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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流行讲“人设”，如果借用这个时髦的词来看求学时期的高君宇，那他绝对是妥妥的学霸人设，是各种奖项拿到手软的杰出青年。
高君宇1913年1月23日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这所学校原名为山西省立模范中学校，位于清朝时举行乡试的贡院旧址，北面是文瀛湖，南面是城墙，是当时山西省数一数二的名校。高君宇于2月1日正式入学。在这一年的期末考试中，作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高君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913年7月，学校更名为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招生规模也扩大至全省。当年暑假后，学校的学制和班级同时进行了调整，高君宇加入第七班。校长王骧虽然只有30岁，但他曾留学日本，将省立一中办得有声有色。该校的师资也是一流的，像国文老师常晓楼、王西池，英文老师仇曾治、朱海洲，还有历史老师赵宝城等，都是学养深厚、循循善诱的先生。其中，英文老师朱海洲先生，对高君宇特别关心。一次，校长王骧根据各位老师对学生们的考察评比，从全校挑选出18位拔尖的学生，以“十八学士登瀛洲”为题登在壁报上，并且为这18位学子各加评语。高君宇位列其中，写给他的评语是“崇德敦行”。
“二次革命”之后，中国政局形势堪忧，教育界也是死气沉沉。学校的课程安排以“读经”和“修身”为主。图书馆里所看到的全都是一些陈旧的书籍，或是《大盗孙文》《大盗黄兴》之类的小册子；课内外所听到的也都是《大学》《中庸》等古文古义，高君宇对此颇有异议。当历史教员赵宝城、英文教员朱海洲宣布了袁世凯卖国的消息后，高君宇和很多同学都流下了悲愤的泪水。大家积极筹款，把“二十一条”全文复印了多份并附上说明，走上街头散发。高君宇表现较为积极，捐款最多。1916年3月的一天，在高君宇所在的省立一中的主导下，全太原的学生大会在劝工陈列所召开。会上，高君宇和爱国学生们一起慷慨陈词。1916年暑期，高君宇从省立一中毕业，他原本想考山西大学，朱海洲先生劝他去北京大学。他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前往北京后，高君宇接触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并逐渐成长为一代风云人物。
1916年9月，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甲班。就在高君宇入学后不久，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简称“北大”）校长，随后在北大推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当时，山西籍学生考入北大理预科学习的很少，高君宇在学习物理时感到很吃力，在二年级的考试中成绩很不理想。可是他“立意深造，勤苦力学”，经过一个暑假的补习，顺利通过了预科三年级的考试，并升入理科本科学习。对外语的学习，他也很上心，这也为他日后更好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总的来说，高君宇对待学习是非常认真的。他上课很少请假，在预科三年级第二学期，也就是1919年1—5月，根据《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的理预科学生请假旷课表，高君宇（高尚德）只请过3个学时的假。这种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高君宇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身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地带，高君宇浸润在各种新的思想潮流中，每日都会认真阅读《晨报》和《新青年》，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危亡。1918年5月，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胁迫段祺瑞政府签订了卖国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的中国学生知晓后，立即举行集会抗议。虽然遭到日本军警镇压，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高涨，组织了“中华留日学生救国会”，积极联系国内学生一同斗争。北大学生积极响应。5月20日晚，高君宇参加了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的群众大会，见到了以李达为首的留日学生代表。第二天，高君宇和邓中夏、许德珩等人组织了北京几所高校的2000多名学生前往总统府请愿。这场全国学生的第一次请愿活动，成为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这次活动不仅锻炼了高君宇等年轻学子，更促成了“学生爱国会”（后改名“学生救国会”）的成立。
1918年10月22日，国民杂志社在北大成立，高君宇是其中一员，并在筹备出版《国民》杂志时慷慨解囊，解决了部分资金问题。在《国民》杂志的出版过程中，高君宇也起到很大作用。
这一时期，对高君宇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与李大钊的相识。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社的导师，身边聚集了许多先进青年。高君宇就是其中之一。1918年秋季之后，高君宇经常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同学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或家中聚会。他就是在那里了解到十月革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李大钊是高君宇从进步青年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精神导师。
1919年5月1日凌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大。北大上下十分震惊。当天下午，国民杂志社在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5月3日晚在法科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会议如期举行，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第二天举行爱国大游行，并通电全国各省于“五七国耻纪念日”积极响应他们的这次游行活动。会议上，高君宇慷慨激昂，号召同学们起来斗争。在5月4日的游行中，他带头与同学们冲入曹汝霖内宅，在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活动中，他都是骨干。游行之后，他又和李大钊一起不遗余力地日夜奔走，营救被捕学生。他还冒着被捕的危险，走上街头，派发传单，号召民众斗争。
由于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热情和组织能力，5月16日，高君宇被推举为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在之后的革命风暴中，高君宇奔走呼号，却因操劳过度而呕血两次。即便身体出了问题，高君宇仍积极参加了当时北大的一些进步社团，例如新闻学研究会、新潮社、北大平民讲演团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筹备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李大钊的组织和推动下，1920年3月，高君宇、邓中夏等人成立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革命团体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己任，是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同时也为高君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研究会的主要活动实绩，即建立了“亢慕义斋”，并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总数达数百种。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研究会成员还分为若干小组，分散研究专题后聚在一起讨论，加上时常得到李大钊等学者的指点，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日益加深。高君宇作为研究会19名发起人之一，积极参加研究会的各项活动。白天学习、晚上与同学们讨论。这一时期，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学习，这促使他的思想水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
1920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受李大钊委托，高君宇积极筹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1920年11月，来自北京各学校的40名学生出席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作为北京马克思主义党团组织的奠基人，高君宇被推举为书记，由此成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在团的建设中，高君宇发挥了很大作用。到1921年3月，北京的团员已经达55人。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11月，党小组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加入，以补充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小组后的空额。邓中夏、高尚德（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9人就是在这时加入的。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是高君宇转向共产主义的重要一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有16人，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
高君宇成长很快，党小组委派他和邓中夏深入工人当中，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这是党开展工人运动的起点之一，高君宇是这所学校的主要教师，带领团员积极开展面向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1年底，高君宇以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加入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于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高君宇在学习之余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直到1922年7月留在北大担任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