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汉《刘熊碑》兼论蔡邕书碑说

一

古代石刻和它们的拓本，究竟有哪些价值？据我粗浅的认识，主要的约有以下三个方面：石碑造形、雕琢、刻字方面的工艺美术的资料和借鉴价值；文辞内容方面的历史、语言、文学的资料价值；文字、书法方面的文字史、书法史、书法艺术的资料和借鉴价值。当然不见得每件古代石刻都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它们或者有此无彼，或者此多彼少，但至少要具有其中一项的价值，才会流传被人重视。至于著名的古代石刻，有些原石残毁不存，有些原石虽存而文字剥落不全，或字迹笔画失真，因此偶然保存下来的旧拓本，便更加被人重视了。

《刘熊碑》是流传下来的著名的汉碑之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已经记载，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也都著录，南宋洪适《隶释》又详记了碑文。《隶释》所记，只有少数残缺的字，可见南宋初期全碑还没有断毁。后来碑石断毁，残存两大块。又不知什么缘故，即这两块残石又已无存（只有碑阴残石，一九一五年为顾燮光访得，现存河南延津县文化馆，《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五期曾介绍过）。而这碑阳残石的拓本，流传也极稀少。如清代金石家翁方纲著《两汉金石记》，也只据双勾摹本，并没见过原拓。近百年来流传的拓本，只有三件：一是刘鹗 旧藏本，二是范懋政旧藏本，三是沈树镛旧藏本。沈本只是原碑下边那半截残石的拓本，剪裱成册，有赵之谦 补写原碑上边那块残石的字，又写了下半截各字的释文。这本曾经中华书局影印，详细校对，知是翻刻。那么现存的真本，只有刘本和范本了。现在这两本分别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和故宫博物院。两本的情况大致如下。

刘鹗旧藏本：整纸未剪，上一块残存原碑起首十五行，每行十二字（以存字最多的那行计算）；下一块残存原碑下半截二十三行（原碑共二十三行），每行十七字（原碑每行三十三字）。拓墨略重，细看原石残泐的细微痕迹，这本比范本稍少，知这两本拓时应在同时代，而此本微先。这本由刘鹗归端方 ，后归衡永 。衡永生前秘不示人，一九六五年他死后，已由他的后人售给了国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公之于世。

范懋政旧藏本：旧经剪裱成册，后恢复裱成整幅。这本所拓两拓残石，与刘本完全一样。拓墨较刘本稍干一些。这两本拓纸因流传年久，都有磨伤处，但损字都不多，并且两本可以互相校补。范懋政是鄞（yín）县天一阁范氏的后人，这本只有范懋政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所写的一个标签，近世看到过的人也非常之少。这本在解放后归故宫博物院。

二

古代石刻的内容，常是以它们的用途而决定的，千差万别，固然难以细数。但其中数量最多，或说占据主要部分的，约有四类：一是封建帝王自己歌“功”颂“德”，夸耀势力的；二是记载迷信、祭祀事物的；三是歌颂官僚们的“德政”“去思”的；四是记载死人事迹的，也就是“谀墓”的文章。其中无论哪一类，本质上都是封建统治阶级自己互相吹捧的言论，原无足取。但是这里边常常具有不同用途、不同程度的资料，只看我们怎样批判地利用、提取而已。

《刘熊碑》的内容，是属于“德政”“去思”一类的，“冠冕堂皇”，说它的一切似乎都是“登峰造极”的。在敦煌发现的写本中常见有许多“应用文”的成篇样本，有如后世的《留青集》《酬世大全》等书，是预备给撰写人模拟甚至抄用的。因此我很怀疑汉代撰写碑文的人早已有一套这种现成程序，或说是“夹带”“小抄”，用时一抄，加上碑主的姓名就够了。这《刘熊碑》文，据《隶释》所录全文来看，其中叙述与刘熊直接有关的，只有：“君讳熊，字孟阳，广陵海西人也。”“光武皇帝之玄，广陵王之孙，俞乡侯之季子也。”“出省杨土，流化南城。”共三处。此外，还有三处有“刘父”一词，其余的颂扬言辞，和其他碑中颂扬其他官僚的词句并没什么两样，如果彼此互换，也没有什么不一致处。最奇怪的是，刘熊官是酸枣县的县令，碑额上据记载说也有“酸枣令”的字样，但全碑文中却没有一处提到他做的官是酸枣令，这岂不是滑稽的事吗？其实不仅刘熊一个碑如此，也不只汉碑中如此，凡是封建统治阶级自吹自捧的文字，实际上大都如此。

《刘熊碑》的书法，在汉碑中确有它的独特风格。我们知道，汉碑精品中的字迹，大约有两类风格，一类是刀刻的痕迹较重的，一类是笔写的特点明显的。前一类虽然另有“古朴”的风味，但是如果仔细地寻觅笔毫的轻重来去的踪迹，常是相当费力的。例如《张迁碑》《石门颂》，等等。当然其中并不是毫无笔锋可寻，但刀痕的比重究竟是较多些的。后一类刊刻精致，笔法明显。例如《华山碑》《曹全碑》等。当然，其中并不见得完全能够表现笔写的一切效果，但笔法的特点究竟是较多些的。这一类的弱点，在于“气魄”常常稍逊于第一类。这《刘熊碑》的书法风格，是应属于第二类的，但它不仅点画精美，同时又具有沉厚而挺拔的风格，翁方纲评这碑的笔法遒逸过于《华山碑》，是相当恰当的。

三

这《刘熊碑》上并无书人姓名，但曾有过一番附会。唐代诗人王建有一首《题酸枣县蔡中郎碑》的诗说：

苍苔满字土埋龟，
风雨销磨绝妙词。

不向图经中旧见，
无人知是蔡邕碑。

于是后人多信据这个传说，认定这个碑是蔡邕所书。他们相信的理由，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王建是唐代人，离汉代较近些；二是图经有记载，不同于随便的传说。我们先问，唐代人所说的就必定可信吗？例如《华山碑》末分明写着：

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颍川邯郸公脩、苏张工、郭君迁。

而唐代徐浩《古迹记》却硬说这《华山碑》是蔡邕书，好像他没有看到碑末那一行字。又《范式碑》中分明写着曹魏的“青龙三年”，而唐代李嗣真《后书品》也硬说它是蔡邕所书。难道蔡邕死后几十年，还会来写这个碑？这都是唐代人的谣言。

其次是图经的问题。古代图经，很像后世的“游览指南”，远不如清代人那样把它当作“史书”来撰著。其中收罗传闻，不辨真伪，也是常有的事。汉《乙瑛碑》末有北宋嘉祐七年张稚圭 题字，说这《乙瑛碑》是“后汉钟太尉 书”，又说明他是“按图（经）题记”。《乙瑛碑》立于永兴 元年，难道钟繇早生了几十年来写这碑吗？又曹魏《孔羡碑》原无撰人、书人姓名，仍然是这位张稚圭在同一年又“按图（经）谨记”了人名，他写道：“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这大概也是从前边那一本图经上抄来的。哪个人名头大就拉哪个人，这本图经的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以上的各例看来，王建的诗，比徐浩、李嗣真、张稚圭的话，又能确切多少呢？

还有其他许多汉碑，如《夏承碑》并无书者姓名，《郙阁颂》分明写着“从史位□□□□字汉德为此颂，故吏下辨□（仇）□（绋）□（字）子长书此颂”，也都曾被人们说是蔡邕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蔡邕书碑的传说，如果仅仅是一些图经的作者误听传闻，或有意拉大名人为那个地方的古迹增声价，这并不足奇怪。可怪的是自宋以来许多著名的历史家、金石家曾费尽气力为汉碑拉蔡邕，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华山碑》分明写着“书佐新丰郭香察书”，洪适《隶释》却说：“东汉循王莽之禁，人无二名，郭香察书者，察莅他人之书尔。”从此以后，明清许多著名的学者，自顾炎武至翁方纲等，都相信此说，甚至还百般设法证明书碑的是蔡邕，而那个姓郭的只是检查、校对的人，与“杜迁市石”相对。但事实上东汉以两个字为名的人却非常之多，宋张淏《云谷杂记》、明王世贞《弇州集》、郭宗昌《金石史》、沈德符《野获编》、近代欧阳辅《集古求真》等书都找出大批后汉时两字为名的人，如苏不韦字公先，丘灵举字季智等，不下几十个例子。欧阳辅还提出反问说，即在郭香察书之下，就有颍川（籍贯）邯郸（复姓）公脩（名）等两字的人名，何以都不看见？他还说，其他汉碑上何以绝对不再有“察书”的记载呢？这个反问，是很有力的。

明赵崡《石墨镌华》对《华山碑》有一段议论，说：

书虽遒劲，殊不类中郎（蔡邕）。郭香何人，乃莅中郎书耶？且市石、察书、刻者皆著其名，而独无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时，去汉近，其人又深于字学，不应谬妄至此，皆不可解。

他也感觉到既是蔡邕书，何以市石、察书、刻者都有姓名，书碑的人反倒不题姓名，这在逻辑上究属说不下去，但他还是被徐浩的名头吓住了，只以“不可解”了之。这段话中，除了表现矛盾之外，还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发，即“郭香何人，乃莅中郎书”，这两句话，深足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于是可以恍然而悟，自宋至清那些封建统治阶级文人之所以不惜费尽心力，把“郭香察（人名）书”解释成“郭香（人名）察书”，固然不是没有迷信徐浩说法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嫌郭香察这个“书佐”官卑职小罢了。怎知道呢？清代冯景跋《华山碑》说：

或曰必其时实有郭香其人，明见汉史，乃可信耳。予初睹郭香姓名甚熟，恍惚如曾寓目者，因穷旬日之力，遍雠《后汉书》，得之《律历志》。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等言，历元不正，太史治历郎中郭香、刘固，意造妄说云云。此非即察书其人耶？以灵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止）十年耳。十年之间，由书佐迁郎中，仕宦常理，讵不可信耶？

“书佐郭香察”变成“郭香”，降为校对人，赵崡还嫌他不配。冯景又找出郭香的做官“前程”，后来升官，成了郎中，于是这校对人才算勉强够了资格，而自宋至清的“衮衮诸公”费尽心力的造谣手续才算完成，目的才达到。“书佐”本是封建统治阶级内的成员，由于地位卑小，他的书法成果也还要被掠夺，那么当时被统治的人们的一切创作，结局如何，也就更可想见了。因此在法书文物方面，也可了然许多无名小吏“令史”等所写的告身，都变成了“徐浩真迹”，许多出卖抄写劳动的无名“经生”等所写的佛经、道经，都变成了“钟绍京真迹”，也是这个缘故。

《刘熊碑》本是一位无名书家所写，被人派做蔡邕，已经一千多年，从今洗去这个虚假的头衔，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更觉得另有一番光彩！ qzAMt661g4WaLvb1IdCqRPKF49kVOKqXB+ErsssRxFSa9jRojpKTo1vS5v9WeH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