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妙好辞”辨
——谈曹娥碑的故事

汉代有个少女曹娥，投江寻找父尸，人称孝女，这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故事。曹娥死处，当时人曾为立碑纪念，还有人用八个字的隐语来评价碑文，解释出来即是“绝妙好辞”。后来这八字隐语或四字释文成了流传称赞好文辞的习用典故。再后出现碑文全篇的小楷写本，成为楷书法帖，这写本的摹本、刻本，又流传了千余年，俨然成了史实。但经过仔细考察，这中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问题。下面试谈我的看法。

曹娥的事迹，现在见到最早的记载，要属东晋虞预的《会稽典录》，原书已佚。南朝宋代刘峻在《世说新语·捷悟》注中曾引此书一段说：

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xū），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迎伍君神，溯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号慕思盱，乃投爪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爪当沉。”旬有七日，爪偶沉，遂自投于江而死。县长度尚悲怜其义，为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郸子礼为之作碑。

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曾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校了异文：“汉安二年”之下，类书引有“五月五日于县江”七字，“号慕思盱”至“爪偶沉”廿七字，类书引作“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今按宋本《世说新语》亦作“爪”，他书所引或作“瓜”，《水经注》作“衣”。按“衣”字较近情理。

在封建社会里，以殉父为孝，本是一般的封建道德观念，况且父亲被淹，女儿打捞致死；或因父死无所依靠，也就跟随一死，都是情理之常。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提倡殉死，借此便立碑宣扬，更是常事。所以这个事件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

度尚是怎样命他的弟子邯郸淳 撰写碑文的呢？《后汉书·曹娥传》李贤注引《会稽典录》的另一段说：

上虞长度尚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时甫弱冠，而有异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会朗见尚，尚与之饮宴，而子礼方至，督酒。尚问朗碑文成未，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为之，操笔而成，无所点定。朗嗟叹不暇，遂毁其草。其后蔡邕又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齑臼。”

这里说了蔡邕题词，“其后”是指以后的时间，还是指稿本的后边，虽不明确，但还没说是在碑石上边。两段中并没有离奇的情节，虽然历史上的邯郸淳不字子礼，也可算是同名异字的人。只是用隐语做评语，不够爽快罢了。

至于度尚立的碑，确有其物。《水经注》卷四十：

浦阳江……江水东经上虞县南……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盱，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踊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当沉；若不值，衣当浮。”裁（才）落便沉，娥遂于沉处赴水而死。县令杜（度）尚使外甥邯郸子礼为碑文，以彰孝烈。

这段所记，与《会稽典录》最为接近。只是“县长”作“县令”，“弟子”作“外甥”。“弟子”也可解为女弟之子。值得注意的是，“外甥”一词，不可能是郦道元杜撰而来的，而后世所传碑文中，却并不见“弟子”“外甥”的字样。

到了刘义庆时，这个故事的枝叶就加多起来。《世说新语·捷悟》说：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魏武即曹操，东汉末年丞相，封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武帝，故称。

这里，八字隐语已明确地到了碑上，猜谜的人是曹操和杨修。刘峻也感觉到不妥，在注里说：

按曹娥碑在会稽中，而魏武、杨修未尝过江也。

古代注释之文，照例不能否定所注的内容，所谓“疏不破注”，疏尚且不能破注，注又怎能破正文呢？所以只好“有按无断”。他同时在注中又引了《异苑》一段说：

陈留蔡邕避难过吴，读碑文，以为诗人之作，无诡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见而不能了，以问群僚，莫有解者。有妇人浣于汾渚，曰：“第四车解。”既而，祢正平也。衡即以离合义解之。或谓此妇人即娥灵也。

蔡邕怎么会去题字？这里交代了，是避乱过吴，不存在南北的距离问题。题写变为刻石，就不致使人有字迹为何经久不灭之疑了。杨修换了祢衡，仍然是当时聪明出众的人。少女曹娥的“灵魂”也长大成为“妇人”了。

故事到了这时，发展并未停止。度尚所立，邯郸淳所撰的碑文，究竟内容如何，还没有下落。再后，碑文出现了。一卷小字抄本的碑文，卷中上边、左边、右边都有唐代名人题字，所署的年代，最早的是大历。宋朝人屡次摹刻在法帖里，有的刻了那些唐人题字，有的只刻正文。还有一卷绢本墨迹，唐人题字俱全，清代刻入《三希堂帖》。这些本子，至今都还流传着。各本笔迹并不完全一样，也有个别形近而异的字，大约是传摹时造成的。唐人那些题字，都是记载观赏的经过，属于“观款”一类，还可说是重在法书。到北宋时就不然了，蔡卞 重书碑文，刻了一块碑，立在当地，意在弥补原碑亡佚的缺憾。这卷碑文，此时算是受到正式承认。

这篇碑文果然当得起“绝妙好辞”吗？现在不妨逐段细读。

孝女曹娥碑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荒沉，爰来适居。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以汉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龙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设祭诔（lěi）之。

这段叙事，大致与前边所引各书相同，而年月加详，情节加多。只是没露出邯郸淳，可说是县长度尚令弟子代笔，仍由自己应名，所以无须写出代笔人的姓名。首题“孝女曹娥碑”，而文中只说“诔之”，可说是把诔辞刻作碑文，如后世苏轼撰《表忠观碑》即以奏札作为碑文之类。都还说得过去。下边的诔辞说：

伊惟孝女，晔晔之姿。偏其返而，令色孔仪。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阳。待礼未施，嗟丧慈父。彼苍伊何，无父孰怙。诉神告哀。赴江永号，视死如归。是以眇然轻绝，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沉乍浮。或泊洲屿，或在中流。或趋湍濑，或还波涛。千夫失声，悼痛万余。观者填道，云集路衢。流泪掩涕，惊恸国都。

《诗经》的句子，在古代“赋诗断章”，已经乱作比附，这里虽有不甚恰当的地方，也难责备本文的作者。接着是：

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克面引镜，剺（lí）耳用刀。坐台待水，抱柱而烧。於戏孝女，德茂此俦。何者大国，防礼自修。岂况庶贱，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镂而雕。越梁过宋，比之有殊。哀此贞厉，千载不渝。呜呼哀哉！

这里问题就多了。既够称为“绝妙好辞”，必有其绝妙之处。我们知道，古代撰文，讲究隶事用典，所用之典，又讲究贴切。当然也有过许多东拉西扯的，但那都被人轻视，不够“好”的标准。这篇文中所用的典故怎样呢？

首先是“哀姜哭市”。《左传》文公十八年：

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嫡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

仲是襄仲，鲁国的权臣，杀了太子恶及其胞弟视，把他们的母亲即文公夫人姜氏赶回齐国娘家。姜氏哭而过市。这件事与曹娥搭得上的地方，只有一个“哭”字。

其次是“杞崩城隅”。汉刘向《列女传》四：

齐杞梁妻，齐杞梁殖之妻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遂赴淄水而死。

这段有“哭”，有“赴水而死”，但那是哭夫殉夫而死，与殉父毫无关系。

再次是“克面引镜，剺耳用刀”。《列女传》四：

高行者，梁之寡妇也。其为人，荣于色而美于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贵人多争欲取之者，不能得。梁王闻之，使相聘焉。

高行……乃援镜持刀，以割其鼻。

这是夫死不肯再嫁的“节妇”的事，与殉父投江而死的“孝女”何干？况且人家割的是鼻子，又与耳朵何干？

再次是“坐台待水”。《列女传》四：

贞姜者，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王闻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请夫人出。夫人曰：“王与宫人约，令召宫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从使者行。”……使者反取符，还则水大至，台崩，夫人流而死。

这段，人的身份是楚昭王夫人，事的情节是等待水来，都与曹娥渺无关系。所搭得上的，只一“水”字。

再次是“抱柱而烧”。《列女传》四：

伯姬者，鲁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缪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伯姬尝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遂逮于火而死。

这段仍是“节妇”的故事，与“孝女”无关。尤其奇怪的是，伯姬只是不肯下堂避火，被火烧死，她当时是否“抱柱”，并无明文。抱柱典故，古代以尾生的事为最著名。尾生与女子订约会，在桥梁下边见面，女子不来。水来了，尾生不走，抱梁柱而死。见《庄子·盗跖》。不难理解，作者寻找被水淹死的典故，当然见到尾生一事。但他是个男子，无从比附，而又弃之可惜，便把抱柱二字移到伯姬身上。

又次，这段有句云：“何者大国，防礼自修。”这话如果是指以前各条典故中人，则性质与曹娥并无关系；而曹娥的投江，是为殉父，又与“礼防”何干？总之，比拟不伦，离“好”甚远。

再下是：

乱曰：名勒金石，质之乾坤。岁数历祀，丘墓起坟。光于后土，显照天人。生贱死贵，义之利门。何怅华落，雕零早分。葩艳窈窕，永世配神。若尧二女，为湘夫人。时效仿佛，以招后昆。

这篇碑文中最足令人愤慨的，要数“生贱死贵，义之利门”八个字了。这二句是说：一个卑贱的人，只要一死，立刻可以高贵。曹娥的死，当然不是为了身后高贵，但封建统治阶级可以利用来做宣传资料，说：这是达到“义”的最便利的门径。在历代文章中，鼓吹殉死的说法虽然很多，大都还戴上面具，转弯抹角，不敢直说。像这样直截了当地以“贵”做可耻的利诱，还是少见的。蔡卞大约嫌“利门”二字生疏，改写为“利之义门”，却成了谈利益的合法性。不但文不对题，且非作者本意。

这篇碑文，不仅是用典不切，修辞也很有问题。例如前边用到的“剺”字，《说文》：“剺，从刀 声，剥也，划也。”也就是用刀割东西。这个字中本已包括了刀的作用。而碑文说“剺耳用刀”，这与说“吃饭用口”有什么不同？又如“丘”字、“坟”字。《说文》：“丘，土之高也。”“坟，墓也。”段注引《礼记·郑注》：“土之高者曰坟。”可见丘、坟本是同义字。碑文说“丘墓起坟”，又与“天地乃宇宙之乾坤”有什么两样？如此等等，叠床架屋，真是“废辞”而非“好辞”，又怎能算得“绝妙”？

碑文后边还有一段附加语：

汉议郎蔡雍（邕）闻之来观，夜暗以手摸其文而读之。雍题文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又云：三百年后，碑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叵。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之。

这段似乎不算碑文正文之内的话，而是传抄碑文的人附录的。“黄绢”等八字是从前记载已见的，“三百年后”等十六字则是这故事中初见的。“升平二年”等十一字表示本文是在这时抄写的。这都像是并无问题，但问题是仍然掩盖不住的。“蔡邕闻之来观”，当然观的是碑，碑已立在那里，何以来不及等到天明，而必要在夜间暗中摸着来读呢？

原来作者是非常细心的。他说了许多不贴题的典故之后，立刻跟上两句说：“呜呼孝女，德茂此俦。”说曹娥的“德”比那些人都高，如果谁嫌他用典不切，他可以说讲的是“德”，不是讲的事迹。但既讲抽掉事迹的“德”，而古代够上有“德”的女子很多，又何以专选“哭”的和“死”的呢？其实这都是打埋伏，用“德茂此俦”可以掩过用典的不切，用“夜暗手摸”可以掩过蔡邕评论的不妥，显得他之所以把“极多废话”当作“绝妙好辞”是情有可原的。

至此，碑文的公案，大部已竣。“三百年后”的谶记又是哪里来的？按这条谶记末句各帖本或作“逢王匡”，或作“逢王叵”，关系不大。问题是这个谶记也不是此碑特有的。宋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云：

《隋唐嘉话》：将军王果于峡口崖侧见一棺将坠，迁之平地，得铭云：“后三百年水漂我，欲堕不堕逢王果。”

按今传本刘 《隋唐嘉话》下，记这铭文云：

更后三百年，水漂我。临长江，欲堕不堕逢王果。

又五代晋李翰《蒙求·上》，“王果石崖”条注引《神怪志》说：

将军王果为益州太守，路经三峡，船中望见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悬在半崖，似棺椁……令人悬崖就视，乃一棺，骸骨存焉。有石志云：“三百年后水漂我，欲及长江垂欲堕，欲堕不堕遇王果。”

民间传说，常有异文，不足为奇。曹娥碑文后的谶记，就是这种东西。碑文的作者顺手牵来，把它联在“黄绢幼妇”的谜语之后，于是又一次装饰了这个故事。

至于碑阴题隐语，也不仅这一件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七云：

徐铉父延休博物多学，尝事徐温为义兴县令。县有后汉太尉许戫庙，庙碑即许劭记，岁久字多磨灭。至开元中，许氏诸孙重刻之。碑阴有八字云：“谈马砺毕，王田数七。”时人不能晓。延休一见为解之曰：谈马即言午，言午许字；砺毕必石卑，石卑碑字；壬田乃千里，千里重字；数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杨修辨齑臼之比也。

这碑重立于开元中，当然可以说是受蔡邕故事的影响。但也可见这类题语唐代还在流行，是并不稀罕的。

碑文末尾，由于有“升平二年”一行字，宋代很多丛帖便把它归到王羲之名下，与《黄庭经》《乐毅论》等帖合在一起。只有南宋《群玉堂帖》标题作“无名人”。究竟是何时何人所书，至今还莫衷一是。

在这故事流传的历史中，最吃亏的是蔡卞。他在元祐八年正月，在上虞县曹娥庙立了一块碑，末题：“左朝请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越州军州事蔡卞重书。”他把碑文中的字句改了许多，如前举的“利之义门”和把“乱曰”改为“铭曰”，即是最显著的地方，其余尚多，不再详举，但他对度尚和邯郸淳的关系却不好处理。他在碑题的次一行写道：“汉上虞令度尚字博平”，下边空了一块地方相当一个字又半个字的大小，再写“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照这写法，究竟度尚是干什么的？如果仅仅是为表明他是邯郸淳的师长，那又何必留出那块空地？可见这篇文的立碑、撰文、应名、代笔种种含糊不清的说法，把蔡卞搅得已无所措手了。还有“黄绢”等八字，使他也不易安排，他在撰人一行之后另起一行，作：“蔡邕题其碑阴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把碑阴上的字移到碑阳撰人之后，是金石中罕见之例，也看出他没有办法才硬挤在这里的。那“三百年后”的谶记竟使蔡卞再也想不出安插的地方，不得不割爱了。古代刻帖是印刷出版名家法书，内容真伪，刻帖人往往不负责任，自《淳化阁帖》已然如此。地方官重立古碑，性质则有不同，必是认为原有此碑，后来毁坏或亡佚，所以重书重立。蔡卞重立此碑时，却未仔细考察度尚当时所立的碑，原文是否就是这篇，同时还写错了度尚的官衔。汉代县的长官，大县的叫“令”，小县的叫“长”。度尚是上虞县的“长”，他却写成了“令”。如果说他是按照《水经注》的记载，又何以不写“外甥”，而写“弟子”呢？这也见得蔡卞的鲁莽从事。至于《嘉泰会稽志》卷六，记载曹娥庙说：“有晋右将军王逸少所书小字，新安吴茂先师中尝刻于庙中，今为好事者持去。”这是一块小楷帖石，算不得立碑了。

故事到了这里，可算告一段落。总之：曹娥投江殉父，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个动人的事件，因而辗转传述，造成了异说纷纭。以这件事为主干的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陆续旁生枝叶，成了一个热闹的故事。无论那些细小情节异同，即抱父尸出水，邯郸淳撰文，蔡邕题碑，曹操猜谜，小楷写本，王羲之书，等等事项，都不过是这棵茂密扶疏、干霄百尺的故事大树中几个长大枝柯而已。 CTvStm5IA0yYwvu2Geos0I+z6KRPqWw5oPFsiLcqbGa+NYQI9x29V2SP6Og8S7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