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CPTPP进展与前景展望

CPTPP源自2016年2月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1月，美国退出TPP后，日本主导推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和越南11国修改协定，将TPP更名为CPTPP，并于2018年3月8日在智利签署新协定，自2018年12月30日起生效。

一、CPTPP进展及存在问题

CPTPP在地域分布上横跨太平洋两岸，是目前跨度最大的区域性自贸组织，其覆盖的人口、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分别占全球的6.9%、13.2%和15.0%。以下从规则和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效应两个方面考察CPTPP的实际发展进程，让我们从一个更现实的角度了解和感受CPTPP的影响，并剖析其内在的问题。

（一）CPTPP的规则——基于与TPP的对比分析

总体来看，CPTPP仍然是一份高水平、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与TPP相比，CPTPP协定保留了TPP核心规则框架体系和95%的内容。CPTPP对TPP条款的改动主要包括：①放松了协定生效的条件。TPP规定，协议生效需要至少占到TPP经济总量（参考2013年的GDP）85%的6个成员国批准才能生效。这意味着如果美日没有批准，该协定不会生效。美国退出后，CPTPP协定生效条件改为：至少6个成员国或者超过50%的成员国批准就可以生效，无论国家大小。②修改了一些有争议的文本措辞，某些国家提交了单边保证函，促进了协议的尽快达成。比如，对文莱、马来西亚协定生效日期措辞的修改，使两国的担忧得到解决；让越南提交了附加的单边保证函，使其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协调得更好；解决了加拿大对条款“支持加拿大艺术表演和内容的推广、创造、分配和发展”的灵活适用性的担忧；通过有关汽车标准承诺的单边保证函，解决了日本和加拿大之间的汽车行业非关税壁垒问题；通过有关汽车原产地规则承诺的单边保证函与马来西亚达成协定。③对富有争议的22条条款进行搁置，这些条款大多是谈判时由美国提出的（具体搁置条款见表1）。

随着美国的退出，为了更多地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协定的达成，日本等国降低了CPTPP的准入标准。但CPTPP的知识产权条款仍较目前其他自贸协定的标准更为严格，同时CPTPP仍继续保留了关于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环境等条款。所以CPTPP仍不失为全球范围内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

（二）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效应

以下从CPTPP 11个成员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经济发展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效应。

1．对外贸易总体态势

如图1所示，2019年CPTPP全部11个成员国的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为2.94万亿美元和2.84万亿美元，较2018年分别下跌1%和2%。总体而言，成员国的进出口贸易并没有实现预想的提升，而是呈现较为明显的下滑态势。

2．对外投资发展总体态势

与对外贸易方面的疲弱表现不同，2019年CPTPP成员国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出现了较为迅猛的增长。如图2所示，在CPTPP生效伊始的第一季度，在日本的带动下，成员国的对外投资同比增速高达155.0%，同时利用外资的增速也高达27.7%。尽管在此后出现一定的回落，但成员国2019年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分别达到2441.19亿美元和2965.18亿美元，较2018年同比增长分别为8.28%和36.46%。

3．经济增长总体态势

CPTPP的11个成员国2019年的GDP总额为11.20万亿美元，较2018年（11.04万亿美元）上涨1.45%；如图3所示，11个成员国中有6个成员国2019年的GDP高于2018年，分别是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和越南，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56%、1.17%、1.73%、3.08%、2.16%和6.81%；5个成员国2019年的GDP出现下降，分别是澳大利亚、新加坡、文莱、智利和新西兰，同比下降分别为2.87%、0.32%、0.74%、5.33%、0.48%。

4．成员国个体的经济走势

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各国在CPTPP框架下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效果也不尽相同（见表2）。

对比表2所示的各国经济在CPTPP生效后一年内的表现，可以得到如下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从贸易方面来看，CPTPP确实未能给各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显著性的扩张效果。除了经济总量最小的文莱和越南之外，各国进口相对于2018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澳大利亚、智利与马来西亚的进口跌幅甚至超过5%；出口方面也仅有澳大利亚、文莱和越南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而从动态比较来看，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率相对于CPTPP未生效的2017—2018年都有显著的下滑，部分国家（如智利）的跌幅甚至超过20%。

其次，从跨境投资方面来看，CPTPP下的资本流动呈现出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倾向：一方面，以智利、马来西亚和越南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出现了引资规模的显著扩大，智利的引资增幅甚至接近100%；另一方面，以加拿大、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则出现了对外投资的增长，其中日本的对外投资增长率高达68.24%。由此表明，成员国的国际分工结构和产业链体系初步呈现出一定的重组倾向。

最后，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CPTPP的增长效果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成员国当中仅有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和秘鲁四个国家在CPTPP生效后实现了经济总量的正增长，经济增速最高的墨西哥仅为3.08%；大部分成员国经济相对于CPTPP未生效前有不同程度的萎缩。成员国总体经济增速的改善则可能源自经济规模较大的日本的拉动，但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并不均衡。

（三）CPTPP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CPTPP的政策效果未及预想的程度，因此探寻CPTPP存在的问题以及效果不佳的原因就变得非常重要。

1．大国数量不足

大国的参与程度是决定一个经济合作组织是否会产生足够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先决条件。随着美国的退出，CPTPP中出现了明显的大国缺席状况，日本显然不具备美国那样的地位和能力。由2019年CPTPP成员国贸易与投资伙伴结构的情况可以看出，CPTPP各成员国对美、中等国的贸易和投资依存度较高，美国是日本、加拿大、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智利、秘鲁、新西兰的前三大出口伙伴国，且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新加坡、智利的首要外资来源国和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新西兰的首要投资目的国；中国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智利、秘鲁、新西兰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国，且是马来西亚第三大外资来源国、新西兰第二大外资来源国和日本第三大投资目的国。在这种高依存度的情况下，美、中等大国的缺席使CPTPP很难在内部建立完整的价值链闭环，成员国的生产和贸易仍严重依赖区外的中间品供应和外部市场，造成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相对有限。

2．成员国分化明显

国际经济合作实践多次证明，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是保证共同经济区成功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这一条件在目前的CPTPP成员国中显然并不具备。CPTPP成员国不仅包括日本、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也包括墨西哥、马来西亚等一些中等发展程度的经济体，同时也容纳了如文莱等一些经济体量极小、发展程度不高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有着不同的发展诉求和差异极大的发展条件，使CPTPP很难完全兼顾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由此导致CPTPP的政策效果在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化。

3．原有区域经济割裂的惯性仍存在

CPTPP尽管试图打造一个环太平洋的经济圈，但由于原有区域经济格局的惯性，这一集团目前仍然存在着美洲和亚太地区的割裂——以加拿大、墨西哥为代表的美洲国家与美国经贸联系密切，而对CPTPP本身依赖较大的国家则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大洋洲。这意味着CPTPP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仍无法摆脱原有的区域经济惯性，从而存在着天然的割裂倾向。特别是在失去了进入美国市场这一主要诱因后，各国重心开始重新回归到本区域的经济圈当中，这种摇摆的态度可能是造成CPTPP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加之CPTPP生效迄今为止刚满一年，由于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而且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布局调整更是需要较长的周期，政策效果短期内无法发挥亦属正常，其具体成效可能需要在更长的时间段内予以追踪和观测。

二、CPTPP对亚洲经贸合作的影响

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大洲，也是当前世界经济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2018年亚洲的实际GDP总值为30.71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37.49%，而美洲及欧洲占比分别为32.58%、27.40%。亚洲是目前世界上GDP占比最高的大洲。

以下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五国为代表，通过比较这五国在CPTPP生效前后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变化，具体分析CPTPP对亚洲经贸合作的影响。亚洲五国的贸易、投资以及GDP在CPTPP生效前后的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

直观来看，CPTPP协议生效一年来，亚洲五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尽管受到了中美贸易摩擦等不利因素的冲击，但仍维持了与2018年大体相当的规模。如图4所示，2019年亚洲五国分别实现出口和进口总额4.28亿美元和4.03亿美元，较2018年分别下跌0.83%和1.40%；对比全球范围内贸易流量萎缩的情况，可以说，亚洲五国在CPTPP生效后的一年内在国际贸易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

从跨境投资的发展情况来看，2019年中、日、韩、印四国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都有提升。如图5所示，2019年四国利用外资总额为2689.96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约为4023.20亿美元，较2018年分别上涨8.21%和25.93%。对比四个国家的表现，2019年中国和印度的对外投资呈现出下降趋势，且印度下降幅度很大，可能其跨境资本流动方面遭遇一定的负面冲击；相反，日韩两国的对外投资则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涨。在利用外资方面，除韩国呈现出小幅下降外，其余三国都呈现出上涨趋势。

从经济增长情况来看，如图6所示，在CPTPP生效后的一年中，亚洲五国的经济克服了外部环境恶化和国内经济转型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2019年实现GDP总额22.1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94%，经济增长并未受到CPTPP生效的太多影响和冲击。

三、CPTPP扩容设想和可能性

CPTPP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或独立的关税区域可在条约生效后与缔约国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加入，这意味着CPTPP具备开放性特征。CPTPP生效后，第一届名为“TPP委员会”的部长级会议于2019年1月19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多项决议，其中一项为“关于CPTPP加入手续的委员会决议”。该项决议规定了CPTPP的加入流程：拟加入国提出申请，委员会在一定期限内决定是否受理，若受理则设置工作组来负责具体谈判，最后由委员会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来决定是否批准加入。整体而言，手续较为简便，与CPTPP的开放性特征相吻合。此外，由于冻结条款等因素使CPTPP在规则门槛方面较TPP有所降低，对于某些经济体而言具备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可以说，CPTPP有较为强烈的扩容预期。

目前，CPTPP也正着手扩容事项，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英国等国家均对加入CPTPP表示出兴趣。但结合上述CPTPP发展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对亚洲经贸的影响，我们仅从自身的认识出发对其作如下推断。

（一）全面评估美国重返CPTPP的可能性

首先，日本推动CPTPP生效有吸引美国重返之意，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声称TPP对日美而言是最佳的。实际上，日本主导的CPTPP也的确一直为美国敞开大门，其中最典型的标志是将美国谋求的多项条款进行了冻结处理，而非删除。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副主席马修·古德曼（Matthew P.Goodman）认为，日本不仅在推动达成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而且在说服10个合作伙伴暂停而不是撤销22项华盛顿感兴趣的项目方面，也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以使美国能够在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尽可能容易地重返。美国国内对于重返也有一定呼声，指出CPTPP的生效让美国商界体会到了一种“世界在前进，而我们还止步不前”的紧张感。

美国如果重返CPTPP，在很大概率上可以巩固美日同盟。日本前驻美国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说时曾明确指出，CPTPP对于日、美两国具有三重战略意义：第一，有助于日美经济复苏；第二，有助于美国在亚太的再平衡政策；第三，为日美在地区、全球强势的外交与安全战略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佐佐江贤一郎特别强调，没有美国参与的CPTPP不可能构建未来日美经济同盟，更无法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强化美日同盟是日本战后外交的三支柱之一，美日两国虽时常爆发经济摩擦，也出现过两次“漂流”，但总体而言，日本战后采取的是追随美国的路线。美国重返CPTPP对于日本推动巨型FTA战略具备示范效应和特殊意义，不仅有助于宣示美日同盟依然坚固，同时也可以对冲美日之间经济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次，吸引美国重返不仅是日本的想法，其他成员国也有此意愿。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称，马来西亚双威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叶金玲（Yeah Kim Leng）表示，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纳入贸易协定，将极大地增强其影响力，并有利于实现其他较小的成员国所寻求的贸易和投资收益。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立场并不孤单。

第46任总统竞选人拜登曾在竞选中宣称对外政策要回归全球治理。在贸易方面，拜登不支持使用关税武器，倾向于联合盟友对他国施压，关注“不正当竞争”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行为。拜登预计在贸易规则、气候协定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可能更注重“团结”。此外，拜登支持自由贸易、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未来有望推动全球和区域贸易关系修复。可以预测，拜登对重返CPTPP的兴趣很大。如果美国重返，预期其会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来全面影响亚太区域经济的整合进度，削弱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美国在谋求其经济利益的同时，不忘觊觎东亚地区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此外，美国重返CPTPP可能对现有规则条款进行改造，搁置的条款可能重新启动。

综上所述，对美国重返CPTPP的可能性进行分析，既需要全面评估美、日两国的传统外交理念及当前外交和贸易战略的重心，CPTPP成员国的贸易状况及对待美国回归的态度，冻结条款“解冻”对美国及CPTPP成员国的影响等因素，也需要对拜登的相关外交理念等进行观察和预测，才能得出较为全面科学的预判。

（二）英国实现加入CPTPP面临不少困难

英国对申请加入CPTPP态度积极。据悉，英国贸易部长利亚姆·福克斯已经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CPTPP成员国展开了非正式洽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英联邦成员国，英国和它们进行预先洽谈，可提前帮助英国了解加入CPTPP的程序和实体内容。但是，英国加入亚太区域的CPTPP，除了脱欧麻烦外，还有其他不利因素。

首先，英国不属于亚太区域，以欧洲大西洋国家的名义加入CPTPP，和这个贸易集团的性质名实不符。英国加入CPTPP，与其说是建立更广阔的英国贸易圈，还不如说是英国脱欧后的焦虑所致。由于和欧盟的分家，英国在脱离欧盟这个大市场后，希望通过打造新的贸易圈来弥补英国的疏离感。

其次，CPTPP的成员国对于英国的加入不太积极，其实它们更渴望美国不要离开。成员国普遍认为，英国如果加入虽对CPTPP的实力提升有作用，但意义不大。而且，如果英国加入其中，英、加、澳、新四个具有英国文化传统的贸易大国，将会挑战日本的主导地位。因此，日本对英国的加入也未必欢迎。

最后，CPTPP作为水平较高的贸易机制，美国在开放市场上是做出重大让步的。正因如此，特朗普才以对美国不公平为由退出CPTPP。日本为了达成CPTPP的目标，也在农副产品和汽车市场做出了让步。要想做CPTPP的主导者，日本就要让渡一部分贸易利益，其他成员国才会加入CPTPP的贸易圈。英国虽然国力大不如从前，但若加入CPTPP，则经济实力仅次于日本。英国要加入，也要像日本那样去做负责任的成员国，要放弃一部分市场和贸易利益。从英国脱欧的谈判进程来看，英国和欧盟在“分手费”、是否留在欧盟统一市场上存在重大分歧，在“钱”和“贸易”问题上英国的一贯原则是能争取的利益决不放弃。所以英国内部要达成统一，通过让渡部分权利来加入CPTPP就十分困难。

综上，英国虽表态愿意加入CPTPP，但由于其本身并不属于亚太经济圈范畴，且国内政局复杂，是否能在舍弃了欧盟庞大市场的情况下加入一个规模更小的市场，仍存较大疑问。

（三）新冠疫情对CPTPP扩容的影响

目前，新冠疫情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对全球经济以及供应链会产生多大影响还难以预估，对世界经济、东亚经济和东亚经济合作的影响也不可估量。以下我们来分析疫情之后影响CPTPP扩容的正、反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疫情暴发后东亚国家加快了在区域公共安全、防控疫情扩散蔓延和促进经济恢复方面的合作。2020年6月24日，召开第10次RCEP部长级会议，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济贸易部部长参加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给贸易、投资和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和协调，以促进强劲的、有韧性的经济复苏。我国在此前就表达了推动加强区域合作的强烈意愿。2020年5月24日，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对加入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APEC第2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发言中表示，中方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签署，也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另一方面，全球的智库和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例如，穆迪公司在2020年5月全球贸易监测中指出，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各国经济发展重心转移至国内，可能对CPTPP的扩容带来挑战。日本神奈川大学法学部教授大庭三枝撰文指出，新冠疫情暴发极大地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应该反思过度一体化的弊端，疫情暴发成为我们调整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重要契机。2020年4月19日《日本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疫情过后安倍政府已经将政策重心更多地转向国内经济，而不是承担更大风险的区域经济合作。确实，疫情的暴发使许多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其他国家提供生活所需的重要产品和物资的弊端，希望生产生活所需的重要零部件和产品都能由本国生产供应，这一趋势也削弱了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同时，我国很多学者也对能够加入CPTPP持怀疑态度，认为短期内我国尚不具备加入的条件，CPTPP的某些条款和要求我国目前无法达到。

很显然，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打乱了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秩序，各国在短期内出现政策重点的转向也是很自然的现象，这对CPTPP扩容的顺利推进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应该看到，疫情过后为重振全球经济，贸易合作仍将是强大且成本低廉的工具。

（四）CPTPP扩容面临的挑战

首先，理论上而言，作为全球范围内主要的创新国和发达经济体，日本可以依靠其强大的技术实力和海外投资能力在CPTPP框架内建立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但现实中由于日本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向开放度不足问题，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进入日本市场的难度极大，这种单向开放的弊端无疑会使日本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大幅降低，在组织中的话语权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其次，从各国发展目标的分化情况来看，CPTPP未来的凝聚力取决于区外力量和区内力量之间的博弈。目前来看，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沿着CPTPP和RCEP两条路径发展。在CPTPP缺乏大国主导的情况下，来自区外的吸引力显然会更占优势。在经济固有惯性影响下，加拿大和墨西哥会更倾向于重启北美自贸区，而伴随着RCEP的成功签订，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密切经贸往来也使RCEP和CAFTA（中国—东盟自贸区）相对于CPTPP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最后，CPTPP所秉承的高水平开放方针虽然不啻保护主义阴影下的一缕暗夜微光，但现实中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制度设计，以及对于国家主权更高的让渡要求能否抵御目前保护主义的侵蚀，也存在一定的未知性。而CPTPP的成员国多为民主政体，易受到国内民粹主义的影响，在当前经济压力巨大，供应链、资金链都向国内收缩的情况下，左派政府上台的概率会大增，某些成员国极可能步美国后尘，这将对整个CPTPP体系的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四、中国申请加入CPTPP面临的障碍及应对

由前述分析可知，我国与CPTP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CPTPP各成员国对我国的贸易和投资依存度都较高，因此，外界对于我国加入CPTPP的呼声也较高。确实，加入CPTPP等高水平经贸协定有利于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但是目前我国要成为CPTPP成员，仍面临不小的障碍。

（一）中国申请加入CPTPP面临的障碍

首先，CPTPP的前身TPP是美国试图提升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遏制中国的战略部署，因此在谈判伊始便在美国的主导下设定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壁垒。目前的CPTPP虽然在知识产权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放松，但有关国有企业问题、劳工问题等大部分中国最难接受的条款仍然被保留（见表3）。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相关规则的认定主动权并不掌握在中国的手中，如果CPTPP成员国主观上缺乏接纳中国的意愿，即便中国做出让步，可能也无法符合对方的要求，因此，CPTPP准入标准的降低对于中国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次，从大国博弈角度来看，日本长期将亚太地区视为其根基和命脉，并不乐见CPTPP中出现一个足以与其争夺亚太主导权的身影；美国重返CPTPP的可能性较大，因此美国可以凭借其经济与政治霸权地位对相关国家施加必要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入CPTPP会受到美国霸权主义的影响。

最后，从我国对新贸易规则的话语权角度来看，CPTPP规则采用了大量的“负面清单模式”。负面清单模式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开放服务与投资等领域各部门准入的规范方式。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着多项部门领域，包括敏感行业、脆弱行业、新兴行业等需要审慎地审核外资和服务准入，不得不选用相对必要的“正面清单模式”。当“负面清单模式”随着CPTPP规则在亚太不断推广，乃至成为一种管理保障贸易自由化的基准规则时，一方面中国可能对这类规则的标准和水平一时间无法充分参与意见；另一方面当中国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经验成熟时，亚太地区对此模式的区域规则有可能已被发达国家掌握了话语权，我国可能再次处于规则制定的被动地位。另外，在中国当前参与主导的双边、多边国际经贸协定中，对非传统贸易领域，如电子信息、电子商务等进行安排的规则仍然较少，中国的双边贸易规则体现出极强的贸易传统性。相比之下，CPTPP包含了电信、电商、电子采购等一系列非传统贸易领域的新规则。所以当我国再次参与CPTPP的有关规则体系时，则会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和被动性。

（二）中国的对策

虽然CPTPP与TPP相比在规模、影响方面都有所“打折”，但其依然是仅次于TPP的高水准自贸协定，对中国经贸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有必要对CPTPP的规则和走势进行持续、充分的关注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我国的相应对策。

第一，深入研究CPTPP中有可能对中国形成牵制的条款，建立动态评估和监控体系。CPTPP虽然对TPP内容或修订，或冻结，但在30章的内容中依然保留了20章的原始文本，如“电子商务”“国有企业”“劳工”等条款，整体而言，在贸易规则方面具备较高标准。对于TPP或CPTPP中牵制中国的条款，国内外学术界研究较多，多集中于知识产权、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条款上，主要从如何规避的视角进行研究。中国的关税水平和贸易规则正在持续向国际标准靠拢，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贸易投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在这种形势下，CPTPP的各项条款对我国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会呈现出动态特征，我们应该在持续对CPTPP牵制中国的条款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动态评估和监控体系，必要时可以形成年度或一定时期的报告，为我国制定相应对策提供数据支撑和意见参考。

第二，积极打造双边和多边开放体系，对冲CPTPP对我国的不利影响。2020年11月15日，由东盟十国（ASEAN）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15国通过通信会议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能够扩大中国在经贸方面的活动范围，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并提高抵抗负面贸易转移影响的能力。实际上，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直致力于降低关税，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对标高标准贸易规则，使投资环境大为改善。据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世界贸易组织相关会议上的发言得知，我国在关税方面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也为加速实施FTA战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另外，CPTPP成立后，在贸易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最有可能来自未与中国签署自贸区协议的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重视与这些国家相关的自贸区建设可以减少CPTPP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立足中国目前的自贸区战略，谈判重点可以放在日本和加拿大上。中国与日本有关的自贸协定是已经签署的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两个多边协议。中日韩自贸区于2018年3月在韩国举行了第13轮谈判，三方就推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取得进展并交换了意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可以采用“经济先行”的理念，以经济领域的良性发展增强政治互信。对于中、日、韩三国存在严重分歧的部分，可放在多边自贸协定RCEP的背景下，暂时采用RCEP的条款，以此寻求三国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中国与加拿大的中加自贸协定目前正在研究中，双方均表现出了积极意愿。中国与加拿大的经济具有较高的互补性，自贸区的建成能够充分挖掘两国贸易潜力。因此，中国现阶段要加强两国对话交流，以克服谈判阻力、增强双方互信，争取早日启动中加自贸协定谈判。

第三，深化国内体制机制改革，提前布局可能受到冲击的产业，以提升规则适应能力。首先，我国应当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要求，同时也是缓解国内存在的激励扭曲和资源错配的必要举措。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推进：其一，可以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来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取消国有企业各类显性和隐性的补贴；其二，进一步放松私有企业在市场准入和融资等方面的限制，实现企业待遇标准的统一；其三，通过财税和政绩考核体制的改革消减地方保护主义，确保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落到实处；其四，通过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应用简化行政审批流程，进一步提高行政审批的公开度和透明度。

其次，CPTPP成立后最深远的影响是改写国际贸易规则，其中很多内容代表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为适应这一趋势，避免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被边缘化，我国应当努力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实现与国际经贸领域的普适性规则接轨。同时，要积极投身于研究和尝试，提出有利于人类共同发展、共赢的新规则。CPTPP有关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应当进一步研判其中的条款，在维护我国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实现与国际主流规则的对接。其一，应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立法与执法，以维持对创新的激励，同时在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期限以及范围方面可奉行稍微宽松的标准，以促进知识的扩散；其二，进一步健全劳动要素的市场化建设，通过户籍和人事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跨区域、跨部门流动的壁垒，同时可通过加强私有企业部门中的党组织建设，塑造符合中国特色的劳动者权利维护机制；其三，应当进一步规范生产经营活动的环境保护标准，强化相关的执法工作。

再次，CPTPP成立后，对于最有可能受到冲击的产业，如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等产业，应提前规划。一方面，在国家层面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增强创新能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将产业逐步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提高相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企业层面则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加强技术创新以及培育自主品牌来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等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外投资的方式，将产业转移到已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且成本相对较低的CPTPP成员国内，从而进入其他成员国市场。例如，东盟国家中越南、柬埔寨等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而且中国—东盟自贸区已经建成，双边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较高，这些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通过将易受冲击的中低端产业如纺织品、鞋靴、玩具等向越南等国转移，使之利用原产地规则进入CPTPP成员国市场，不仅有利于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可以降低CPTPP建成后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冲击。

最后，积极探索更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开放举措。目前，我国在制造业的贸易领域已经基本实现了较高水平的开放，未来可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基础上积极探讨更高层次的开放措施。其一，通过自贸试验区的先行先试进一步开拓服务业领域，包括金融、商务服务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其二，进一步削减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并在公平市场环境下以“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待遇；其三，积极推进跨境数据流动、跨境电商、离岸金融等新兴领域的开放路径研究与规则制定，引领对外开放向更高的水平和层次迈进。

第四，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我国提出的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倡议，贯穿亚欧非，东接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中间穿过具有广阔发展潜力的腹地国家，西边到达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拓展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促进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既可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并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又可以提高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影响力，避免被动接受别人制定的规则。我国可以将“一带一路”作为与发展中国家签订自贸协议的平台，特别是将正在谈判中涉及“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和国家的自贸协定作为引领发展中国家贸易规则制定与改革的试验田。通过继续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降低CPTPP在贸易、投资以及经贸规则主导权等方面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五，新冠疫情之后应进一步扩大开放，对加入CPTPP秉持更加积极的态度。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要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使变局加速演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但是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地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0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第2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发言中更是公开表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当前，我国要通过构建开放的国际、国内双循环体系，加快推进规则标准与世界先进标准的对接，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经济体系。CPTPP作为目前跨度最大的区域性自贸组织，也是代表当前最高水平的贸易协定，我国的加入不仅是当前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的战略选择，也有利于我国加快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执笔人：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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