有比较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没有优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的劣势程度不同，处于优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的优势程度不同，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劣势较轻的商品生产上就具有比较优势，如果每个国家将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那么两国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比较优势理论首次为自由贸易提供了有力证据，并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角度成功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
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伊莱·赫克歇尔发表了题为《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论文，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观点。1933年，伯尔蒂尔·俄林在其老师赫克歇尔的影响下出版了《域际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该书深入探讨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创立了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考察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生产要素的“2×2×2”模型，即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产品。俄林指出，国家间贸易发生的基础是两国间产品相对价格存在差异，在不考虑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前提下，产品从价格低的国家输出到价格高的国家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决定产品价格差异，各国要素禀赋不同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生产要素价格主要由供给决定。供给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较低，而供给较稀缺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较高，国家间要素相对价格差异由要素相对供给不同决定。因此得出结论：一国往往会出口密集使用其禀赋充裕的要素生产的产品。对一个国家而言，供给相对较多的资源就是这个国家的充裕要素，供给相对较少的资源就是这个国家的稀缺要素。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大量使用本国供给充裕的要素生产的产品，其产品价格就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相反，生产那些需大量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其产品价格就相对较高，不利于出口。因此，各国应尽可能利用供给丰富、价格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廉价产品并输出，以交换别国生产的价廉物美的产品。
国际贸易的结果是两国价格趋同，从而对两种要素的相对收入产生强烈影响。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将提升劳动的购买力，并降低资本的购买力，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升产生的影响刚好相反。对劳动供给充裕的国家而言，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上升，靠劳动获取收入的人将从贸易中获利，而以资本为收入来源的人将遭受损失；对资本供给充裕的国家而言，资本价格上升将提升以资本为收入来源的人的福利，而以劳动为收入来源的人的福利将会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