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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趋势显著。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新冠疫情之下，东亚地区经济率先复苏，已成为世界经济重心。亚洲始终是中国经略周边外交的重点地区，如何经略好这一地区，积极营造繁荣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发展机遇，对于我国塑造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和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发挥我国作为大国的领导力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探讨分析亚洲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动向，探索亚洲经贸合作的新思路、新路径，不仅对于我国赢得中美战略博弈主动权、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也有利于推动区域各国加强互信互利合作和维护亚洲繁荣稳定。自贸区战略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之一，提高自由贸易区标准和质量是大势所趋。分析RCEP、CPTPP、中日韩FTA及亚洲产业链转移趋势，以及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有助于我国未雨绸缪，早做预案，争取主动。我们在分析这些重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亚洲经贸合作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与合作的新思路，给出中国方案和建议。
当前，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新冠疫情仍在蔓延，全球化遭遇收缩，新科技革命加速更迭，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呈现出竞争优势重塑、经贸规则重建、力量格局重构的叠加态势。在这种新形势下，亚洲区域内的经贸合作逆势增强，中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联系更加紧密，亚洲经贸合作正在迈向一体化新阶段。
回顾百年前，1870—1913年经济全球化中断后，曾经发生过旧秩序解体、贸易战、大萧条、流感大流行，甚至两次世界大战。百年后，美国要改变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要按照美国优先、公平贸易、对等开放为全球建章立制。当前，大国博弈及各种力量的冲突对抗，越来越像百年前经济全球化中断后动荡无序的国际环境。历史可能重演，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避免落入冲突对抗的陷阱”。
新冠疫情仍在肆虐，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与安全，冲击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引发国际格局深刻变化。中、美、日等国政经形势出现新的变化。2020年9月中旬，日本实现由安倍政府到菅义伟政府的平稳过渡。11月初，美国大选牵动世界人民的神经，如今不确定性风险有所缓解。11月中旬，东盟与中、日、韩、澳、新等15个国家最终签署RCEP，给日益破碎的世界全球化增添了团结合作的信心。面向“疫后”的世界，美国新政府如何推进抗疫、中美关系是否有所改善，全球经济秩序能否回归正轨等问题尚有待观察。
一是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西方经济主导权下降。全球经济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引发了各种焦虑、冲突和紧张形势。实力对比变化势必导致格局调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比重为59.2%，较2008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比重为40.8%，相比2008年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GDP占全球比重超过16.0%，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GDP增速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0%以上，这表明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韧性，未来国际地位进一步明显提升是确定性事件
。
二是世界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举步维艰。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前景非常不容乐观，堪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科技战和贸易战将进一步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美国制定了《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欧盟于2019年3月出台《外资审查框架法案》，日本于2019年实施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给予管制等措施，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周期性、结构性和战略性脱钩正成为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大威胁，如果中美科技脱钩、产业脱钩、金融脱钩，则将形成一个世界、两个体系、两个市场。
经济全球化受到挫折，但数字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创新全球化、人文全球化等继续前行。虽然全球贸易和投资受到挫折，但共享型投资、绿色投资、创新投资、普惠投资等继续前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虽面对挫折，但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离岸贸易蓬勃发展，亚洲乃至全球都在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努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
在全球多边机制推进缓慢甚至搁置的情况下，主要经济体逐渐调整经济全球化战略，多边机制更多地被双边、诸边、区域等机制代替，包括加快推进设立更高标准的自贸区，强化区域、次区域合作，签署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也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的核心内容。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区域性、排他性、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挑战。CPTPP等更高标准的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RCEP等更加包容和开放地区主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将成为引领全球贸易新规则的两种不同形式。
2017年以来，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全球治理改革陷入困境。长期主导全球治理执行、完善和变革的国际组织，如WTO、IMF、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在重塑全球化和完善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正在缩小。新冠疫情是一次重大挑战，凸显了全球治理存在的短板。美欧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合作意愿明显下降。近年来，美国频繁“退群”，全球治理赤字增大。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虽然获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响应，但要真正成为全球负责任大国、开放型大国、包容型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解决全球治理的赤字、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缺位等问题，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地缘冲突仍将是影响亚洲经济及合作态势的重要因素之一。2019年以来，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愈演愈烈，朝鲜半岛核问题、印巴紧张关系以及南海问题等，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为影响地缘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给相关亚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市场稳定带来冲击。
过去几十年，经贸合作对推动亚洲经济繁荣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重心正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欧美世纪”正在向“亚洲世纪”转变，亚洲经济已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6.3%上升至2018年的37.2%。从2011年开始，亚洲经济总量超过美洲和欧洲。当前，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已形成双边、多边并行的FTA网络，区域内产业合作加强，中国与亚洲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加深，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显著加快。
在全球日益复杂的变局下，亚洲经贸合作正在迈向一体化新阶段，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亚洲的区域经贸合作主要以推进自由贸易区（FTA）建设为主，已从签订双边FTA为主逐渐拓展到签订多边FTA，逐步形成并行不悖的区域经贸合作网络。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截至2020年10月，亚洲共有268个FTA。其中，谈判中的有88个，已签署但尚未生效的有13个，签署并生效的有167个，拟议的有94个。
RCEP最终签署，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RCEP的签署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成立，其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意味着全球约1/3的经济体量形成一体化大市场。RCEP在规则条款上具备相对高标准和非歧视与包容性，更加符合亚洲经济特点，尽可能兼顾各成员的发展水平，对亚洲其他经济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有利于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RCEP的签署和实施是对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有力支撑，有利于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有利于推动区域和世界经济恢复发展。
CPTPP高标准协议，有助于亚洲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CPTPP的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的13.1%，其高标准协议有助于亚洲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目前，CPTPP正在寻求扩容，吸引更多的亚太国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接纳中国台湾以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英国等经济体，以分散受新冠疫情冲击的产业链风险。
中日韩FTA积极推进，有助于推动东亚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中、日、韩三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分量、有影响的重要国家。中、日、韩三国人口总数占世界的20%左右，经济总量占亚洲经济总量的70%、世界的23%左右，外汇储备占世界的47%，对外贸易总额和对外投资总额均占世界的20%，是亚洲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众多，整体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开展“中日韩+”合作，共享三国发展经验，可以合力帮助其他国家，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多元包容的共同发展。
在生产一体化方面，2018年亚洲中间品贸易的增长率出现了剧烈下降的现象，与全球趋势相同。对中间品流动的网络分析显示，亚洲区域内中间品流动仍然占主导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在亚洲的全球价值链构建中的重要枢纽作用。倘若新冠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则会带来全球和区域内产业链的调整。
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联系日益紧密。中国主要从东亚地区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中间产品的进口主要为零部件和半制成品，初级产品所占份额较小。中国是日本和韩国在东亚地区最主要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来源地，并且这一地位的重要性还在不断提升。随着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贸易的稳步增长，中国在东亚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东亚区域的生产网络已逐渐由以日本为主导的“雁行模式”发展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三角贸易”模式，即从东亚各国和地区从日本进口中间产品并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欧美市场，转变为中国对从东盟和日韩进口的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产业链分工的程度更深，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2020年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进口第一大国。中国70%左右的石油依靠进口，72%的石油进口来源于西非、中东、南美洲和俄罗斯，天然气主要从土库曼斯坦、澳大利亚和卡塔尔三个国家进口
。这些油气进口来源地多处于中东等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的地区，会对中国能源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能够为中国能源安全增防固障，并使这条丝路古道的重要枢纽和关键区间再度焕发蓬勃生机，同时有利于中国的地区稳定。
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取得实效进展，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务实合作机制不断发展。2019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近1400亿美元，中国和南亚国家深化合作前景可期
。
亚洲人口超过40亿，内需市场潜力巨大，基础设施需求旺盛。其中，南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南亚GDP比重的9%，东亚为5%
。随着亚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整合和投资者多元布局需求的不断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东南亚、南亚转移趋势加快，使亚洲成为全球投资热土。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会点，与亚洲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合作在加强，推动了东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提升了区域内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合作的整体水平。近年来，亚洲国家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冲击，以东亚为重点的亚洲经贸合作逆势增强，地区国家间经济合作持续深化，有力维护了东亚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发展，为全球抗疫和经济恢复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东亚经贸合作实际上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重心。新冠疫情加强了东亚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使东亚成为疫后摆脱全球危机的“火车头”。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给东亚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将推动亚洲经贸合作迈向一体化新阶段。东亚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提升，区域内各国发展模式与水平多元互补，“一带一路”加速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全球产业链东移趋势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潜力巨大，合作前景看好。但是受东亚经济发展不平衡、债务风险上升、区域协定碎片化、宏观政策协调难、产业链加速调整、中美在东亚的战略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东亚经贸合作也面临巨大挑战。
新冠疫情初期，中、日、韩三国合作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复工复产，带动东亚产业链的逐步恢复，为全球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疫情凸显了中、日、韩三国的抗疫理念和民族文化相近性，或者说，三国的底色相近，具备深厚的合作基础。
一是东亚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提升。东亚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相对于全球经济疲软，东亚经济始终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东亚GDP的年平均增速高于世界GDP的平均增速（见图1）。东亚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16.4%上升至2018年的24.9%（见图2）。近年来，东亚经济总量接近北美和欧洲（见图3）。
图1 东亚GDP年均增速高于世界GDP年均增速
资料来源：万德资讯。
图2 东亚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资料来源：万德资讯。
图3 东亚经济总量接近北美和欧洲
资料来源：万德资讯。
二是区域内贸易为亚洲经贸合作提供较大合作空间。世界各区域内发生的贸易占总贸易额的50.0%以上。从亚洲整体来看，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5.2%上升至2018年的58.0%。2018年东亚区域内贸易份额占比为55.5%（见图4），创历史新高。这表明东亚区域一体化程度持续加深。相比于北美和欧盟地区，东亚区域内贸易仍有很大增长潜力。
图-4 按亚洲次区域分列的区域内贸易份额
资料来源：《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2019—2020）。
亚洲区域合作自成特点，各国发展模式与水平多元化。差异也意味着机遇，只要各方能积极挖掘互补性，就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彼此合作是亚洲地区人民的切实需求。近年来，在亚洲各国制定的发展战略中，加强区域、次区域合作都是重要内容。RCEP、CPTPP、中日韩FTA等区域合作提速，正在为域内国家的发展与合作注入新动能。
全球疫情严重冲击了跨国公司的投资布局，使全球产业链东移趋势加快。这带动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中、日、韩等东亚地区较快恢复生产，加速半导体、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向东亚聚集。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全球产业链布局向东亚靠近，中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吸引全球高端服务东移。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在疫情期间相对稳定的表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带来的营商环境的进一步提升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将吸引全球资本特别是技术资本东移。全球产业链东移趋势将带动全球高端人才东移，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全球高端人才聚集高地。伴随着全球产业链东移，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服务链、创新链东移是大势所趋，东亚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以“五通”为合作重点，既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更符合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现实发展特点，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助力其突破现实发展困境，取得切实进展。
亚洲经济发展不平衡、债务风险上升、区域协定碎片化、宏观政策协调难、产业链加速调整、中美在亚洲战略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给亚洲经贸合作带来巨大挑战。
一是面临区域性挑战。其中包括：面临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债务风险上升的挑战，面临生产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挑战，面临从为全球提供制造和劳动力向为本地区和全球创造需求转变的挑战，面临产业链供应链的断链风险加大和回归本土的挑战，面临区域内金融货币和外汇合作的挑战，面临区域内经济宏观政策难以协调的挑战。
二是面临中美在亚洲的战略博弈加剧的挑战。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方针已由“贸易战遏制”阶段进入“全面遏制”阶段。美国推出构建经济繁荣网络（EPN），主导“四国联盟+（Quad+）”，构筑反华联盟，进一步实施对华战略打压
。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到特朗普时期的“印太战略”和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及近期的四国联盟战略，其实质都是新形势下围堵、遏制中国发展的霸权主义战略，构成了美国及其盟友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矩阵。从发展趋向看，特朗普政府出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宣称将改变过去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采取“全政府对华”方针，通过公开施压手段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扩张。美国商务部不仅宣布将全面限制华为购买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还禁止至少13所中国高校的毕业生在美学习或研究。而且，美国启动与中国产业链的脱钩计划，这说明美国的新亚洲战略有所调整，即在经贸上形成共同制华的包围联盟。拜登上台后对华遏制方针虽然不会改变，但在策略上会与特朗普政府不同，将会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合作，采取联合制华战略。中美科技战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和大国博弈的重点。在“毒丸条款”、撤资要求、实体清单、出口技术管制、投资限制、核心关键原料和零部件断供等措施影响下，中美间的供应链关系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是面临如何处理多组关系的挑战。如何处理好东亚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合作？如何加强与美欧国家的合作？如何处理好中、美、日三国的关系？面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的对华遏制战略矩阵，中国如何破局？
当前形势下，中国应把握亚洲周边国家对区域经贸合作的基本认知和利益诉求，立足中国发展实际，继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重要方向，全面深化亚洲经贸合作。积极推进以东亚为重点的亚洲经贸合作，深耕东亚，深耕“一带一路”，深耕欧美生产网络，共同构建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不断增强亚洲共同意识和身份认同，增进战略互信，全面深化亚洲合作。
一是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和东亚生产网络的产业合作，加强科技、金融、生态和治理等领域合作。其核心环节是推动东亚生产方式的转型，推动东亚生产方式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同时，要加强与欧美生产网络的全方位合作。
二是重点深化中国与日韩及东盟国家的合作，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稳定提升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三是全面提升与日韩合作的发展质量。深化在抗击新冠疫情、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文交流、应对老龄化以及推进RCEP、中日韩FTA、CPTPP等领域的合作，全面提升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发展质量。
四是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经贸务实合作。把握好2020年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10周年、2021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30周年，以及RCEP的签署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的新契机，推动与东盟的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实施更加主动的自由贸易区（FTA）战略，坚持双边、多边FTA并行推进策略，逐步构筑起立足亚洲、以东亚为重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推动自贸协定面向高标准。RCEP是包容性的，中日韩FTA是高质量的，CPTPP是高标准的。中国应积极申请加入CPTPP，面向高标准积极推进国内改革。面对美国可能重返TPP、可能激活冻结的22项条款、可能重新建章立制，推行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我国应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参与WTO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各方对我国重点关切的产业政策、国企改革等问题上，结合国内深化改革需要予以建设性回应，面向高标准推进改革，这一过程很重要。
推进构建高标准的中日韩FTA。遵照最大公约数的原则，加快达成介于RCEP和CPTPP之间的中日韩FTA标准。在敏感领域划定相应过渡期，也可采取渐进更新的办法，事先设定例外条款，待到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升级某些规则，让中日韩FTA达到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标准。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还可量身定制与之相适用的贸易投资规则模块，待其进入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升级到更加适用的高标准规则。
在自贸协定框架下，继续加强规则、制度和政策的沟通，增强安全互信和包容性发展。加强互补领域的合作，拓展数字经济等新领域的合作。
稳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扎实推进“五通”建设，探索建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合作机制，稳步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倡导普惠、包容、共享的发展模式，扩大第三方合作。通过“一带一路”为区域增长注入新活力，通过扩大内需、扩大进口、带动区域贸易和投资发展，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积极引导“一带一路”接轨国际规则。在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多边自贸协定谈判过程中，对标国际，引领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规则体系和标准体系，增强“一带一路”发展融资的透明度，构建东亚及“一带一路”区域供应链，推动落实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务实合作项目。
一是提升东亚产业链供应链水平，核心是推动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变得更具有弹性和韧性。要充分利用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东亚产业链合作，深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二是加强与日韩合作，夯实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基础。新冠疫情过后，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指向、中国市场为依托，进一步完善东亚产业链网络，维护东亚产业链的安全。
三是全力打造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高质量发展的“一带一路”产业链体系。首要加强中国产业链自身的竞争力，实现由中低端为主走向中高端，以维护国际分工已形成的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延续性。
一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中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中，即便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也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内需市场潜力将被不断释放，将为各国对华合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为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二是继续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双循环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上台阶；形成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政策环境和法治环境；推动创新等知识型开放上水平，加强开放创新和知识产权合作。
三是全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新发展格局。推进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加强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建设。进一步深化区域、次区域经贸合作，加快澜湄经贸合作五年规划的落实和修编，充分发挥中国—南亚合作论坛、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议等经济合作平台的作用。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框架下，建立健全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机制；在中韩经济高层对话框架下，推进共建中韩产业园合作，支持开展中韩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合作1.5轨、2.0轨研讨会议。
四是持续扩大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加快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的制度探索，进一步推进“边境后”行业对外开放，构建内外循环促进支撑的稳定供应链。
一是有效管控分歧，排除域外势力干扰。寻找更多的经济利益交会点，引导日韩、澳新等周边国家转变思维，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
二是积极发挥各种首脑峰会的助推作用。积极落实G20峰会、APEC峰会、东亚峰会、东盟“10+3”峰会和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达成的各项共识，推动高层交往机制化，同时借助多种多边机制平台构建超越政治安全框架的经贸合作关系。支持企业在商言商，把跨境经贸合作做实、做深，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三是搭建高标准区域一体化利益诉求沟通机制。充分发挥东盟“10+3”“10+6”等区域合作平台作用，在双向投资、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等部分领域，可以尝试以最大共识为标准，吸收纳入高标准的内容。
以包容发展理念处理好大国和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争取与印度成为和平共处的合作伙伴，保持对亚洲中小国家的足够重视，把亚洲中小经济体纳入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助力中国赢得中美战略博弈主动权。同时，要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区域治理理念要与时俱进，与亚洲各国携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执笔人：张燕生、逯新红、刘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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