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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产险公司靠什么活着？这不是灵魂拷问，而是“皇帝的新衣”。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些答案：靠投资活着（靠大势活着）、靠车险活着（靠非市场化活着）、靠农险活着（靠财政转移支付活着）、靠“保姆”活着（靠监管活着）……唯独没有靠自己活着，但是不要忘记“过去20年不代表未来20年”，过去的“投资、车险、农险、‘保姆’”不可能再延续。
从全球保险业来看，秉承两大理论：海派和山派。“海派”理论源于地中海地区，以劳合社为主要代表，在管理策略上尤为强调保险是金融的一支，注重公司未来的现金流，指出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对公司资金的有效运用；“山派”理论以德国保险公司为主要代表，认为保险公司更应遵循基尔特制度，提倡互助精神和共同分担，强调保险是一种责任分担，保险公司应在责任分担中追求利润，因而公司利润应主要来源于承保利润。
从“海派”和“山派”理论的分歧及中国财产保险业过去20年的发展来看，中国财产保险业一直信奉“海派”理论。但是，未来20年，中国财产保险业需要考虑一下“山派”理论了。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一直处在高速增长中，中国经济总量翻了10倍，超过百万亿元。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投资显然是最好的选择。我们见证了安邦财险（已重组为大家财险）、天安财险（尚在接管中）的“个案”，我们也见证了大多数产险公司承保亏损的“共案”。
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综合实力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保险投资收益率预期也将下行，对于大多数产险公司来说，投资收益将难以覆盖现有的承保亏损。
靠投资活着，产险公司疯狂地扩张规模，除了靠非寿险投资型产品之外，主要靠费用驱动车险发展。非寿险投资型产品已经停售，车险综合改革正在深化中，靠投资活着的基础已经不存在。
车险这个话题真的不愿意谈，更不想通过数据来分析车险过去20年的发展，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从产险公司来看，多位产险公司总裁表示“公司业务好的时候，看不上非车险；公司业务不好的时候，非车险又来不及”，这就是非车险的命运，也是车险的现状。二是从监管部门来看，管好车险就有了“面子”，因为过去20年财产保险的规模和盈利基本全靠车险，车险也是与消费者关系最密切的一个财产险产品，却也是一个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险种。
时至今日，消费者已经看淡了车险，为什么产险公司和监管部门的发展观念还没有改变。《关于印发〈中国保监会进一步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秩序工作方案〉的通知》（保监发〔2008〕70号）将产险业带入盈利高峰，但是并没有改变产险业的发展观念；2014年开始的商业车险改革，再次将产险业带入盈利高峰，也没有改变产险业的发展观念；而对于2020年开始的商业车险综合改革，大家都希望这次是认真的、科学的（也应该是科学的了，否则如何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一个险种费用率超过赔付率），而不是被部分产险公司“监管套利”。
如果2020年的商业车险综合改革是科学的，显然“靠车险活着”的日子已经过去，或者说闭着眼睛“靠车险活着”的市场已经不存在了（挂牌高于市场费用收车险业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大多数产险公司来说，要思考“后车险时代”如何活下去，路径无非有二：一是开始经营“车险产品／车险客户”，而不是经营“车险条款”；二是开始经营“非车险风险”，而不是“非车险条款”。
与其说农业保险是保险业支持“三农”发展的重要抓手，不如说农业保险是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三农”发展的金融工具。
农业保险是一类相对特殊的保险，离不开财政支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也是国际通行的政策工具。自2007年中央财政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工作逐步发展，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全国各级财政共承担保费补贴603亿元，占2020年农险保费815亿元的74%。
农险过去十几年暴露的问题，不是本书的重点，不再一一展开。但是，“靠农险活着”的公司应该明白自己是“靠财政转移支付活着”，而不是“靠农业保险的经营水平活着”。
从2007年以来，全国各级财政补贴的保费累计超过了3600亿元，这对于产险来说也许是一笔糊涂账，但是国家开始算账了，也开始考核这笔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率了，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的成立也许就是一个开始。
显然，未来产险公司靠政策性保险产品活着的日子也将过去，因为对于国家来说，“财政转移支付”也开始注重效率了。农业保险只是一个险种，还有很多社会管理型保险，也正在发生大的变革，如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回顾财产保险的发展和监管，有时感叹“中国只有一家产险公司”，因为财产保险的监管面面俱到，可谓“保姆式监管”。原中国保监会时代，中国保险业已经建立了基于“市场行为监管、公司治理监管、偿付能力监管”的现代监管体系，但是从过去20年的产险监管历史来看，显然与现代监管体系还有一定的差距。
“保姆式监管”不利于中国产险市场的发展，因为大公司可以游说“保姆”，获取监管套利；有权有势的公司可以引诱“保姆”，获取非市场化待遇；而大多数公司却因为过度依赖“保姆”而丧失了“自理能力”。
回到“市场行为监管、公司治理监管、偿付能力监管”，所有的监管举措应该是明确的、简单的，而不应该是模糊的、复杂的，更不应该给出过多“指导性意见”或“建议”。
过去20年，对于大多数产险公司而言，基本上是靠投资活着（靠大势活着）、靠车险活着（靠非市场化活着）、靠农险活着（靠财政转移支付活着）、靠“保姆”活着（靠监管活着）……唯独没有靠自己活着。
“人活着，靠自己”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为什么不适用于产险公司？如果说20年以前我们担心“狼来了”，采取了一些非市场化的手段；难道2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要寄希望于这些非市场化的手段？
未来20年产险公司靠什么活着？答案也非常简单：再定位，未来20年再创业；再规划，专业型发展策略；再出发，轻而精运营体系。这些可概括为数字化、智能化、专业化、精细化、集约化……这涉及理论体系、文化体系、组织体系、能力体系、动力体系、资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