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GDP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5~412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4126~1273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0.03万亿元，按平均汇率折算，经济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人均GDP约9780美元。2018年中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
经济增长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所面对的问题不同，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实现阶段性突破。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初并没有严谨的理论逻辑分析，更多是依据经济现象观察。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经历了昙花一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后陷入经济停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拉美地区，包括巴西、阿根廷等多个拉美国家，在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里几经反复，始终没有真正跨过人均GDP 1万美元的门槛，这就说明一个追赶型的经济体如果不能完成向发达经济体的转换的话，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后发国家经济增长奇迹都与人口红利、投资红利和市场红利有密切关系。
第一个因素：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在于劳动力转移，这是第一位的，中国人口劳动力从农村、农业转移到城市、制造业。如果笼统地说，二产和一产的效率差在十倍以上，所以只要是转移，就能顺利地实现效率的提高。从目前来看，我们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已经在放缓，当前劳动力之所以供大于求，就是因为我们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在逐渐减少。
第二个因素：投资红利。中国改革开放的市场需求和低成本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国外资本进入。民营企业的崛起，撬动了社会民间资本大量进入市场，加快了经济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政府的货币供应量超额发行，拉动了中国基本建设和企业固定资产增加，但结果是当前中国的投资过度积累形成过剩产能。
第三个因素：市场红利。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具有世界最大的市场资源，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给中国出口拉动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中国中低端极具竞争力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快速增长，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居全球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全球化受到质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现中美贸易摩擦，世界经济下行，市场需求萎缩。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在各个国家的情况，由于地区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政治背景不同、经济基础不同，“中等收入陷阱”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就不一样。其中拉美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贾康、苏享春（2016）在所著的《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中把拉美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归为五个方面：第一，历史制度遗留。长达30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导致拉美各国产品单一，扭曲了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种族多样化。整个拉美地区的民族和种族构成十分复杂，复杂语种导致了交流的障碍和风俗化的隔阂，这也被认为是拉美经济受到严重阻碍的原因之一。第三，发展战略失误。借用林毅夫的观点，拉美的失误在于把经济发展战略定位于进口替代工业战略，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发展模式长期僵化，歧视出口导致外汇短缺，重消费轻积累，资本积累水平不足以支持持续发展，是拉美经济体的普遍特征。第四，政治动荡不安。政治不稳定是拉美地区各经济体的普遍特征，主要源自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之间的不断更替，以及民粹主义政策与正统宏观政策之间的更替，这导致拉美国家始终不能够稳定在一种发展方向上，严重影响了本土和外来投资者的信心。第五，不当的福利赶超。拉美经济过早过急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了迎合选民争取选票，一味地迎合公众对福利的无限渴望，盲目地迎合选民的意愿。没有能够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后劲，掏空了经济发展和持续改进民生福利的基础。
在此书中，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与拉美地区有十分相似之处，都曾经历了30年黄金增长期，都面临经济飞速发展后的“疑难杂症”，都具有多个民族与多元文化，都面临福利与增长之间的矛盾。同时，作者指出，经济学中既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即后来者对先行者的赶超通常会表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对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模仿，另一种是对制度的模仿。其中对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的模仿相对容易，而对制度的模仿比较难。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实际上更注重对技术的模仿以及对工业化进程中所选取模式的学习，而少有相对落后的经济体能够确实将制度以及制度之间联动机制的学习作为赶超重点，因此往往导致在模仿的后续阶段难以坚持，因此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而不能真正实现超越。
张猛（2017）在所著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一书中，以“市场—社会—政治”的三维视角来研究和讨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认为三者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即市场失灵的背后是社会失灵，而社会失灵的背后是政治失灵。三种失灵交织在一起，就会使国家陷入僵局。
第一是经济增长和漏出。经济是在形成资本积累并且再参与经济循环中得以实现增长的，如果一方面将资本注入经济池，另一方面资本从经济池漏出，两者的大小决定了经济发展状况，资本漏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的转移直接导致本地经济的萧条。
第二是市场失灵背后是社会失灵。市场内嵌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关键性的要素产生于社会。经济发展是创新函数，科学技术和企业家决定了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适宜的社会条件下，大量涌现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经济发展其实是个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失灵、社会僵化、社会选拔、社会动员等问题。一个有活力、流动性强的社会和一个板结僵化、论资排辈、官僚主义盛行的社会对经济的影响迥然不同。
第三是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政府和政治家作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政府发挥重要作用且一直处于核心位置。在承认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手段的同时，应看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尤其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发挥何等作用是国家能否发展的关键因素。
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角度来阐明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政治振兴为基础，建立强大的国家观念，动员社会力量，使政府和政治家成为国家振兴最为重要的力量。
张猛在《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济学》一书的最后提出：中国有领先古代世界的辉煌历史，但缺乏现代先进国家的具体经验。“中国要真正成为发达国家必须经历系统的社会、政治和市场的进化和深刻的变化，这才是未来挑战所在。”
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在有为政府的领导下再用几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问题是在跨越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门槛之后下一个目标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距此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中等发达国家”是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提出的，如从人均指标角度来理解，即人均GDP要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按照《中国的坎》（2016）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经济学》（2017）中所描述的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及对市场失灵、社会失灵和政治失灵的现象进行的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拉美地区有十分相似之处，但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与拉美国家完全不同。在有为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内部及区域经济竞争一直充满动力和活力，现代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也被摆到国家层面，受到了高度重视。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大的拐点，人口红利、投资红利、市场红利都在消失。在经济换挡、产业升级的关键期，遇上美国不遗余力的打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体量和实力的增强引起对手的危机感，从而被“阻击”，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来看，如何在经济转型关键期寻找转机，谋求更大的发展？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速放缓，中国企业的利润下降更快，2018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仅为2.59%，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业问题出在哪里？
2000年以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坚持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的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宏观层面主导思想并没有在微观层面中的企业得到很好的推动和落实，表面上的形式主义和深层次的制造业文化使中国企业在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上出了问题。
中国制造企业快速增长得益于规模，但这种规模不是完全得益于企业的本身竞争力，更大方面是得益于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这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这是其他很多国家无法比拟的。但这种优势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产业兴起，全国就有几十家、上百家企业进入这个行业，出现重复投入、重复建设现象。由于多年竞争，传统产业包括中低端装备制造业都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使得竞争更加激烈。中国企业宁肯放弃利润不肯放弃市场的观点，加之不以质量、品牌为竞争力，而通过价格进行竞争，使产品的价格越卖越低、利润越来越薄，这种价格战既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另外，中国本身的巨大市场减弱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压力和动力，使其缺乏“走出去”的竞争意识，即使“走出去”，往往也是低价竞争，长期的低价竞争导致利润像刀片一样薄。
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有力武器，但由于中国企业利润很低，产品创新的投入费用远低于发达国家企业，大多数中国企业把科技创新定位于引进产品和技术模仿上，并没有再创新，同时中国企业普遍不重视管理，企业的产品质量、效率均处于落后状态，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企业发展失去了后劲。
制造业质量是一国制造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制造业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程度。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质量水平近年来虽有提升，但总体水平不高的问题仍然突出，与消费者期望及制造强国的地位差距很大。管理水平多数还处于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之间，与先进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差距更大。
随着全球制造业格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一问题更加凸显。加快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效率和增加效益，全面提升竞争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和“中国创造”的转变，成为亟须破解的重要课题。
世界上公认的制造业强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其实物产品质量，例如产品性能的稳定性、质量可靠性、使用寿命指标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因此可以说关键基础产品的高质量是制造业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个国家“制造的生命线”。
企业的生命在于产品，产品的生命在于质量。质量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业短板和瓶颈。我国工业产品总体上还处于中低端水平，质量工作还处在原有模式，产品质量问题突出，质量问题是实现制造强国目标中的明显短板，如不下大气力解决，中国制造的生命将受到威胁。
中国制造业正处在转型升级阶段，需要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转型”，其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即把高投入、高消耗转为低投入、低消耗，把低质量、低效率、低效益转为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把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其中质量、效率和效益是核心。转型的核心是“质量为先”战略，通过管理向质量要效益，向效率要效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升级”，其核心是产业升级。产业加工程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在技术密集行业和产业链的高附加值阶段发生了替代？是否从价值链的下游迈向中上游？是否掌握了技术能力并能够迭代创新？升级的核心是“创新驱动”战略，通过技术进步，在引进先进技术基础上自主创新，形成技术替代和迭代创新。
当前，如何理解“创新驱动”与“质量为先”的关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之道，创新驱动战略是中国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核心战略。而“质量为先”提法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战略规划中是没有的，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质量提升是决定中国制造的成败的关键，没有质量的提升，创新是空中楼阁，只有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的创新才是言之有物、可以操作的创新，“创新驱动”和“质量为先”共同决定发展的结果，两者不可偏废。
创新的重点是科技，质量的重点是管理，但现实中对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差距。科学技术是显性的，差距相对比较清晰，作为一项技术往往容易被认知和模仿，所以需要专利来保护。管理并不像技术那样可比性强，管理上的差距是模糊的，另外管理背后主要是文化，文化是很难被模仿的。经济领域有着大量的管理书籍，传播着世界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国际标准化组织对全面质量管理和卓越绩效管理制定了标准。这些标准以及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生产管理很多企业都知道，但只有少数企业能做好。
对中国而言，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是高科技世纪，更是质量的世纪。转型本质上就是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升级的本质是科技创新，形成技术替代和迭代创新。只有紧紧抓住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这个核心，并将其作为转型发展的突破口，才能确保转型成效。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把经济推向转型升级时代的关口。
从20世纪初至今，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从中可看到中央的重视和现实情况的不尽如人意。中国制造的创新与质量问题可以从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层面寻找原因。其中有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市场层面原因，但深入分析，最直接、最关键的是企业层面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微观层面上的问题。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思维在党中央和政府与时俱进的思想指导下，大方向都是正确的，但现实是微观层面经济主体内生改革动力不足。
从历史情况看，中国企业产品创新和质量提升，需要一次大变革，需要基于企业层面的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