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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Evans发表的 Tourism and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被认为是最早研究文化旅游的学术论文。之后，相关论文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角度不断细化，研究范围越发广泛，国外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越发系统和深入，越来越侧重案例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注重运用定量方法和模型。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的内容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McKercher和du Cros（2006）以文化旅游概念研究为基础，论证了文化遗产及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营销及管理等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McKercher（2003）将文化在出行决策中的重要性和文化体验深度两个变量作为细节指标，将文化旅游地市场划分为五个细节市场，并指出文化游客的五种类型代表了五种基于效益的个体；采用各种旅行、人口统计、动机、首选活动、意识、文化距离和活动的变量对这些个体进行测试，并在各组之间发现了重大区别。此外，尽管预计划分过程基于两个变量，但是这些变量反映了文化游客的不同类型中隐含的旅游动机、活动首选以及文化距离因素。
关于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研究集中在欧洲、非洲和中国香港地区。Sdrali（2007）在对希腊安德罗斯岛的案例分析中调查了该岛居民对文化旅游的认知并发现，大多数受访者意识到了文化旅游的重要性并认为其能惠及当地的发展。这些发现也表明，受访者的特征和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之间有很大关系。Salazar（2012）利用坦桑尼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例，分析了西方游客与被称为“第三世界”的脆弱社区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当地导游如何看待自身作为社区文化遗产大使的身份以及社区成员对他们的评价，重点关注导游在游客旅行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对有效退出策略、质量控制、导游培训和长期导游保留的需求。McKercher等（2005）对中国香港城市旅游业与文化遗产管理之间关系的本质进行审视，认为冲突范式可能不是最佳范式。Cuccia和Rizzo（2011）基于西西里岛的经验论证了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季节性，采用基于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季节性进行测量，对不同旅行目的地的游客数量做了季节性分析，并让游客对不同程度的文化吸引力进行选择。Yan和Bramwell（2008）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对文化遗产旅游和儒家思想态度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旅游业和曲阜祭孔大典的影响。Zhao和Timothy（2015）探讨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红色旅游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就公众合理参与红色旅游管理和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Jansen-Verbeke和Priestley（2010）探讨了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介绍了欧洲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经营理念以及鼓励公众参与，利用信息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规划、管理方面的探索和经验。
Loulanski和Loulanski（2011）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归纳并检验了15个被认为是文化遗产和旅游业可持续整合的关键因素，提出遗产地发展旅游可以促进遗产资源的保护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Richards（2011）认为，创意旅游活动是建立在传统文化旅游基础之上的高级旅游方式，是指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学习旅行目的地文化或技巧的一种旅游产品。“创意旅游”的出现反映了旅游业与不同地点策略之间的融合，包括创意产业、创意城市以及“创意阶层”。Hughes（2005）认为，文化旅游是有积极作用的，相比政治，文化旅游对市场的作用更为重要。
国内最早研究文化旅游的论文发表于1986年（孙金楼，1986）。后续研究迅速升温，随着入境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加及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文化旅游的研究百花齐放，从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及生态环境学等角度研究的论文大量涌现，研究的重点和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它们共同促进了文化旅游的研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在2009年国家颁布促进文化旅游行业发展的政策，2010年“中华文化旅游年”启动以后，文化旅游的研究热潮更胜从前。
相关专著主要研究文化旅游的概念及内涵，比如，张国洪（2001）梳理了文化旅游相关理论，从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营销以及品牌建设，阐述了我国文化旅游业开发的相关战略；刘焕庆（2012）在深入剖析旅游与旅行活动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阐述了困扰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问题；宋振春、李秋（2012）探讨了城市文化资本和文化旅游相互转换及文化资本的传承等问题；王明星（2008）通过案例详细阐述了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的概念与意义。
关于地方文化旅游发展等问题的研究，比如，平文艺（2007）研究了四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为四川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应用性理论指导；窦开龙（2010）以甘肃为例，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文化旅游开发的地区效应；刘为民（2011）阐述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杨国清（2011）分析了丽江文化旅游崛起的原因、经验和做法，提出了以文化旅游助推城市经济发展的建议。定性与定量研究中，孙丽坤（2011）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状况（见表1-1）。
表1-1 2001—2019年国内文化旅游方面的专著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专著整理。
国内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尤其是理论性研究比较丰富。比如，宋振春等（2012）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研究认为，文化旅游创新体系在结构和运行机制上均体现为二元复合体系及双重核心模式。侯兵等（2011）从物质维度、时间维度和区域维度三重视角构建了文化旅游空间形态的分析框架。宋振春、李秋（2011）认为，城市文化与旅游发展的关系需要从文化资本，即文化因素不断积累和文化价值增值的角度进行考察，文化资本质量高的城市，其文化旅游无疑会有更好的发展。刘朝晖（2012）认为，在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作为文化研究角色“在场”的人类学者的参与，可以起到文化挖掘的前置作用，而且能够确保文化旅游内涵的本真性。
在文化旅游的实证性研究上，许志晖等（2006）基于文化旅游的基本属性及国内外主要开发模式，探讨了南京市文化旅游开发的深度模式及整合方向；俞万源等（2012）以文化生态为着眼点，对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理念进行分析，以此构建客家文化旅游“大景区”；韦传慧等（2007）研究了南京市游客对文化遗产的选择偏好及其行为特征；刘昱（2012）提出，遗产型旅游景点的保护是城市文化建设的组成内容；徐菊凤（2003）实证分析了北京文化旅游发展的现状、难点及路径；复旦大学的李萌（2011）论述了上海旅游、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和文化旅游之间的深度关系。
在文化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研究上，郑四渭、贝勇斌（2009）基于国外城市文化旅游相关文献，提出城市文化旅游吸引力是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关键；张海燕、王忠云（2010）构建了包括文化旅游业基础竞争力、竞争潜力和环境竞争力在内的文化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杨勇（2006）构建了旅游目的地层面的二元竞争力框架，对“文化”在旅游目的地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机制进行阐述；王延彬（2009）认为，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的发展模式集合了以往开发模式的优点，能够满足遗产型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文化旅游的研究方法上，南京师范大学侯兵（2011）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文化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从文化区和文脉的视角提炼出区域旅游文化因子，通过社会调查和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效果检验和影响区分。王超、郑向敏（2012）以系统工程思想为分析视角，对中印文化旅游软实力的差异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比较深入和全面，且对影响因素的阐述比较全面，但是缺乏系统深入的整体研究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的适用性研究，尤其是在文化旅游定量指标体系构建方面缺乏创新性。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已有研究多为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和比较研究。
国内目前关于旅游对于城市经济影响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研究对象大多为较为发达的城市与地区（见表1-2）。张广海、冯英梅（2013）构建了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及城市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测算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杜傲等（2014）以北京市为例，构建了旅游业与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1995—2011年北京市旅游业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翁钢民等（2010）定量测度了秦皇岛市旅游经济与城市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熊鹰等（2014）定量评价了张家界市1996—2010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和发展态势。部分学者对我国城市和旅游整体发展状况展开研究，舒小林等（2014）运用1988—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和旅游收入数据，基于计量经济学理论定量验证了城市化与旅游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的互动关系。
表1-2 国内部分旅游和城市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知网相关资料整理。
对西部地区旅游与城市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如张玉萍等（2014）根据2001—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吐鲁番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以及耦合协调程度进行测量和评价。张春晖等（2013）在入境旅游流和省域目的地耦合系统指标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西部12个省（区、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
另外，博士学位论文有关旅游和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比较多，如胡小海（2012）以江苏省为例，探讨了区域文化资源和旅游经济耦合研究；李振亭（2011）以中国西部典型区域为例，研究了入境旅游流关联度和经济协调度；王新越（2014）集中研究了旅游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协调发展。
已有研究对协调性的测度研究大多采用熵权TOPSIS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个指标的相关权重，以此构建相关的综合评价函数，将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也有研究采用线性加权法，得到各个指标的相关权重，将其引入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还有学者采用R/S分析模型、SPSS软件以及组间平均连接法（Between-Group Linkage）对各年度 D 值进行层次聚类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旅游与城市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旅游与城市经济、旅游经济与城市环境以及旅游与城市发展等方面，研究方法比较丰富，采用了熵值赋权法、耦合度计算以及主成分分析等方法，但是旅游与城市互动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针对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与城市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尤为少见。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已有研究多以创意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旅游和城市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原因可能与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协调度指标选取难度较大有关，因为文化旅游尚未形成一个统一而权威的定义，因此，文化旅游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和构建具有较大的挑战。相关研究以旅游经济和城市空间的指标体系构建为主，博士学位论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缺乏，硕士学位论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贝勇斌（2008）、赵本谦（2012）等。也有学者从城市文化资本的角度论述文化旅游的发展（宋振春、李秋，2011），但将定量研究方法引入城市文化旅游分析的做法比较鲜见，仅有胡浩等（2012）基于全国范围内34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构建了可达性评价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