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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的奠基建设时期，对外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对内亟须百废俱兴的重整起步。此时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经验较为匮乏，建设初期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指导，同时更多地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其发展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深入持久的。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努力地探索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际，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且能适应国内外矛盾多变趋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界试图走出“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影响，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探讨，为之后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经验与思路。
本章着重讲述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奠基建设中经济运行发展的相关理论实际以及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研讨。这一阶段前期，中国经济运行思想与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沿着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脉络演进，受到了苏联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深远影响，在经济运行上采用苏联建设模式，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沿着其基本观点、研究范式以及框架体系展开。在不断地探索与总结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借鉴以斯大林理论为核心的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学，在将其作为经济建设指导的基础上，逐渐厘清了经济运行中的种种矛盾，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十大关系》；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将其与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实际以及经济理论问题如工业化道路、生产力理论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充分结合。在此情况下，中国逐步构建起特有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系，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征程。
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的理论源于伟大的实践，又指引着伟大的实践，实践发展无尽头，理论创新无止境。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恢复与建设中国社会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路径，初期借鉴乃至照搬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但在运行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在深入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开启了独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新篇章。
1952年，由斯大林创作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首次出版。斯大林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随后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出版，很快这两本书便被翻译成了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传播。当时新中国正处于成立初期，国际形势碰撞，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对中国展开封锁打击，甚至不惜发动朝鲜战争企图扼杀新中国，在此情况下，中国靠向苏联与其结盟以对抗帝国主义。
另外，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多少经验，反观当时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相对丰富，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工业国的大跨越，其经济发展模式适宜集中力量办大事，利用有限财力物力快速恢复和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参考，中国共产党几乎以照抄苏联模式的方法进行五年计划来发展国家生产力。但正如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评价所言，“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可见盲目推崇与施行照搬而来的经济运行方法具有其局限性与弊端。
1956年2月14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与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披露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造成的后果。这次报告使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摆脱了对苏联的迷信以及斯大林某些教条的束缚。此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批评与反思苏联模式的缺陷与弊端。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而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反思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厘清了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项复杂关系与主次要矛盾，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向党内与党外发表了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考的重要成果——《论十大关系》。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论十大关系》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观的科学方法论，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关系与全面布局指明了方向，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
《论十大关系》即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指导方针，也即涉及各个领域如农业、工业、财政和商业等方面的关系问题理清楚。讲话围绕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调动一切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要包含以下十个问题：
其一：在关于生产布局、工业化道路与资源配置方面，主要讨论的是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发展的关系。首先是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优先发展生产力与生产资料，是中国建设成工业强国和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其次是轻工业与农业，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不容忽视，片面注重重工业，会导致市场上的商品匮乏，货币不稳定，有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前车之鉴，必须认识并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在认识上，从长远来看，注重发展农业与轻工业，使得国家经济基础稳固，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使重工业的发展更为平稳，是老成持重之策。在实际处理上，投资的重点是重工业不变，同时要加成农业与轻工业投资的比例，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使其积累更多更快些。
其二：在关于国家工业发展布局上，主要是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发展关系问题。过去我国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平衡工业布局，加强了对内地工业的建设，客观上造成对沿海工业重视与利用的不足。因此要理性看待国际局势影响，明晰沿海工业技术设备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的态度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助力内地工业更好地发展。
其三：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问题，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离开经济建设而片面地讨论国防建设，同样只有国防建设起来了，经济建设才有安稳良好的发展环境。毛泽东强调：“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起来，国防建设才能强大起来，因此需适当降低军政费用，增加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投资。
其四：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也要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吸取经验，他们采取义务交售制，给予极低的补偿拿走了绝大多数的农作物，极大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中国在国家与个人尤其是农民利益关系的处理上，要做到“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政策上采取轻农业税以缩小剪刀差，并通过等价交换等形式进行工农产品的交换，在工业品供应方面要做到薄利多销、稳定物价。在国家与集体的关系上，要在统一领导下给予集体独立性以激发活性。在集体与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要明确且得当地规定收入分配，且集体收入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要明确。
其五：关于国家政治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矛盾中，在坚持中央统一领导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权力，给予地方更多独立性，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以适应各地发展情况的特殊性。
其六：关于民族关系，主要是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处理。在防止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广泛持久展开无产阶级民族政策教育，及时解决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合适的经济管理体制与财政体制，也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与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共同建造社会主义国家。
其七：关于党派关系，即共产党与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民主党派与团体的关系。在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对其他民主党派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态度。此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无产阶级政党的强化也是必然的，但同时也要警惕官僚主义，精简党政机构。
其八：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毛泽东对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他提到：“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毛泽东认为，社会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很少，对于残余部分，要按照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要坚持少捉少杀的原则，在机关、学校与部队里进行清查，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即在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的同时，也要给予一切反革命分子改过自新的机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其九：在政治生活方面，主要讨论了是非关系。毛泽东认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改正，更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不存在不犯错误的人，多多少少都是会有所错误，而对于革命而言，人多一点总是更好的，因此对待犯错误的人，要以帮助改正为主，除了极少数屡教不改的以外。
其十：在中外关系方面，《论十大关系》主要厘清了对外国的认知以及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首先应当承认的是，每个民族都有其长处与短处，向外国学习是必要且极其正确的。毛泽东阐述：“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其次对待苏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应采取批判学习的态度，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盲目地学，一切照搬，机械套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各个国家，坚决反对迷信与个人崇拜。此外，对于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在学习其普遍真理的基础上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最后在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与企业管理方法部分，也要批判地进行学习，一切科学的都值得我们学习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论十大关系》一共讲述了十点，十种关系也是十对矛盾。毛泽东以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论，将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在一起，全面地看待并厘清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个问题。他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为中国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提供了科学明晰的理论原则，对建设初期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具有指导意义，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具有借鉴意义。其中蕴含的主要思想有以下几点：
其一：“以苏为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探索共建社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学习苏联经验时，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认识与承认苏联在短短数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成功经验，即使其中存在许多问题与弊端，也难以磨灭其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中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进行结合，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学习苏联经验的成功探索。正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所说：“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
另一方面，要直面苏联发展中的一些弊端，深入思考如何学习苏联经验，将其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以苏为鉴”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错误重现，是要更好地向苏联学习，将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的经验中国化，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具体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问题，《论十大关系》认为基本方针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便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在战争年代，更是构建了全民统一革命战线。当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也要发扬这一作风。在国内，要做到稳固工人和农民基本盘，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化反动势力为积极因素，与各党派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团结民主人士。在国外，要善于调动积极因素，赢得国际支持，共建社会主义。
其二：“聚焦重点”，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现代国家的核心历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是指工业化进程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大部门的发展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五”计划全力发展重工业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也使得产业结构性矛盾凸显。《论十大关系》重新思考了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深刻地对工业化进程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思考，结合列宁所阐述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毛泽东明确提出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在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前提下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协调发展，工农业密切结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加快我国工业化建设。这一核心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指导方针。同时，毛泽东也总结探索了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几个注意事项：在产业布局上，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技术和设备优势力量；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加强国防建设首要的是加强经济建设；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也要给予地方、工厂独立性，以激发社会生产生活活性。
其三：“统筹兼顾”，兼顾各方经济体制与运行改革利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社会各个方面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改革中的利益。首先是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做到“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不能只顾一面，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三方面。同时，在兼顾统一的基础上，也要照顾各个集体与个人独立性的发挥，盘活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工农业的利益关系中，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做法不可取，“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应坚持轻税收，缩小产品剪刀差，稳定工业品价格。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在统一的领导下，允许正当的独立，增加地方的主动权。在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利益关系中，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与文化，实行合适的经济管理体制。总之，对经济社会的各方利益要做到统筹兼顾，激发社会活性，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力量。
其四：“科学求真”，树立批判学习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观。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论十大关系》在思想和认识上都强调批判性学习的思维和实事求是的观念。在认识中国与外国关系的问题上，要以积极开放的态度主动向外国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值得去学习。在学习的方法和态度上，要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和学习，抵制盲目学习、拿来主义与外国资产阶级的腐败制度与思想作风。在看待国内事务上，要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对于有错误的个人，认识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率先对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探索的重要成果，在此过程中其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方针，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掀起了调查与探索的良好风气。在政治经济学诸多问题的大讨论中，产生了孙冶方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薛暮桥等编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有价值的论著。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逐步演进，《论十大关系》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论十大关系》，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成果与图书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将《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原则与思想内涵继承下来并进行创新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对于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思想的继承发展与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论十大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梁柱在其文章中提到，《论十大关系》作为毛泽东深入调查总结经验并回答中国历史的与现实的建设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探索适宜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其思想内核与基本原则，至今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柏春林、欧永宁认为，《论十大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端，它不仅是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成果和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较系统的认识，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具有开创意义
。史春风在其论著中提到，在没有任何经验以及巨大的现实挑战面前，毛泽东率先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念，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探索与认知，开启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序篇
。
其二：对《论十大关系》中蕴含的经济思想的诠释。孙金华认为，虽然《论十大关系》中没有直接表达“经济和谐”的概念，但是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了统筹兼顾、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如对从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布局、经济管理体制到分配关系等问题的阐述上，都体现了这一理念，为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王志林、郭广迪以《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词条为基础，从经济体制思想、经济增长思想、宏观经济平衡思想以及经济发展动力等方面，分析了西方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为我国学界深入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开辟了新的视野
。谈及《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联，顾海良教授认为《论十大关系》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其中的基本理论对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新篇章具有重要作用，《论十大关系》强调：“我们要学的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基于此，顾海良认为把《论十大关系》中二次结合的思想融会贯通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发展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根本原则与基本遵循
。
其三：从解读《论十大关系》中的哲学思想出发，陈爱华认为在《论十大关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科技伦理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多元矛盾进行了解答，主要梳理了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与发展活动主体三大哲学伦理关系，对我国构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以及创新型国家具有深刻意义
。同时，郭圣福、魏法谱（2007），李兰（2008），熊孟强、时圣玉（2007）等，在各自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了《论十大关系》中包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如实事求是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辩证法矛盾观以及科学史观等。
其四：从《论十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角度出发，有学者对毛泽东的“十大关系”和江泽民的“十二大关系”进行了比较联系研究，如李拥军、夏振坤等，他们认为两次报告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共同答案，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不变的是都结合中国实际，具有时代特点
。有学者从其与科学发展观联系的角度出发，如马远达等，认为《论十大关系》中实事求是、辩证看待现实问题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思想的源头，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从《论十大关系》中的和谐思想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联系出发，王宏伟等认为毛泽东对社会矛盾的认知体现与诠释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其经济和谐、政治和谐与文化和谐的思想体现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物质保证、政治保障与精神支撑
。在新时代，学者对《论十大关系》与新发展理念关系进行了探讨，杨卓华认为，《论十大关系》蕴含的发展理念，对于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
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确定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与其他现代化实现方式相比，社会主义方式具有以共同富裕为目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平等集体公正导向的基本特点。工业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构成，马克思与恩格斯处于工业化启动的时间与地点，通过对社会生产形态与本质的观察与研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工业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们的理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领导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开辟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将马克思工业化理论发展到新的阶段。结合苏联特定的国内外局势与马克思工业化理论，斯大林将工业化理论与苏联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苏联特色的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向建成现代工业国家不断探索。随着历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逐渐明晰。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著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工业化”这一概念，他们基于工业变革时代下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扩张与矛盾充分暴露的情况，提出对工业文明发展的认知，他们的工业化理论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工业化产生与发展的动力。总结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表述可见，城市的发展、市场革命的进行与机器的广泛运用，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人口与资源的集聚，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要素，“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
。“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的分工随之引起了各个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城市的兴起带来需求的变化，封建经济下的市场已经无法满足需要，满足新市场的需求促使了变革，“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紧接着“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
。
其二：关于工业化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业化对促进社会生产力与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作用，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通过对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并充分肯定了工业化带来的产业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从事农业的相对人数，不能简单地由从事农业的人数来决定。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有许多人间接地参加这种农业生产，而在不发达的国家，这些人都是直接从属于农业的。因此，表现出来的差别要比实际的差别大。但是对于一国文明的总的水平来说，这个差别极为重要，哪怕这个差别只在于，有相当大一部分参与农业的生产者不直接参加农业，而摆脱了农村生活的愚昧，属于工业人口。”
其三：关于工业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透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本质，通过科学的论断认为资本主义先天存在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必然使得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到：“随着产业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
而同时社会化大生产也具备实现共产社会的潜力，“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
。
继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后，列宁与斯大林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与引导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苏联实际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工业化理论从理念推向了现实，形成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对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的剖析到集中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工业化问题。列宁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机器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只有建立起大工业，才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提供充分的生活资料，从而建立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在论述中提到：“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
第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劳动生产力，“主要的和基本的，决定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就是要竭尽一切可能来提高国家的劳动生产力”
。第三，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化生产与资本有机构成时，得出了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结论，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他指出：“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
第四，国家所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制度基础，“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
。第五，在资本主义国际化的趋势下，利用资本主义引入资金与技术，帮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一条特殊途径，“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
。这里的特殊办法便是利用资本主义因素。
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进一步与苏联实际相结合，开创了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了著名的“苏联模式”。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工业化发展的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从低成本、易获利的轻工业起步，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提升国防实力，“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要施行赶超战略，即高速发展工业以追上资本主义国家，“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首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我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内部条件就是如此”
。第三，经济体制上，为适应高速发展的重工业优先工业化战略，需实行相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资源完成工业化。第四，在处理工农关系时，同样为了迎合工业化战略，斯大林对农业施行“剪刀差”政策，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支援工业发展。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下，斯大林启动了以高速赶超、优先发展重工业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特点的工业化，在实践中创造了巨大的成果，使得苏联迅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但同时也在苏联社会经济内部埋下严重的隐患，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内各部门的协调发展，严重挫伤了人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使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
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工业化道路”这一中国工业发展关系概念，其主要是设计关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三大产业部门的发展关系。自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以来，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几乎被多数沿用，有着集中力量快速发展、优先发展重工业、粗放型发展与重视国防工业等特点，为中国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但也造成了工业关系失调、农业农民受损与社会生活水平不高等问题。很快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与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发现了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重新思考了我国的工业化道路，对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在以生产资料为核心的前提下，重视农业与轻工业发展，工农业密切结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即在发展中要妥善处理“农、轻、重”关系。这一思想是毛泽东中国工业化理论的基本思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各个时期历来的指导方针。关于我国工业化的步骤，刘少奇认为应走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的工业化道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具体有三个步骤，第一步，以农业与轻工业为核心，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第二步，在发展农业与轻工业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第三步，在建立与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促进农业机械化，其主张“农、轻、重”关系在工业化各阶段各有侧重，相互促进发展，也是符合唯物主义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
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围绕着如何推进工业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部分学者如余建亭认为重工业发展周期长、投入多，不如先发展轻工业积攒资金再转型发展重工业
；也有观点认为我国国际环境相比苏联进行工业化时较好，从轻工业开始进行工业化也是可以的
。对此大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贺笠认为，先发展轻工业后发展重工业是资本主义道路，而先发展重工业再发展轻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由其所面临的不同世界条件所决定的
；同时，重工业有着自身特点，要高速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有重工业为其他部分提供技术装备、动力与各类生产材料，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使国家脱离落后贫困的状态，首先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基础是必然的
。在不断的探讨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成了主流。
在此基础上，学界也进行了重工业与其他产业关系、重工业内部关系以及平衡发展问题的讨论。在工业与农业发展关系讨论中，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论断，学界也强调农业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存在巨大的促进或限制作用
；对于重工业内部发展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钢铁工业与机械工业的比例与发展问题上，主要观点认为钢铁工业与机械工业均应适当发展，在可能范围内，对机械工业的投资应先满足较薄弱的产业如重型机械、精密机床与仪表等
；对于综合平衡发展问题的讨论涉及多个方面，在定义综合平衡发展时，岳巍认为其是编制国民经济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经常观察和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方法
；孙冶方认为综合平衡，即要搞好生产和消费、消费和积累、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
，关于综合平衡发展的作用或任务探讨中，多数观点认为综合平衡是从现有经济水平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合理布局，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党中央、社会与学界的广泛探讨之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渐向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使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工业化路径展开。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7年下半年出现的极“左”思想影响了对工业化道路的正常思考，党和政府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逐渐演变为片面发展重工业，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波折中前进。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国家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3—1957年）；“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两年徘徊”时期（1977—1978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曲折反复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认识不清晰，在基础差、底子薄的现实情况下，较为激进地制定了超越工业化发展阶段与实际国情的“赶超”战略，造成工业化建设效率低下、质量不佳与结构失衡等问题。二是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大环境下世界两大阵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处于不利地位，加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中印势力对抗等因素，使得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偏向重工业与国防建设，即在制定“三五”计划等时，逐渐从先解决生活资料问题转向了以“三线建设”为中心。除此之外，从1966年开始，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从工业化层面来看，主要是使得国民经济中比例关系再次严重失衡，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被迫下降且反复波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从世界工业化的历程来看，由于具体国情的差别，各国进行工业化在相同或不同的理论指导下都有着自己的特点，乃至形成了多种工业化模式。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工业化道路没有统一的模式，在遵循工业化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只有探索和发展符合自身国情与发展特点的工业化，才能成为更好的工业国家。自中国工业化进程启动起来，历代共产党人不断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1956年前后，毛泽东提出了在借鉴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走符合中国国情、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思想，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足，在工业化具体的进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对中国以及世界工业化经验的反思，深刻认识到了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此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几代领导人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不懈地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与实践，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成为继列宁与斯大林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开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基本脱离世界工业化环境的情况下推动着工业化建设，由于缺失世界市场与国际技术合作，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对工业化经验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并重新审视了国内外经济形势，指出：“实现工业化主要依据自力更生，但是离开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邓小平在科学论断的基础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使中国工业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整体进程中，能够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为我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紧要的资金并解决了工业等相关领域中先进技术的引进问题，使我国的工业化程度与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经典论断中，工业化的进程始终与市场化的进展相联系，对商品的旺盛需求催生了更高效率的生产方式，更高效率的机器工业产品需要不断寻找销路，“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认识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阶段。”
可见市场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与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这一科学认知赋予了我国工业化理论新的内涵，使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得到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前，借鉴“苏联模式”，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但过度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严重破坏了社会各产业部分的平衡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
。在总结经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八字方针，着重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施行了新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一方面调整重工业发展，加快轻工业与农业增长速度，以实现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向好发展；另一方面对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企业结构、组织结构等产业机构要素进行优化调整，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质量与数量水平得到了提高。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工业化实际进程紧密结合的重要成果。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是建立在生产力理论基础之上的，并且一直指导和影响着社会主义建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着丰富的关于生产力理论的表述，其中包括生产力理论的内涵、生产力的构成、生产力的本质与生产力的地位作用等，这些理论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的经济学者关于生产力理论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探讨，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
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表述具有丰富的内涵，生产力的概念主要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进行阐述，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生产力是人实际上的生产能力。马克思在分析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位置时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可见，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生产的基础，而同时个人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生产。此外，《资本论》中提到：“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也明确表达了生产力的来源，是人使用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
其次，从生产力与人的关系出发，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劳动的过程即生产的过程，而生产的过程是劳动者主体通过使用中介的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以作用的过程，人是生产的主体，生产是人的活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即人在将体力与智力投入生产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即人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够检验和发挥本身的创造能力。
最后，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共同活动的方式，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共同活动的方式是人类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以统一协作共同活动的方式来组织人，实现生产能力的扩大化，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实现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也更加繁荣。因此，共同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力，是人与人联系在一起扩大的生产力，存在社会属性。
上文提到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中的简单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这是组成生产活动的基础要素。除此之外，生产力的构成是多样且不断变化发展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可见生产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且受多种要素影响的，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状况的观察，提出了此情况下的生产力构成要素。《资本论》进一步提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
。即三要素是生产力的基本构成，但随着生产条件、状况与各种因素的变化，新的生产力因素会产生并加入到生产过程中来。现实社会中，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新的生产力要素不断出现，生产力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
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物质性前提，生产力的增长过程即人类社会演化变革的决定性要素，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都占据着核心位置。马克思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在生产力满足社会基本需要的前提下，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才能演进发展，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若现有生产制度与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便会迎来新一轮的社会革命。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是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而要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离不开对生产力的研究讨论，首先就是对生产力概念与内涵的讨论。其中对生产力概念的定义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生产力就是人的能力，普遍认为生产力是人对自然利用与改造的能力，主要考虑到了生产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即生产力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能力。此外，在赞成生产力是人的能力的观点基础上，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生产力是人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或者创造财富的能力。二是认为生产力是客观物质力量，即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三是认为生产力代表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与能力的范畴。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学界对于生产力的认知是相对片面的、局限的，易将生产力物化或忽视人的能动性的作用。此外，对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也存在讨论与争议，主要是张鱼与于光远两位经济学者对于基本构成要素中的“三要素”或“二要素”之争，主要探讨劳动对象是否是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
。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学界主要是对李平心教授提出的关于生产力性质新观点的讨论。李平心认为，生产力存在物质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并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使其能够在与生产关系的不断适应中发展。传统理论认为，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和技术属性，而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属性，即生产具有双重属性。而李平心教授认为，生产力同时具有物质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原因是社会生产力体系的构建，一方面需要符合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必要的社会条件基础。这一观点着重强调对待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力性质，不仅要从物质技术属性看待，更应从社会属性考虑，即“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工具、原料、交通条件等性能、数量和来源，以及由它们制约的劳动技能……与一般技术水平（或科学技术水平），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标志着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属性”
。而“一定历史阶段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生活面貌与精神机能，……以及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的各种社会条件，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规定着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力的社会属性”
。由李平心教授提出的关于生产力性质的新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研究与讨论，促使生产力相关理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0世纪70年代，学界关于生产力理论的讨论与研究依然主要是关于“二要素”与“三要素”之争，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逐渐进步，多种因素如技术、人力资源、管理等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学界在之前要素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生产力的“多要素论”，即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力要素不断出现，多元化趋势出现。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如劳动产品角度思考，提出生产要素由改造自然的投入要素和获得物质资料的产出要素构成的“新二要素”论等
。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下的商品生产以及价值规律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方向，这一研究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思考。传统理论认为，公有制下不存在商品生产，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制度，商品生产又是自古到今的重要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仅承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有限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我国对商品生产理论的研究广泛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关系，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补充与完善。
对于商品生产的性质，马克思认为：“使用对象成为商品一般，只因为它是互相独立经营的私人劳动的生产物……生产者由他们的劳动生产物的交换，才发生社会的解除，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显现出来。”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最高形式的商品生产……其在社会化的生产中，统治着无政府状态。”
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生产资料会为社会公有，商品生产会被消除，社会生产依靠计划进行，不再生产为交换而存在的商品，而是直接生产生活资料以及再生产资料。若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进行计划下的产品生产，而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结果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会持续，私人的积累会逐渐吞没公有化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被否定。即在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公有制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但是现实中，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商品生产是被承认且存在的。并且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也发现，实行单一的计划制度，完全否定商品生产有着诸多负面影响，故中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生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社会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以及必然性。
第一种探讨方向是从与传统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不同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角度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存在的必然性。萧禹功、顾准等是该主张的代表人物，主要认为商品是具有不同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之间进行交换的产品，即在商品生产基础中存在社会分工以及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所以商品生产才会存在
。
第二种思想是从两种公有制、分配制度与经济核算体系之间的关联角度，来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问题。骆耕漠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三方面的商品生产关系是需要保留的，即国家与居民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国家与集体经济之间。这是由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残留造成的，将其保留原因一是实行“按劳取酬”原则的需要，即按商品形态来进行分配；二是为了“经济核算”的需要，即便于衡量企业生产，避免低效浪费；三是当时“集体农庄的经济要求”，即国家一时难以完成和负担起对集体农庄的改革
。
第三种是从社会分工的方向来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与前两者不同，其不涉及经济体制方面的影响。卓炯认为，商品生产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生产中存在着分工，只要有社会分工，商品生产便不会消亡。此外，卓炯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进而提出“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即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在一定的形式下可以协调存在，不是完全的对立与排斥的关系。商品经济既可以为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制与无政府状态服务，也能为社会主义下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所用。这一观点与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共通之处，为之后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只有社会必要劳动的量，或生产一个使用价值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每一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它的使用价值中对象化的劳动的量，由它生产上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
。马克思认为，价值规律就是价值决定的规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其中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即决定使用价值的仅为生产这个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再生产理论，复杂的社会再生产本质下，商品的价格总和等于其价值总和；交换理论，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价值，因此通过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才能调节资本主义生产；价格变动规律，价值规律决定价格的运动，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
由上述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可见，价值规律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由于商品交换的存在，价值规律才能够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沿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于价值规律的主要观点是随着计划体制的逐渐确立，价值规律会逐渐被限制。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导致了社会矛盾的产生。在此背景下，有部分经济学者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提出了一定的见解，其中以薛暮桥、顾准与孙冶方的认识为典型代表。
1953年，薛暮桥发表了《价值规律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一文，阐述了国家计划在国民经济运行把控上的不足以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计划经济的方式是有限制的，无法照看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在此情况下，尽管价值规律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其仍然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1957年4月，中国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顾准发表了著名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这篇文章中，顾准从经济核算等角度对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作了解释，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核算与其是相互矛盾的，但计划经济需要经济核算来促进合理的经济运行。过度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价格与价值关系，用计划来决定一切的不现实情况就会出现，从而会影响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对于企业这个生产主体，以追求效益与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是其天性，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就是价值规律的体现，也实际上调节着生产的进行。顾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下价值规律的认知，即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且要防止过度的计划，在当时是标新立异又催人深省的，为后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实践的证明
。
1959年9月，孙冶方发表了《论价值——并试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一文。他认为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不可少的概念，而价值规律作为形成价值这一过程的客观运动规律不应受到限制。限制这一规律与取消或改造价值规律都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投资是影响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投资的效益以及生产的价格也是计划经济应该考虑的内容，而价值规律直接影响着产品的价格与投资效益，因此要正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
就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论，与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一致，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探讨研究也受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诸多影响，在基本观点、研究范式与框架体系上与苏联政治经济学高度一致。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给政治经济学对象以新的定义等，我国经济学界没有什么分歧便基本接受了
。采用苏联教材，借鉴苏联政治经济学体系，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学界普及和了解政治经济学知识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因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局限以及错误，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对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认识不清；相对缺少对生产力的研究；忽视定量分析等问题。1956年苏共二大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后，中国经济学界也围绕斯大林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展开了多次大讨论，本章第三节、第四节中生产力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规律与商品生产的探讨便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中苏关系恶化后，我国经济理论界开始编著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著，先后出版了于光远、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61）、姚耐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1961）与徐禾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73）等著作，但苏联政治经济学体系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是难以磨灭的。王珏编著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40年（1949—1989）》中提到：“我国在50年代以后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材，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和方法，这种情况至今（指20世纪90年代初）还没有多大改变。”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处于学习和普及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阶段，同时受到“左倾”风气的影响，经济理论没有紧密联系并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在1957年指出：“我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还没有很好地配合上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及我国实际国情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报告，经济学界开始逐渐突破“苏联教科书”的思想局限，注重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孙冶方、于光远等关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思想成果，为之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经验与参考，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先导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