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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文化旅游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研究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深厚基础。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旅游融合是传承中国文化根脉、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方式，文化旅游产业也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文化自信的主要抓手。
2009年开始，国家加大了对文化和旅游政策的引导，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为两个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2010年开始，文化旅游研究的热潮兴起，国家推出了以“文化旅游、和谐共赢”为主题的“中国文化旅游主题年”系列活动。我国部分城市把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纳入城市发展规划，比如，《北京市“十一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落实了全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确定的八个中心之一的文化旅游业的建设目标。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成立，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在机构和制度保障下顺利进行。
从城市实践来看，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如北京798艺术区、上海田子坊、成都宽窄巷子等文化创意园区，以及西安的曲江文化产业园区等都是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成功典范。
文化旅游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在我国很多中小旅游城市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桂林市2004年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后，桂林市的GDP达到457.86亿元，比2003年增加13.1%；旅游业强劲恢复，全市旅游业实现旅游总收入50.14亿元，比2003年增长44.7%，对该市生产总值的贡献达到26%。
在关注文化旅游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时，不能忽视文化旅游的过度开发对城市经济的抑制作用，如丽江市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城市GDP增长贡献较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古城居民外迁、外地商家涌入，以及古城形象破坏却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名录中，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二；截至2020年11月底，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项。我国的世界遗产分布于全国各地，由此，从以文化遗产为基础、以城市为中心和媒介的文化旅游发展来看，我国城市文化旅游研究的热潮始于2010年。
从发展状况来看，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经济较为发达的旅游城市，其文化旅游发展状况较好，其旅游产品种类、旅游收入，以及游客的满意度和重游率等方面均表现良好。从地区来说，虽然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世界遗产，但由于经济基础以及文化旅游开发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的文化旅游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东部城市。学术界对文化旅游和文化旅游城市的界定没有形成统一、权威的标准，对城市文化旅游发展水平也没有形成定量的测度标准。
从2012年开始，作为课题组的主要成员之一，笔者参与了西部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经济协调发展路径研究的深入调研。在对西部重点遗产地调研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文化遗产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文化遗产旅游收入提高了遗产地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就业人数、公共服务、城市形象提升等方面的发展速度加快。但是，文化遗产在为城市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①许多文化遗产地存在过度开发文化遗产资源的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的永续利用成为难题；②文化遗产的展示方式、开发模式等均处于初级阶段，文化遗产的再利用方式有待完善和创新；③许多城市过度倚重旅游业，而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得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薄弱，城市发展不均衡。针对以上问题，本书提出以下思考：假如文化遗产开发确实能够促进城市文化旅游的发展，那么，在开发的同时，如何把握开发的力度，实现遗产地经济和文化旅游的协调发展？
国外学者对文化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后，文化旅游理论得到巨大发展，涌现出以Bob McKercher为代表的文化旅游研究者；我国文化旅游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基础理论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着该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但目前，文化旅游研究水平从总体上落后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还未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体系，无法为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比如，到底什么是文化旅游？什么是文化旅游城市？城市文化旅游发展水平如何定量测度？目前，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催生了一批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论文，尤其是关于文化旅游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正在不断增加。本书将对城市文化旅游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能够彰显城市的文化特色，而且可以通过对城市文化元素的挖掘，打造各类文化旅游产品，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吸引力，从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同时，城市经济发展会反哺文化旅游。城市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旅游环境改善、信息技术发展、人文素养提升等均会推动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但是，有许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城市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文化旅游，城市经济的产业结构比较脆弱；有的城市虽然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却没有进行深度开发，导致旅游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没有凸显。那么，如何做到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使二者的发展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呢？在这个问题上，国外文献的研究方法比较成熟，研究内容比较全面，而国内关于两个系统互相影响的实证研究多集中于旅游对城市的多元影响，比如，旅游对于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的影响；协调度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旅游经济和城市环境协调发展（翁钢民，2010；虞虎，2012；张广海，2013；张玉萍，2014）；研究区域集中于发达地区城市，对西部地区的研究较为缺乏。
对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发展进行研究，能够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依据，为了解城市文化旅游的发展程度提供依据，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城市的适度发展提供途径，所以，对协调度的测度和把握比较重要。鉴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典型地区在文化旅游发展方面的典型性，且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稀缺性，本书将这些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基于选题由来，本书提出四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一：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何解释？现实基础如何？当前二者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什么？
问题二：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文化旅游对城市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城市经济发展对文化旅游有何影响？两者的相互作用模式是什么？
问题三：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如何？二者协调发展的程度如何？如何对其进行定量测度？
问题四：如何实现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发展？二者协调发展的路径有哪些？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本书各章节的内容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