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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以研究经济系统增长的相关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主要内容，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该理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1928年以前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理论被称为古典增长理论；之后是成熟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理论包括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在第一个阶段初步建立理论框架，代表理论是马克思内生增长理论和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其研究大多建立在经济学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基础上。第二个发展阶段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阶段，包括被视为经济增长理论“第一次革命”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及被视为“第二次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着重分析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尝试在凯恩斯的思想中加入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第三个阶段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阶段，Robert和Setterfield（2005）认为，增长率由增长模型本身决定，并把技术进步构建为增长模型，把时间作为唯一的外生变量， Y = AK 模型是内生经济变量中极其重要的模型。但是，占据经济增长理论模式主导地位的应属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 = AK α L β ，其适用性较强，是比较经典的生产函数。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变量应该由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决定。
本研究将聚焦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变化。古典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因是资本、技术、土地及分工；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人口增长、财富资本的增加、劳动者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的引入，都会促进经济增长。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Paul M.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出现。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以及新思想，而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因素包括资本、技术、分工、思想、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等；本书在构建文化旅游和城市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型基础上，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了两者之间的生产函数，认为文化旅游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变量，城市经济也是文化旅游的影响变量，即两者互为影响变量。文化旅游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结果，代表着一种新业态，是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结果。文化旅游的发展既可以提升城市旅游发展的文化内涵并促进其高质量发展，也是大众了解和学习相关文化的平台，因此，文化旅游的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内生推动力。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条件和游客消费、住宿等接待设施，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基础动力。
产业经济学是研究产业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系及发展和分布规律的学科，是应用经济学的分支，研究内容包括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发展、产业布局以及产业政策等。
产业组织理论公认的先驱者是马歇尔，他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生产的第四种要素——组织，并阐述了著名的“马歇尔冲突”，即规模经济和竞争实力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之后，产业组织分析理论成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主流。以梅森、贝恩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学者认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交易费用等理论兴起。
产业结构理论研究产业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有广义理论和狭义理论之分。广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包括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即三产之间的关系；狭义的产业结构理论从质的角度动态地揭示产业间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的趋势，揭示经济发展过程的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中，占主导或支柱地位的产业部门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相应的“结构”效益，即工业内部各产业之间的关系。经典理论包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 Petty）对三产关系的研究，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 G. B. Fisher）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定义，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G. G. Clark）提出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 G. Hoffmann）提出的霍夫曼定理。此外，产业结构理论还包括产业关联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W. Leontief）提出的投入产出法理论为代表。
产业布局理论包括产业布局的主要因素、基本原理、一般规律，以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产业布局政策等内容。以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论，以及之后费特的贸易区边界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及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以及现代区位理论，包括计量学派、社会学派、行为学派等都是产业布局理论的重要发展。
产业政策理论以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源于日本在二战后快速恢复经济的国家产业政策，在此期间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产业政策理论和学者，如小宫隆太郎所著的《日本的产业政策》、筱原三代平所著的《产业结构论》，以及宫泽健一所著的《产业经济学》等。
二战后，一些国家意识到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步加大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为70%~80%。在工业超级强国德国，第三产业的占比超过68%；在综合国力最强、各行业均衡性极强的美国，第三产业占比高达78%。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存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占比偏低的特点。2018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2%，旅游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11%。在推动国民经济实现绿色包容性增长的道路上，我国需要持续化解过剩产能，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绿色旅游产业。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旅游业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近年来，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被称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因此，国家要顺应经济发展大趋势，推动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旅游业创新发展和新动能培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本书在研究文化旅游对城市经济影响时，研究了文化旅游对城市布局的影响及其对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它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最早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出现；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达成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旅游可持续发展思想理念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的综合旅游系统的持续良性运行和发展，以及旅游资源经济效益的持续产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旅游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旅游地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协调统一。在1990年召开的全球持续发展国际大会上，旅游组行动策划委员会发表了《旅游持续发展行动战略》，明确提出了“可持续旅游”，并指明其目标以及主要框架。1997年6月，由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发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是全球旅游业正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丰富的内涵，为人类走出生态危机提供了根本方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实践是连接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基础，人类在实践中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改善自然并把它传给子孙后代，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永续发展（马克思，2018）。人类实践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哲学的高度，为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实践思路与方法，启示人们关注生态哲学、遵循客观规律，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理性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强调：“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人与自然、社会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素整合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许多关于绿色发展的论断。恩格斯有一段著名的“告诫”：人类虽然可以通过劳动“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恩格斯，2018）。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需要对这三者进行有机整合，而追求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就需要实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此后，安吉放弃开山采矿，发展休闲旅游，被拆水泥厂复垦变身五彩田园，村里流转土地成为油菜花田，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如今，安吉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的故事被传为佳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两山理论”，在反复实践中展现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环保举措付诸实施，人们居住的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立足平衡发展需求和资源环境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着力解决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把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必须坚持的重要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了内涵丰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十四五”发展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我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