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推进全面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从改革开放后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2012年之后增速放缓并逐年下行，因此，如何提高增长速度和质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在这个问题中，“中等收入陷阱”相关讨论已经成了绕不过去的“坎”。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有许多专家学者经过各种思想碰撞而引发的社会上的广泛讨论。现在，人口数量红利已经消失，投资拉动的边际效应日益明显，消费受到收入增长的制约，技术的简单转移也走到了尽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拉动日显乏力，“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经济因素影响也开始在中国显现出来。按照目前世界银行评价体系的标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并无太大悬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50年制造业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

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始终把质量、效率、效益、自主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并以此来保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2016年12月14—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增加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央的宏观层面主导思想并没有在微观企业层面得到很好推动和落实。2018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仅为2.59%，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制造业的问题出在哪里？

21世纪，中国制造面临着机遇和挑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从而引发了第四次工业革命。

21世纪，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嵌入式系统和数字制造技术及智能制造系统深度融合，智能化、无人化、少人化、长时间不间断连续工作，带来的是人和机器之间的竞争。21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和形式将出现重大转变，经济和社会将发生重大转折，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赛跑。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制造业都面临迫在眉睫的挑战。中国制造“三步走”战略是关乎国家生死之战，也是中国制造业的国家使命。

正因如此，美国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惜一切代价，在贸易、科技、金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全方位打压和围堵中国，其最终目的是阻止中国成为制造业强国，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

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中兴通讯虽然处于世界通信第四的位置，但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在美国的打压下，一夜之间面临困境；而华为用自己的核心技术，不仅顶住了美国举国之力的围剿，还以芯片“备胎”技术对美国利益形成威胁。相同遭遇，不同结果，使中国相关专家的注意力和社会舆论焦点都集中到了“核心技术”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更是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词。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需要先从科技和管理两个方面来分析。

技术的自然属性是技术独自具有的固有属性，技术本身不是先天存在的产物，它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中后天生成的。技术的自然属性具有物理性，技术的特征在符合其存在的物质特定条件上，具有重复性、稳定性，但是生产要素（人、机、料、法、环）在不同的管理过程中是非确定的，产品的技术功能的重复性、稳定性以及形成过程的成本、效率都取决于管理，而管理则具有非确定性，因此，只有保证管理过程的确定性，才能获得技术属性的确定性。我们必须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技术是源头，没有技术，发展和生产就是无米之炊，但技术不是充分条件，技术和管理都是必要条件。管理是科技的有效支撑，技术是竞争力，管理是竞争能力。

科技是国家竞争力，特别是面对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和封锁，我们必须集中资源，在关键核心科学技术上取得突破，这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但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角度来看，还存在普遍性因素。我们面临的国内经济是多样性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充分认识到不同行业产业、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主要问题都是不同的。技术和管理是矛盾主次的两个方面。在矛盾的处理中，我们要牢牢把握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同时也要高度重视企业的开发研究，更要研究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品牌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生态。一切工作最后都要落到结果上，我们在重视科技创新的同时，也要重视管理创新，正确把握创新的整体思维、结果思维。

从技术和管理两个问题出发，我们想提出的是，在追赶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要知晓哪些要素具有核心竞争力，哪个要素是最重要的核心竞争要素，从而使我们走一条最优赶超路径，选择一种最优赶超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从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来看问题，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来看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看问题。

寻找自己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规模迅速壮大，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份额的28%以上。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制造业GDP跃升为世界第一。但是制造业仍有待做强做优也成为大家的共识，企业产品的质量、效率、效益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低端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不能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等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产品横扫欧美市场，但日本并没有在技术上做到美国人那样的创新，其成功主要得益于管理和特有的文化。其全面质量管理代表了质量，精益生产代表了效益和效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即根据市场情况做进一步的改善代表了技术。当一个产品在质量、价格和性能方面都表现出竞争优势，其成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日本是一个岛国，市场太小，要成为制造大国，眼光必须放在欧美市场，与欧美产品竞争。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许多企业把眼光首先放在国内，降低了竞争起点，而与国内产品竞争，又选择了价格竞争的道路，结果价格越来越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低价竞争使中国企业不重视研发，过度低价竞争危害了中国企业。国内企业的这种竞争模式，恶化了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拉长了中国产品技术和质量的提升周期。

国内不少企业过分追求速度，牺牲的是质量，很多企业把科技创新停留在引进和仿制上，缺少再创新，企业新产品研发设计快，试制过程快，直接转入生产快，推出市场快，早期故障出现得也快，导致企业的产品一边卖一边改。这种浮躁的、急功近利挣快钱的心态和思想普遍存在。

20世纪初至今，世界企业管理理论在实践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从全面质量管理、精益管理到六西格玛管理再到卓越绩效管理各有侧重点，又都在原基础上不断进步和升华，为世界各国企业所接受运用，并帮助很多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相比较而言，美国、德国、日本的企业提倡管理的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全方位推进，通过细节把过程做到了极致，通过极致成就了员工的工匠精神，使企业在创新管理上全面领先于其他国家。

而我国多数企业往往把先进管理作为一种运动、一种跟风、一种表面化形式，不能沉下去扎扎实实地落实，不能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持久开展。中国很多企业虽然也开展了全面质量管理，部分企业开展了精益管理、六西格玛管理和卓越绩效管理，但是由于存在“差不多”和“马马虎虎”陋习、“随便”陋习、“取巧”陋习，企业的上述管理从上到下往往仅是走过场，越到底层、越到边缘，越看不到管理的影子。管理过程最重要的是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全方位推进，而我们最缺少的恰恰就是“全”。在企业运营中，产品在设计研发过程、新品试制过程、可靠性试验过程、生产制造过程、用户使用过程中的全面质量管理、全面信息反馈，以及以数据统计为依据的质量分析都存在过程管理缺失，尤其缺少顶真的细节，这就形成了无数的质量黑箱、效率黑箱、效益黑箱。所谓黑箱，就是企业经营者不知道、管理者不知道、企业员工也不知道的情况。

这是中国制造普遍存在的问题，普遍存在的问题背后一定有其原因。从哲学角度看，问题越多、越普遍、越复杂，其背后就越可能存在根本性的原因——文化，缺乏工业文化，缺乏先进制造业文化。这也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长期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企业普遍存在急功近利、浮躁心态及“差不多”和“马马虎虎”陋习、“随意”陋习、“取巧”陋习，这是中国制造业追赶和超越国外先进制造业的最大障碍。文化是起引领作用的，落后的文化如果不能根除，就只能产生落后的制造系统。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微观层面，而微观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内生动力不足，这是与制造业文化紧密关联的。

企业的物质资源、核心产品、核心技术、人才、制度、管理都是单独的资源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征，但不能代替核心竞争力的全部。只有文化既是各种核心竞争力的根基和源泉，又具有整合竞争要素的能力。现在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普遍认识是：企业内生的、能给企业带来持续发展的、难以模仿的、能综合多种资源的能力，这些要素指向的都是文化。

中国制造呼唤先进制造业文化。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说：文化是科学进步的母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先进生产力的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总要寻找它的落脚点，而且往往是在最适宜的文化环境里突破。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不仅会影响科技知识和成果的出现，更会深刻影响到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科技成果向现实的转化。

工业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创新能力强弱转换的结果，无不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根由。为什么新的工业革命不是发生在初始科技和经济领先的国家？我们还可以追问：同样制度体系下，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科技创新会有不同的结果？有很多学者对这类问题做了深入分析，结论都不约而同地指向文化环境这一潜在的、深层的因素。

关于文化生产力，我们可以把文化比喻为一个社会运动的软件，如果这种行为方式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行为模式不符，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这种行为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行为模式相符，则将大大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先进制造业文化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地域和企业的共识和行为，经济即使当下落后，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努力迎头赶上。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起着反作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的开放，劳动力转移、技术的变迁、资本的流动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低收入国家可以快速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仅仅是经济表现出来的外在的动力优势。经济表现出来的外在动力，能较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前半程的主要矛盾。当经济进入后半程，人口数量红利已经消失，投资拉动的边际效应日益明显，消费受到增长的制约，技术的简单转移也走到了尽头，工业的进一步增长就需要通过提高效率和效益来支付更高的工资成本，通过高质量发展进入高收入国家。但实际情况是，不利于制造业发展的各种落后的文化现象和陋习阻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发展前半程它们是隐形的、次要的矛盾，但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就成为发展的主要矛盾，而经济发展前半程的其他发展要素就转化为次要矛盾，认识不同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转化，用新发展理念指导经济增长方式，才能获得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时候需要国家和企业的内生动力来获得经济增长。

内生动力的文化进化则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调整适应，如果一个国家的先进文化不能适时得到调整，不能获得经济内在动力优势，这个国家往往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文化进化是指新的思想的形成过程，是文化发展的质的变化。文化进化可以表现为缓慢渐变，也可以是一种突变，而中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就需要一种文化进化的突变即文化的跃迁，这个突变和跃迁就是先进制造业文化在较短时间内全面提升和落地。

文化生产力包括文化的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文化对物质所产生的变革作用，作为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观念从而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这种影响具有内在性、隐蔽性和持久性特点，即物质生产力的精神文化因素，我们把它称为物质层面的文化生产力。以文化本身为生产对象而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即通过精神文化活动本身的产业化、市场化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功能，我们称为文化层面的文化生产力。目前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存在偏差，把文化改革的重点理解为文化产业改革，而轻视了文化对物质生产的影响。

文化是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最长久、最根本的动因，我们必须从宏观上审视文化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兴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往往是文化最活跃、碰撞最激烈的地区，文化的流动不断催生文化的分解、融合和创新，推动着文化新旧形态的转换，而没有文化流动或文化流动很少光顾的地区，往往是落后地区。落后的经济背后是落后的文化。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总是有一种保守和不思进取的心态，小富即安、墨守成规，其根源就是他们保守的文化和不开放的僵化思想，被陈旧的传统观念所束缚。文化构建的是环境，创新活动则是系统。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总路径，文化创新是最高层面上的创新，文化创新又推动着全面创新，使国家、地区、企业内部达成求新思变的共识，营造出敢于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努力打造学习型组织，从而获得持续发展。

从微观上看，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实践的产物，而且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反作用于企业实践。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成败，取决于企业经营哲学和管理理念。没有新思维、新观念的指导，企业就无法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可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功的内在思想形态的核心。

打造先进制造业文化的关键在于要落地。落地指的是落地生根，即整个制造业系统，每个企业的员工，都能把先进制造的企业文化所倡导的理念转化为一个个创新的行为和结果，这其实是一个如何实现“言行一致、执行到位”结果导向的管理。企业文化落地可以在思想层面加快其他各项竞争要素的形成机制和落地机制。

中国需要企业家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首先取决于一个有为的政府，需要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政治家和政府创造宏观经济的活动环境，至于市场中千万家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佼佼者，则需要成千上万的企业家群体。企业家不直接从事技术创新，但企业家却是技术创新的决策者、技术创新的管理者，是提高企业组织效率和质量的运筹者和技术创新转化为商品的完成者。

纵观整个世界历史上的繁荣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繁荣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量源于社会出现广泛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背后是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企业家经济。企业家经济的出现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体现了社会的整体行为方式。

如今，我们国家大力倡导工匠精神，这种精神需要落地，这个“地”首先是企业。当前，我们的社会和企业缺乏工匠精神的文化土壤，工匠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要打造工匠精神，首先要打造企业家的工匠之心，只有企业家具有工匠精神的思想理念和行事风格，才会宣传工匠精神、示范工匠精神、落实工匠精神、激励工匠精神，从而使工匠精神落地。

从企业文化出发，我们还要以更广的视角来分析行业文化、产业文化、制造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制造业文化是工业文化的内核，工业文化则在更大范围内反映了企业文化。工业文化可表现为观念形态、制度形态、物质形态等，制度形态、物质形态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进步，而观念形态的进步则是缓慢的。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农业文明时代，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工业文明阶段。当前，中国工业文明只有70年的历史，这段时间也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时期。中国工业文化观念受到传统农业文化观念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将阻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看，制造业文化的形成要素与自身传统历史文化、工业化所处阶段，制造业演进过程的文化变迁和变革相关。制造业文化的价值观是构成制造业文化最为核心的部分，由于历史不同，自然环境不同、信仰不同、行为习惯不同，对制造业的理解和接受不同，制造业的价值观自然也不同，这种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各个国家、地区制造业文化的差异性，它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与组织当中，并外化为劳动者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先进制造业文化的认识有一个从浅到深、从量变到质变、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制造业强国，对先进制造业文化的认识已经实现了多数企业的自觉和少数企业的自发，在制造业大国，对先进制造业文化的理解上还处在少数企业的自觉和多数企业的自发阶段，这就是二者在制造业结构和制造业模式方面存在差别的原因。

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和挣快钱思想，表明我们的市场心态还不成熟。由于市场经济只有短短30年时间，企业经营管理队伍参差不齐、优劣不等情况突出，从整体上说，我们的企业对工业文化、对先进制造业文化精神的深刻认识仍显滞后。因此，建设先进制造业文化、工业文化，培养和造就更庞大的企业家队伍已刻不容缓。

国家层面对制造业提升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其中最关键的是“第一步”。第一步的战略关键是“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整体素质中，首先是制造业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企业家队伍素质，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如果不在这一层面下气力，恐怕战略规划的实现就会有问题。

先进制造业文化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首先要破除不利于制造业发展的各种落后的文化现象和陋习，在经济发展前半程，它们是隐形的、次要的矛盾，但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它们就成为发展的主要矛盾，其制约着经济其他要素的存在和发展。因此通过先进制造业文化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家起主导作用；制造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国家，政府起主导作用。政府在经济工作中不仅要注重抓宏观、抓战略、抓前瞻，同时也要注重宏观战略和微观执行得以落地的管道建设，避免出现强宏观而弱微观的情况。企业家队伍建设和先进制造业文化是对企业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引领性的关键要素，是微观经济中的牛鼻子，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软实力，是政府与市场的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关键“接口”，高度重视、牢牢抓住这个关键“接口”，才能使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思想在微观主体层面真正落地。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党就提出“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很多人把“两手抓”理解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别属于两个方面、两条主线，分别由两套班子来抓，切割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在联系，形成制造业制造和制造业文化相隔离的状态。

我国中观层面政府经济主管部门都以建设“硬实力”为主要职能，如果建设“软实力”这个重要环节的创新问题不能解决，弱微观就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坎，最优赶超路径就会丧失。

先进制造业文化推进是大事，是关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事，是关乎我国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的大事，是关乎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大事；先进制造业文化推进又是难事，有旧思想、旧习惯的阻力，有不易立竿见影的政绩观的影响，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干扰；先进制造业文化推进还是新事，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没有可以度量的标准。改革和创新是永续前行的动力，在大事、难事、新事上创新，其后必有大机遇、大收获，因此先进制造业文化需要顶层设计，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顶层设计的指导思想，从纵向到横向全方位动员，推进先进制造业文化和先进企业文化两个维度的文化改革和文化改造，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制造业文化和先进工业文化体系。这种文化跃迁的变革，不仅具有经济史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

现在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世界格局的形成来源于西方早期科技进步与工业化转型，从而形成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和国际话语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正在动摇西方霸权的基础，正在影响国际格局、现代化模式、人类文明的走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伟大实践，对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均有重大影响。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正是这场伟大实践的担当者。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先进制造业文化，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承载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在实现制造业强国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迎来中国制造业文化的大变革、大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我是企业界的普通一员，一直专注于所在企业发展的思考、学习和实践。在长达30年的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对制造业经营管理的理解，包括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升级、文化进步，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从浅到深、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既有成功也走过弯路。我深刻地认识到企业的成功最关键的作用是制造业文化的进步。同时，我的体会是，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缺少有序进步的机制，缺乏先进制造业文化的引领，单靠自我进化是不够的。

我不是学者，也不是经济学家，我写这本书的动力来自内心深处的体会，希望能为国家再做一点微薄贡献。

我身处企业，优势是对企业有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更了解微观问题，更容易从微观经济中发现问题。宏观、中观、微观都是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质量效益转型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主要在于微观，而微观层面的问题首先是内生改革动力不足，这与制造业文化紧密关联，与理念、价值观和创新视野相关，这些领域恰恰是我们的弱项。中国的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我下决心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

宓仲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