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介入中亚地区始终采取遏制态度,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油气合作采取打压政策。2003年中国海油并购北里海卡沙干油田时,就遭到由埃尼—阿基普、埃克森美孚、壳牌等7家国际能源公司组成的国际投资联盟的排挤,最终导致并购失败。目前,美国已经获得中亚里海地区16%的原油资源和11.4%的天然气资源的控制权,再加上美英合资公司在这一地区的投资,美英两国控制着里海地区27%的原油资源和40%的天然气资源。
俄罗斯对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顾虑重重。俄罗斯将中亚地区视为南部边界的天然屏障。中亚成本较低的优质油气资源输出,势必会与俄罗斯争夺国际市场,对俄罗斯的油气出口、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复兴明显不利。作为世界油气出口大国,能源外交是俄罗斯振兴经济和重塑大国地位的主要方式。俄罗斯能源外交的目标是使俄罗斯从单纯的原料供应者转变为可在国际能源市场执行独立政策的重要参与者。因此,俄罗斯必须最大限度地掌控中亚的能源,一方面扩大自己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加强对中亚的政治影响力。此外,俄罗斯以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能源一体化为由,对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原油出口采取了种种限制措施,鼓励中亚地区的能源出口仍然沿用过境俄罗斯的油气管道。俄罗斯在中亚能源外交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传统影响和地缘优势来掌控油气资源的开发和输出。
欧盟力图将中亚油气西引,是我国与中亚油气合作的潜在竞争者。供应与运输路线的多元化是欧盟实现能源供应安全目标的基础。欧盟作为国际油气的消耗大户,希望引进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以避免对俄罗斯油气的过度依赖,并积极推动主要由里海周边国家参与的“欧亚能源走廊”计划。例如,意大利、德国、希腊、保加利亚等分别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巴杰线”、俄罗斯主导的“北溪”和“南溪”等管线建设。随着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参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欧盟的能源安全危机感不断增强。
中亚国家政权转接的平稳性以及在特殊时期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友好度等方面对中亚油气管道有一定影响。从外部威胁来说,中亚国家面临着“被颜色革命”的威胁,在已经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内部,缺乏有效的交接机制,政权更迭带来的社会动荡是中亚国家面临的最大政治风险。由于外国投资者无法预测这种政治风险的破坏力,因此这种不确定性在中亚国家内部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给外国设施和人员安全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引发了部分当地民众对中国人员与商铺的侵犯,造成了财产的巨额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很难保证在社会动荡时期,普通民众的过激行为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第三方”破坏、偷窃,甚至“群体性事件”等形式威胁中国的油气管道安全。
印度是世界第五大能源消费国,但印度油气资源相对匮乏,自给率低,能源严重依赖进口。为了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印度积极发展海外能源供应地。而缅甸油气资源丰富、距离印度近,自然成为印度能源外交和能源战略的重点。近年来,印度加大了在缅甸的能源投资和开发力度,同中国在缅甸展开激烈的能源竞争与博弈,给中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中缅两国通过油气管道建设促进了双方在能源领域的深入合作,提高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动摇了印度在该地区的地位,这使印度感到不安,迅速以政治、外交等手段接近缅甸,牵制中国在缅甸的发展。
针对中国与缅甸的能源合作,美国以缅甸人权等问题为借口,批评中国同独裁国家开展石油交易,限制中国力量在缅甸的发展。美国多次以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由,要求中国向缅甸施压,使中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美国的对缅政策和行动不仅对中缅关系及中国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也将间接影响中国油气运输通道的安全。同时,美国通过联合印度的外交战略,限制中国在亚洲的强势崛起。在美国的支持和鼓动下,印度通过“东进”战略和能源外交同中国在缅甸能源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和博弈,影响了中国与缅甸发展能源合作的利益和油气管道的安全。
俄罗斯是国家经济单一、高度依赖油气资源出口的国家,而且大部分油气出口到欧洲。据统计,2010—2020年,俄罗斯油气资源出口产值占全国GDP的比重从17.3%上升到36.9%,由此可见油气资源出口对俄罗斯经济贡献的重要性之大。目前俄罗斯通过“北溪”和“南溪”两条天然气管道向欧洲地区年输气达1180亿立方米,而与之形成对比,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预计年输气300亿立方米。因此欧洲才是俄罗斯最大的油气出口国,而中国居于次要地位。
日本一直将油气资源当成自己的最高利益,也一直在积极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油气资源合作。2003年中俄石油管道“安大线”的夭折就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三方在东北亚油气利益博弈的结果。近年来,日方更是积极寻求与俄罗斯展开天然气合作。2014年日俄签订了液化天然气购销合同,约定自2019年始,俄罗斯每年向日本供应225万吨液化天然气。2015年以后,日俄双方高层积极互访,双方都极希望继续加大日俄两国在油气方面的合作力度。同处于东北亚的韩国,其油气资源几乎全部来自进口,近年来也一直在积极推动韩俄油气资源合作。2011年随着中俄石油管道一线的成功修建,韩国也在不断向俄方示好,希望韩俄之间也可以进行油气管道方面的合作。截至2014年,韩俄两国在多次协商讨论中初步达成韩俄将共同修建跨西伯利亚和跨朝鲜的半岛铁路干线的协议,同时达成修建“萨哈林1号”及“萨哈林2号”韩俄天然气海底协议。
俄罗斯在中俄油气资源合作中显得有些举棋不定。一方面,担忧中国借远东油气资源合作之机,在“中俄力量对比失衡”中出现“领土要求”或把控俄罗斯重要的经济部门,对俄罗斯远东地区逐步实行“经济殖民”。另一方面,担忧中国对远东地区实行“人口扩张”,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人口数量对比悬殊,而且历史上就具有极好的民族情谊基础。
在国际天然气交易里,买卖双方考虑到开发投资金额巨大,多签署时限为20~30年的长期合约,而且会加上照付不议条款。 天然气长期合同大多包含照付不议条款,照付不议条款在大型能源项目中很常见,主要是为了平抑投资风险,保证供应方在项目里的收益,也是供应方在有限追索权条件下的融资手段。在一般天然气交易里,供应方主要关注两个风险:市场需求风险和市场价格风险。照付不议条款把前者转移给买方,供应方只管理市场价格风险,无论市场环境对供应商是否有利,都能每年获得稳定收益。换句话说,即便市场价格跌至低于合同约定价格水平,或者合同约定气量远超买方需求,买方仍然有责任按合同付款收货。需要指出的是,照付不议条款的最低合同购买量并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是年情况做出调整。可以调整的情况包括供应方未能供气,或者供应方的天然气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者买家因不可抗力接收不了天然气。如出现以上情况,买方不用为该部分气量付款。
同时,天然气年购买量一般有约10%的浮动空间,价格由定价公式厘定,并与国际油价挂钩,每3年根据国际市场情况进行复议。这种长期合同,对投资者有利有弊。首先,长期天然气合同能确保天然气长远供应,尤其是偏远地区。长期天然气合同也有助于消费者在一般情况下抑制气价波动。同时,长期天然气合同大多附带基础设施建设,也能降低建筑费用,有利地方发展。不过,长期天然气合同也存在风险。它可能会令买方长期面对天然气供过于求的问题,或者导致买家在未来所支付的气价高于市场水平,被逼调整己身市场制度和销售方案。
其次,就天然气供应合同而言,随着天然气市场供求条件和监管结构产生变化,照付不议条款可能衍生重大责任问题。在天然气市场,与10多年前签订长期合同的环境有很大分别:一方面,当时政府对治理市场的参与比较多,现在的市场主要由各方竞争力主导,长期合同里照付不议条款使巨大负债问题进一步恶化,将买家暴露于市场波动中。另一方面,天然气商品化之下,短期合同的收益率更高,长期合同的回报率可能不足以抵消投资者的投入。现在市场比以往更加复杂和波动,零售公司的崛起加大了长期合同的监管风险,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下降,加上市场越来越难做长远预测,同时气源越来越充足,所以投资者大多转向短期合同。
最后,签订长期合同的出发点大多是确保长远天然气供应,不过在现今市场,天然气不存在短缺问题。从商业角度来看,长期合同价值不大。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现在天然气市场更加金融化,相关金融产品也比过去10年多,这意味着天然气公司可以利用金融对冲解决未来的需求,而不是长期合同。相较于前者涉及的付现成本,长期合同更有可能成为债务。金融产品一般成本不低,但较长期合同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温和。
因此,当前我国油气管道价格如果过度依赖长期合同和照付不议条款,会提高投资者的负债水平,更可能会导致市场失衡。缩短合同期限或者转向指数定价,虽然价格波动幅度变大,但能减少负债和相关风险。天然气交易一般采取投资组合方法,以降低出现极端风险的可能性。以美国跨州天然气市场为例,长期合同已经不再主导天然气市场,短期合同正在刺激天然气流动增强,并惠及行业和消费者。不过,在投资组合里仍有理由考虑少量天然气的长期合同,用作对冲价格波动的工具,以降低交易成本,并通过组合管理风险。
管道工程的整个建设过程分为勘察设计期、建设期和营运期3个阶段。在勘察设计期,主要进行实地调查、测量及地质勘探等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轻微。在建设期,人员、机械活动最频繁,不仅要进行植被剔除、地表开挖、施工便道的挖高垫低、穿跨越河道、隧道钻掘、管道埋设、生态恢复,还要修建许多工艺站场,对周围环境影响最大。在营运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工程事故风险隐患。滑坡、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海水、盐浸地、湿地对管线的侵蚀,人为、机械破坏都会导致管线破裂、螺纹口断裂、闸门破裂以及管线放空,引起油气泄漏,污染土壤、水系和大气环境。
首先,长输管道工程属于线形工程,通常要穿越复杂的地质环境、不同的气候带、多种生态类型,因此管道沿线的地形、地貌、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等会有所差异。例如,中俄管道沿线多年冻土区位于欧亚大陆多年冻土区南界附近,其属于生态系统保护型多年冻土——兴安型多年冻土。兴安型多年冻土温度高(从南向北,冻土温度为-1.8~-0.7℃)、含冰量大(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多年冻土最大体积含冰量达80%~90%)且分布不连续(从南向北,多年冻土分布面积从0~20%到60%~70%变化);冻土热稳定性差,对冻土赋存环境(如茂密植被、有机土盖层等)扰动(如工程活动、垦殖、火灾等)非常敏感,这导致多年冻土保护变得更为困难。此外,管道穿越北方原始森林和湿地等,多年冻土退化问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冻土生态地质环境问题。例如,会引发森林和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异化与退化等。因此,需重点关注管道施工和运行热扰动带来的环境保护问题。
其次,长输管道工程建设所经地区较多,管沟开挖及施工作业带占用的土地面积较大。其中管沟开挖、施工作业带及施工便道为临时性占地,工艺站场的建设及修筑伴生公路为永久占地,对地表植被的破坏严重。例如,中缅管道修建面临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第一,环境敏感点多。沿途地域山高林密,环境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地、宗教场所和墓地多,而且穿越瑞丽江、澜沧江和怒江等多条国际河流,对环保设计提出更高要求。第二,地势险要,地质复杂。管道所经地区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接合部,地壳活动剧烈,沿线地质环境复杂,地质灾害类型众多,具有“三高四活跃”的不良地质特点,即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高地热,活跃的新构造运动、活跃的地热水环境、活跃的外动力地质条件、活跃的岸坡再造过程。第三,地质灾害点多。沿线80%以上为山区,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地质灾害数量多、类型多,严重危害管道安全。
最后,跨国油气管道修建会改变土壤结构。管道开挖部分的土壤团粒结构和耕作层受到直接破坏,挖土堆放、弃土的混合和扰动改变了耕作土的性质。土体构型的破坏,将明显改变土体中物质和能量的运动变化规律,降低表层土透气透水性,减弱亚表层土保水保肥性,进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同时,地表植被遭破坏后地表填筑物对阳光热能的吸收量增加,对热量的反射率也随之变化,这将导致管道埋设地段地表热量平衡状态的改变。管道开挖、剥离土壤,会加速管道附近土壤的退化过程。土壤一旦退化,很难自然恢复。某些地区土壤多以沙土为主,土质疏松,在风力、水力及重力作用下,造成的土壤侵蚀也会随之加剧。土地退化和土壤侵蚀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