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白居易

卷卷落地叶，随风走前轩。

鸣声若有意，颠倒相追奔。

空堂黄昏暮，我坐默不言。

童子自外至，吹灯当我前。

问我我不应，馈我我不餐。

退坐西壁下，读诗尽数编。

作者非今士，相去时已千。

其言有感触，使我复凄酸。

顾谓汝童子，置书且安眠。

丈夫属有念，事业无穷年。

（韩愈《秋怀·其八》）

对中晚唐的诗歌，不应一笔抹杀之。就艺术而言，中晚唐诗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学发展到唐代中期，诗歌出现了很精美的形式，散文则另有一番面目。这一时期的代表，当推韩愈和稍后的白居易。对他们两人的集子，应从头到尾翻一遍。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再度获得统一。政治虽然有极腐败的一面，藩镇割据的局面并未完全消除，朝廷的大权落于太监之手，与汉末的形势颇为相似，但就整个形势而言，矛盾毕竟缓和了许多。由于统治者的利益有一致的方面，所以这时的社会，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文化艺术又出现一个繁荣的景象。但这时的繁荣与盛唐的繁荣不同。李白和杜甫的文化教养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产物。假定李杜的蓬勃景象，有如花的怒放，韩愈和白居易却是有秩序地、慢慢地成长。就质量言之，韩白精密、细致，李杜则不免有粗糙的地方。

在艺术水平方面，他们和李杜相比，并非后退，应该说还有所发展。他们较李杜提高了一层，更精密了，而且想走自己的路，有意识地想绕开李杜，创造一种风格。李杜并非有意识地想创新，却出了新。前人的路子既然已很宽广，韩白想独树一帜，便很困难。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可见李杜成为大宗的地位，已经定型。既然如此，韩白学习、借鉴李杜，首先得学习李杜怎样创造自己的风格，因而不能不走自己的新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韩白以来文学出现的新局面。

人们一说韩愈，极易想到他的“文起八代之衰”，或以“复古”来革新文章。而且认为他一定是一个板起面孔的老人，实在是古奥得很。人们一说韩愈，更容易想起他的《石鼓歌》，也认为严肃、古奥得很。其实不然。韩愈无论为诗为文，都力求口语化，反对古奥。“八代之衰”，在于骈俪，韩愈反对骈俪，便是提倡一种口语化，他的诗文正是尽力往这个方向发展。他在节奏、用调上看起来古奥，但用词却令人明白易懂。

《秋怀》一诗，系韩愈自述，造意自然，语言浅近，这是他前后的诗人都没有的风格。

第二首通过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写了他的志趣、感情和生活小景，语意朴实自然。

这种格局和手法，在过去是没有的；以生活小情景来表现自己的生活愿望、思想感情，在过去也是不多见的。

韩愈尊孔，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石鼓歌》开始叙述自己写《石鼓歌》才力不逮，后曰：“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石鼓歌》不但内容大胆，而且语言通俗，较孟郊、李贺明白清楚得多。

文艺作品都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又往往是作者或作品的不足之处。后来的模拟者模拟得非常像的时候，恰恰模拟的是不足之处。孟郊、贾岛便是如此。

我认为，韩愈的诗开辟了议论的风气。在诗中用逻辑说理，宋人由此大开声势，形成了宋人诗的风格。《石鼓歌》的一段，便不是用形象，而是用逻辑来写诗，故曰“以文为诗”。我还认为，韩愈为文，用了诗的手法，便是“以诗为文”。正因如此，便形成了韩愈的风格。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有“边缘学科”和“仿生学”。韩愈和苏轼都是“以文为诗”，同时也是“以诗为文”。

有人作诗像词，作词像曲，为什么？我想，文如讲演，目的是说服人。诗是用艺术的语言提供形象，让人去感受和思考。故诗好比交响乐，或《高山流水》。词在当时是小唱，如现在的流行小曲。曲子则是代言，如剧中人物塑造形象，表达感情。有人作诗轻俏，便像词；作词太宽活，则如曲。有人用此话绳姜白石。我不过借用这句话来说明韩愈是“以文为诗”，即以文的手法来写诗。

白居易。白氏较韩愈晚，这时唐的腐败更表面化，故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矛盾较韩愈尖锐得多。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应当给予肯定。就白居易诗的分类看，有讽喻诗、闲适诗……讽喻诗包括《新乐府》《秦中吟》等。白居易为什么要公开称这些诗为讽喻诗？当时的皇帝声称纳谏，白氏据此从之，称“称旨”，手法全都一律。称“讽喻诗”是煞费苦心，表明是奉谕作诗，并非诽谤诗。杜甫“三吏”“三别”是批判诗、揭露诗，仅用标题，并不打上“讽喻诗”的标签。

杜甫和白居易所处的地位、时代不同。杜在逃难中无官职，直到抵达灵武，才挂了个小官的头衔，后来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检校”意即“候补”，尚未正式。“员外”即为定额之外的郎官。郎官是中级官员，但属员外，“置同正员”，即待遇和正员一样。白居易却不然。他贬官一次后，竟做过少傅，是统治者上层成员。所以，他岂敢动辄乱写诗，故首先挂出“讽喻”的牌子。这些诗都应该承认其价值。

政治越腐败，讽喻诗越多，皇帝便愈加施以压力。加之白居易政治失意，故弃讽喻而趋闲适。现在文学史将白居易一截为二，认为凡讽喻诗均有积极的意义，闲适诗一定是消极的。其实讽喻诗中有很多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躲躲闪闪，时时显其媚态，不如“三吏”“三别”痛快淋漓。闲适诗中也有值得肯定的，其中也颇有表现现实的内容。所以，从讽喻诗可看出白居易的软弱面，从闲适诗可看出唐朝政治上的衰落面。白居易关于作诗文的宣言是很不错的，但他自己却无法完全照此办理。

唐诗人中敢于指斥政治的无非杜白二人，但白居易远不及杜甫。杜甫面向生活，忠于现实，白居易写诗却必须留有余地。杜诗有艺术安排，没有措辞的安排。白居易的诗却做文字功夫。白诗变化不如杜甫，很费经营、考虑，往往一结见意。白居易与元稹比较，也很有趣。元白是好友，二人风格为“长庆体”，其作品集为《长庆集》。二人时常长篇大论，互相唱酬，互相次韵（按韵次唱和），争奇斗胜。白元诗集都该看看。尤其二人的次韵唱和诗，可见白居易的诗来得全不费力，成就大得多。

如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华州西》：“每逢人静慵多歇，不计程行困即眠。上得篮舆未能去，春风敷水店门前。”前首四句，谁也不挨谁，仅是并列的四种景色，但组在一起就兴味无穷。后首“上得篮舆未能去”，不等于白说吗？但把那踟蹰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都可视为最高境界的诗。

白居易较韩愈作诗文更重口语化。能不用典，便尽量不用典，这在作诗中极不容易。他只在迫不得已时才用，用则极有概括力。王国维 称《长恨歌》仅用一典。清吴伟业专学元白长庆体，结果通篇都是典故。白居易用自己的语言写诗，这是很难做到的。白居易的这一特点在他是举重若轻。现在有人称老舍是语言大师，我认为不恰当。他专门找北京土话说，局限了传播范围。白居易既是书面语，又是为大众所了解的口语，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白居易作诗用大众所了解的口语，“求解于老妪”，见于《南部新书》。此说不可靠，并带有讽刺白居易的意味。但作诗令老妪都懂，也是他的成功之处。我认为白居易在处理一些困难问题的时候，是极有办法的。他偶然也有一些毛病，如将人名去掉末字，以求押韵，未免削足适履。

韩愈与古文。我认为“古文运动”的提法太过分。“运动”者，有主张，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以之称韩愈所倡古文，未免失实。“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南阳樊绍述 墓志铭》）此话对也不对。用以恭维樊宗师，尤其不妥。对樊宗师的评价见前，这里不再啰唆。总之，绝对的“词必己出”，是做不到的。“从汉迄今用一律”，针对唐代专事模仿六朝骈体文的现象，却是十分正确的。

人曰韩愈复古，其实并非如此。他所用的，不过是和生活十分接近的语言罢了。用这种语言表现具体的生活现实，则更感人，也更成功，如《祭十二郎文》。

韩愈之文，破了骈四俪六的旧套子，采用了一种为人所理解的书面语言以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社会现实。唐代墓志铭盛行，从现在出土的唐代材料中，经常可以发现互相抄袭的铭文。即使是韩愈，他为大官作的墓志铭，也写得毫无生意。

韩愈为文，并不着意于对偶。但在行文之中，却往往出现偶句，十分自然。

韩愈之文，也好用口语。《汉书·外戚传》写汉成帝突然死去，朝官审判妃子，其口供全部录入，便是当时的口语，读起来很困难。梁人任昉《弹刘整文》 ，记录了审问刘整婢女的口供，用的是南朝的口语，尤其难懂。北周宇文护，寄其母一书信，全用口语，收入《北周书》，理解也很困难。韩愈《进学解》中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的那一部分，也是口语。

所以，韩愈的“古文运动”并非真正提倡用古文写作，而是采用较为标准的书面语言进行写作的，其中也偶尔用了一些当时的口语。

唐传奇也是用标准的书面语言写故事的。传奇是纪传的小说化，是《战国策》《史记》的延续和发展。这正是韩愈、柳宗元所追求的路子。有人把传奇和古文运动结合起来谈，是有道理的。

继承了传奇特点的是《聊斋志异》。晚明小品如张岱的文章很不错，但一般口语比较多。桐城派方苞、姚鼐以及后来的阳湖派张惠言、恽敬等，章太炎称其好处在“文从字顺”。桐城派学韩柳，即“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明朝人封的）。民初文风突破了古文的格局，有“新民丛报体”，由梁启超等人所提倡。后来五四运动振聋发聩，新文化运动从此开始。

阳湖派与桐城派小有不同，其文章大多经世致用，多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文章不大空谈道理，此是阳湖派的特点，也是他们对韩柳文风的发展。这种文体之所以能够绵延日久，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悠久漫长有密切的关系。

再谈谈口语和书面语的问题。我们现今所说的口语，已经是书面化了的口语，否则便不会具有普遍性，无法作为交流的思想工具。“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此话多年来为人所误解。这里所说的“文”，也包括条理、语言的规范化等。

古音：　之　　乎　　　者　　　　也

古音读：de　　mɑ　　　de、zhe　yɑ

的　　嘛、吗　的、这　　呀

邪、耶（古字）

从上表可以看出，古代的语言符号变了，语音却没有改变。现在的口语和古代的语言，关系是很密切的。

所以，唐代的古文运动，不如说是唐代的书面语运动。

唐代有没有用大量的口语来写作的文章呢？有，虽然并不纯粹。请看《敦煌变文集》和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的《唐代俗讲考》。即使其中有俗语，也是俗化了的书面语言。这个问题，下次再讲。

同是写新乐府诗，同是运用书面化了的口语，元稹的诗尚混沌如小米粥，白居易的诗却纯净如蒸馏水。如此泾渭分明，很大程度上与两人在语言的运用和改造方面的功力有关。

杜甫诗也有极粗糙的，比较起来，韩愈的诗就干净整齐得多。杜甫的《八哀诗》名气很大，其实并不怎么样，可以去看一看。 0DZK/c7zU5Tja+QfuUIr3w1ZIxdlHFytmYkiGR81SqJDawU1uvmCx5q/gd17Lm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