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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使中国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革命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党。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种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开放是彻底打破闭关自守的保守思想，由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引进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及经验，参与经济全球化，从而发展自己的经济。
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史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纵览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变革、大发展都以思想启蒙、思想解放为先导。解放思想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使思想和新的实际相结合，使主观与新的客观相结合，从而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国际不同场合进一步旗帜鲜明地宣示改革开放的决心，为中国“两个一百年”发展道路再次明确了方向。
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既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又是一个触及各个领域、带有普遍性的真理。“发展是硬道理”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基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其突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观念，形成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为我们理解如何发展、为谁发展明确了方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展是硬道理”，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这一思想应该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
“发展是硬道理”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思想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科学总结自身和其他执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从而概括出来的最为深刻的历史经验，关系到执政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是保证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要求，发展经济是我国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抓住了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随着科学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一旦失去机遇，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客观要求，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
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中国的近代史、世界的发展史都证明，经济安全是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的保障，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关系到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国际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经济不发展就不能维护自身稳定，也就无安全可言。当代国际关系已进入霸权和反霸权时代，经济是硬实力，也是话语权。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伴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这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40年，是城乡居民生活实现由温饱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40年。社会保障事业从无到有，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人民安居乐业、就业稳定，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脱贫，中国全方位进入小康社会。
18世纪中叶世界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发展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制造业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是国民经济的脊梁和国家安全的保障，其本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载体，也是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通道，又决定了农业现代化和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决定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关键因素，是一个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世界经济、军事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能力的竞争，谁掌握了先进制造技术和制造能力，谁就能更好地占领市场，就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制造业是经济的基础产业。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制造业或者制造业空洞的国家，在互联网领域，在软件和信息技术、金融行业能够长盛不衰。
没有制造优势的国家，必将与创新渐行渐远，因为制造业是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制造业衰退必将导致国家层面的危机，它会破坏整个经济生活的生态环境，如技术劳工在制造业生态圈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制造业衰退会导致在产品生产中的技术劳工的知识和经验的中断和消失，使高技术产品失去后援，使创新失去动力，最终将使社会经济生活蒙上浓浓的阴霾。
英国崛起于工业革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第一个“世界工场”。英国的工业品曾经行销全世界，英国制造也曾经是优质品的代名词。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的金融业开始做大，英国的社会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些都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开始衰落，而伦敦却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并非巧合的是，大英帝国同时也不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
在英国人开始大玩金融的时候，美国人接过了制造业的接力棒，取代英国，成了世界超级工业强国。美国人干劲十足地修铁路、建钢厂、拉电网、造汽车、打造商船队……制造业突飞猛进。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了类似英国当年的事情，美国金融高歌猛进，而制造业却开始衰退。
80年代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美国的精英认为，美国只要坚持高科技产品在本国生产，哪怕将传统制造业工厂全部转移到国外，也不会影响国家的整体经济。美国将中、低端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从工业转移出来的人口进入服务业，蓝领工人则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消亡。一方面，大多数服务业为低技能、低收入行业，加速了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导致了美国精神沦丧。再勤劳也无法致富，再接受教育也无法改变人生命运的情况，使美国的精英阶层可以“世袭罔替”，永远高高在上，而平民阶层只能随波逐流，逐渐沉沦。
“去工业化”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由于传统制造业的丧失，美国出现高额的贸易逆差。高科技阵地在21世纪到来之际也在悄然丢失。数据显示，美国高科技产品在2001年进入贸易逆差。受政策惯性的影响，高科技产品贸易占总贸易逆差的比例近年来还在继续扩大。自2000年到2010年，大约有6万家美国工厂倒闭，制造业在职人员数量从1700万减少到1100万。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美国看到了“去工业化”的后果。纵览世界列强变迁，可谓成于“工业化”，也败于“工业化”。
制造业是重资产行业，制造业企业就是每天和各种“物”打交道的企业。制造业对社会有更深入和更强烈的依赖。社会方方面面的条件、环境因素都会通过实实在在的“物”直接影响制造业。
比如，制造业企业对各种基础设施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没有平稳的电力、水资源供应，没有充分物流保障的港口、高速公路、机场、铁路、信息网络，很多工业企业就不可能开办下去。
制造业不仅依赖于硬件基础设施，也依赖于社会的软环境，如制造业需要优秀的教育资源，需要高素质的工程师和高技能的员工队伍，需要先进的制造业文化，需要员工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奋斗精神。
制造业对社会硬件、软件环境的依赖程度很高，这种依赖程度决定了制造业的环境条件，如果在不理想的环境下，制造业很难发展，至少不会大规模成功发展。
更进一步说，制造业所高度依赖的社会软硬件是国家治理的产物。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指标，好的国家治理能力表现在方方面面——内外部安全条件好、社会治安情况好、基础设施完善、教育事业发达、政治制度合理、国内市场兴旺、税收水平适当等。
所以，很难找到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很差，但本土制造业却很发达的国家。几个制造业大国，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都是国家治理能力强、各类基础设施水平高、软硬件环境都明显领先的国家。
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强大，这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一定很强。而一个治理能力强大的国家，不仅制造业强大，其他方面也会有较好的发展。相反，如果一国治理能力下降，制造业一定会趋于衰落，而且衰落的也不会仅仅是制造业，这个国家的其他方面也会趋于衰败。
1949年，我国工业品种及产销量几乎为零。全年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只占当年世界钢产量的0.1%，我国连一颗螺丝钉都需要进口。没有自己的工业自然饱受欺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徒有战胜国之名，却无战胜国之实，中国东北和原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的权益均由美国和苏联掌控。
新中国工业发展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得益于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694个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建设工程，我国机械、电子、冶金、石化、发电、煤炭、钢铁、建材等均于此阶段开始发展。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发展重工业有着强烈的愿望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即便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中国也必须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1978年，我国已经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全国几乎每个县都建立了农业机械厂，有很多县还建立了门类众多的化肥厂、水利机械厂，以及其他各类小型机械厂和日用品厂，为改革开放后的县属企业发展和乡镇企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经济规模迅速壮大，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快速发展。40多年来，我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197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仅为1622亿元；199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了1万亿元大关；2007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2年突破20万亿元大关；2018年突破30万亿元大关，比1978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85倍。199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上升到6%，位居世界第四；2007年达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占比进一步提高到19.8%，跃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8%以上，稳居世界第一，成为驱动全球工业的重要引擎。1980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不足一半，2000年以后上升到90%以上。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逐渐超越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成为出口主力，2017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8.95万亿元，占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58.4%，高于同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20.1%的比重。
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经过70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中小企业获得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由少到多，从小到大，在增加就业、促进创新方面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底，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3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已经超过7000万户，贡献了全国50%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劳动就业。
创新驱动发展。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技术创新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促进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和源泉。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由2004年的0.56%提高到2018年的1.06%。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达到93.4万件，比2004年增长了29.8倍。一些技术已经从过去的“跟跑”到“并跑”甚至向“领跑”迈进。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通信设备等产业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我国“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的计算速度多次斩获全球500强榜首，我国航天航空技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第三代核电、“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工程、港口机械、巨型水电工程建设技术、建桥技术、掘进装备、深海载人潜水器等多个大国重器彰显了中国创造自主创新的实力。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历程，我们的制造业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党中央始终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重心，高度重视工业与信息化革命的历史机遇，针对不同阶段的形势任务，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