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启制度之变迁

《颜氏家训》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昔人于笔札往还，莫不深加珍重。其文风、字体，乃至笺纸、封皮，俱有种种程式。世之好收藏古尺牍者，亦不乏其人，或刻石为帖，或影印成书，洋洋大观，目不暇给。至于笺纸之制，缄封之法，随时世以变迁者，人多忽而不察。今将所见及者略记于下。

汉代书疏，皆以竹简，故后世曰简、曰笺、曰札、曰尺牍，皆是竹简之概念。后世所用工具不同，形式已异，而名称犹沿其旧焉。

唐以前之书疏，仅于法帖中见之，若西域出土之李柏文书，乃其起草之稿，与直接投致之物，究未能等同视之。而法帖所刻，多无首尾，纵或有之，亦不能见封里痕迹。

这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等诸国王的信函草稿。释文：五月七日，海头西域长史、（关内）侯李柏顿首顿首。别□□□恒不去心，今奉台使来西，月二日到此（海头），未知王消息，想国中平安，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与严参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苻大往相闻通知消息，书不悉意。李柏顿首顿首。

古人封检之制，若汉代简版对合，以绳束之，上加封泥，今西域出土者甚多。而六朝唐宋之封式，则无从得见。不佞所曾寓目者，唯宋苏东坡，元赵子昂、邓善之数帖，封签尚存，然已俱剪成竖条，附裱于简帖之旁矣。此类剪下之条，多为中间一缝，上半署收者姓氏官衔，下半署具书人姓名，字皆骑在缝上，莫喻其故。后又见明文征明致其外甥之书数通，皆横纸竖行，有如手卷之式。纸尾有上下封题姓名两半行，其右半行紧邻左纸边，左半行反在纸边之右约数寸之际。以字之偏旁言之，纸左边处征明字存“攵月”，其右数寸处却存“彳日”，殊不可解。一日以日本奉书卷纸作字，见其纸面俱向外，忽悟其制犹唐代所传，盖具书者自纸卷之右端写起，随写随卷，字迹向外，所书既竟，割截其纸，左端略留余纸，卷尾一端白纸即作卷筒之封皮，在纸边着糊，即成卷筒状，以缝为中线在缝上题署。其卷内空白一段，恐有人私拆妄加他语，于是于具名之后，注以“谨空”字样。受书者为就其缝处拆开，即成两个半引字分在卷后。如惜其封署之字，则就此引之两旁剪之，即成骑缝题署一行之竖条。且所见宋元书札封题竖条，俱在纸面上写字，又可证其纸面向外卷矣。

古代尚有加封之制，盖受托携带之人表示珍重，或有附件，不能同卷一筒中，则外加封皮。宋元封皮今不可见，清代封皮犹有存者，以今例古，不难推想。清代封皮用白方皮纸一幅，角尖相对，粘成长方包，如今之洋式信封，但易横方为直方耳。然后，在有纸缝一面，粘贴红签条，加以题署。古人所谓斜封，所谓一角文书，谅不外此。

至于明代中叶以后之书启，多见手折之式，每在折面书“副启”二字，或在折纸之最右边处钤“副启”字样之印章，且只存印之左半，初不解其故。继见有附存名帖者，其帖多用红笺一张，与折纸同大，上写具书人之姓名，粘连于副启折前，盖名帖所以代表具书之人，副启则为所陈之事。昔人以亲到面谒为尽礼，有所不能时，以名帖为自身之代表，副启则如“备忘录”，如“说明书”然，非所以昭郑重，故折尾每书“名正具”或“名另具”，所具之处，即在其前之名帖上也。或有正帖已失，仅存副启，款字但书“名正具”，则其人为谁，殊费摸索矣。亦有其折之起手右边下半行处写具书人之姓名顿首拜以代名帖。次行以下，即书副启之文，此则简便之式耳。宋人有所谓“品字笺”者，见陆放翁 所记，即名帖一，四六骈体笺启一，散文陈述所言之事一，谓之“品”字者，以其名帖居上，下列两种文体二启，如“品”字状也。盖古代称四六骈体为“文”，凡重要文字必以四六为郑重，散文为笔，如明清人之视口语文只小说戏曲用之，不可以登大雅之堂焉。虽史汉 、韩柳在前，又何能拗过官场积习耶？然骈俪究不易达意，尤不足以说明具体事物，故再加散文之启。然叠床架屋，徒成具文，即在当时，亦通行不久。而今日流传宋人墨迹，竟无一四六笺启，可见当时即使施之于用者，亦不过胥吏拼凑套语，敷衍了事而已。明人之名帖副启合一之制，殆亦宋人之遗，而省其四六一启，可谓“吕”字笺矣。明人笺启之式至清犹存，康雍时固无论，即乾隆时犹存明式。曾见钱香树致其女之翁一札，已截装成册页，前有白纸一幅，为名帖，后为书启，其名帖纸与附启相同，盖即折子之前一页耳。盖亲家翁相见，在当时必取为最敬之礼也，后世通行无论亲属亲戚朋友乃至长官僚属具书，皆首一行曰“某某下”，（其人之字或号）称谓（各随其关系称之）下接“敬启□下（各随其关系而定）”之式，则不知始于何时。大约康熙以后，逐渐形成者。其纸亦由折式而易为笺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