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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绪说”，台北：允晨文化2003年版，第33页。
[2] 同上书，“自序二”，第16页。
[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4] 同上。
[5] 牟宗三译注：《康德的道德哲学》卷2第1章，“纯粹实践理性底辩证”，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353—354页。另参见同上书，第368—374页。
[6] 李明辉针对康德的观点指出：“康德在此只是将德行与幸福底关系比拟为因果关系，并非真的视之为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因果关系。”因此“自然底因果性”并不能为两者的结合提供积极的作用。参见氏著：《从康德的“幸福”概念论儒家的义利之辩》，载《儒家与康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59—160页。
[7] 参见李瑞全：《福报与圆善》，载《当代新儒学之哲学开拓》，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8] 牟宗三：《圆善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325页。另参见同上书，第2、263页。
[9] 关于“德福一致”问题，另参见林启屏：《从古典到正典：中国古代儒学意识之形成》，第7章第4节“圆满的可能性：‘德福双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版。
[10] 按，郑注“考终命”：“考，成也，终性命”，见孙星衍（1753—1818）：《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9页。
[11] 《尚书正义·洪范》，《十三经注疏》本，第193页上。
[12] 同上。
[13] 然而若依经学解释学的传统法门，“福者”乃“备也”之意而别无深意，例如皮锡瑞竭力推荐的“治《尚书》当先看”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在《洪范》注释中便排斥孔传、不取孔疏，其注“五福”亦不采“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德福之道”以及“道德为福”等说，故他虽把“五福六极”训解得字字清楚，但却不涉及德、福、天这套概念的思想涵义，更不谈及下引孔疏“善恶之报”及蔡沈《传》“人感天应”的重要观念，结果使得“五福六极”这一可称为“人君治天下之法”（下引蔡沈语）、“‘洪范九畴’大法的终极关怀”（下引余敦康语）的思想意义根本未能彰显出来。
[14] 《尚书正义·洪范》，《十三经注疏》本，第188页中。
[15] 蔡沈：《书经集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册），第77页上。
[16] 《朱子语类》，卷79，第2051页。
[17] 同上书，第2048—2049页。
[18] 参见《陆九渊集》，卷23，《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极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9] 刘节：《洪范疏证》，《古史辨》，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页。
[20] 按，关于宋代洪范学，可参看蒋秋华：《宋人洪范学》，“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72册，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6年版。此书笔者未见。吾妻重二则根据朱彝尊《经义考》卷95、96的记录，列举了两宋的《洪范》注释书，共达45种之多，指出就其数量而言，仅次于《大学》、《中庸》的注释书，参见氏著：《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第1部第2篇第1章，《〈洪范〉と宋代政治思想の展开》，第84—87页。
[21]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晋语六》第12，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6页。
[22] 《尚书正义》，卷16，《蔡仲之命》第19，《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标点本版，第662页。
[23] 《国语·晋语六》第12，第393页。
[24] 《国语·周语上》第1，第28—29页。
[25] 《国语·周语上》第1，第30页。
[26] 《国语·晋语九》第15，第453—454页。
[27] 如王弼注“鸣鹤在阴”条曰：“以同相顺，以类相应。”孔颖达疏：“‘鸣鹤在阴’，取同类相应以证之。……鸣鹤在幽阴之处，虽在幽阴而鸣，其子则在远而和之，以其同类相感召故也。……我拟议于善以及物，物亦以善而应我也。”（《宋本周易注疏》，卷第11，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88、692页）
[28] 《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第57，袁长江主编：《董仲舒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6页。
[29]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第55，同上书，第280页。
[30]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360页。
[3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2，《杂学辨》，《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74页。按，据何叔京跋，《杂学辨》作于“乾道丙戌（1161）孟冬晦日”，朱熹时年32岁。按，董氏《对策》，见《汉书》，卷56，《董仲舒传》。
[32] 朱熹对董仲舒“命者，天之令”的肯定，以及赞同《汉书》对其的评价，可参见《朱子语类》，卷137，第3260—3263页。如：“仲舒本领纯正”，“仲舒却纯正”，“仲舒资质纯良”。参见木下铁矢：《“命”と“令”——朱熹の“天命之谓性”解释》，载东洋史研究会：《东洋史研究》，第64卷第1号，2005年，第75—81页。
[33] 杨联陞：《“报”作为中国社会关系基础的思想》，载费正清编，郭晓兵等译：《中国的思想与制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按，原著刊于1957年），第332页。
[34] 如前引《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左传·成公五年》“神福仁而祸淫”。
[35] 唐君毅语，见氏著：《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全集校订版，第65页。
[36] 余敦康：《夏商周三代宗教——中国哲学思想发生的源头》，《中国哲学》，第24辑，《经学今诠三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93页。
[37] 参见林富士：《礼俗与宗教·导言》，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页。在这篇2004年撰成的有关中国宗教研究的综述中，几乎网罗了二十年来港台及欧美所有重要的研究专著及论文，很有参考价值。唯对大陆及日本学界之成果的介绍略嫌简单。
[38] 如吉冈义丰（1916—1979）：《道教と佛教》，第2卷（尤其是第2篇《道教功过理论思想》），东京：国书刊行会1959年版；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东京：弘文堂1960年版；泽田瑞穗：《（修订本）地狱变——中国的冥界说》，东京：平河出版社1991年版（按，原书初版于1968年）；秋月观暎著，丁培仁译：《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野口铁郎：《明代白莲教史の研究》，东京：雄山阁出版1986年版；浅井纪：《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结社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90年版，等等。
[39] 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0] 参见林富士：《礼俗与宗教·导言》，第13页。
[41]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4—136页。
[42] 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折》，载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279—284页。
[43] 按，“以儒学为宗教”，为萧公权著，汪荣祖译：《康有为思想研究》，第4章第2节的标题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44] 梁启超：《康南海先生传》（1901年作），《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转引自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第70页。
[45] 《论支那宗教改革》，《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按，这是梁启超于1899年5月13日，在日本东京发表的演讲。关于梁启超时代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参见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46] 梁启超该文刊登在《新民丛报》第2号（1902年2月23日），参见森纪子：《梁启超的佛学与日本》，载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47] 按，以下有关梁启超对于中国宗教史研究之问题的观点，多引自上揭林富士：《礼俗与宗教·导言》，第1—5页。
[48] 梁启超著，汤志钧导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49]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84页。
[50]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按，该文末，附有两篇商榷文章，亦可参见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称“此篇颇伤武断”（同上书，第363页）；栾调甫：《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一文则对梁说提出了委婉的批评。
[51]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85页。
[52] 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载《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附录2，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版，第64页。
[53]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87—288页。
[54] 如：“近来推尊孔子的人想把孔子做宗教，康南海先生就有这种意思，认孔子和外国人的宗教一样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82页）
[55] 林富士：《礼俗与宗教·导言》，第4页。
[56] 张尔田：《孱守斋日记》，载《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1938年，第356页。引自葛兆光论文：《孔教、佛教抑或耶教——1900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载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05页。
[57] 参见上注，葛兆光论文，第205页。葛氏分析了三个方面导致道教一蹶不振的原因，其中第三点很有意思。说是由于道教“过于‘中国’的理论和方法，缺乏可以进一步转化和解释的空间。”（同上）所谓“过于‘中国’”意即“过于‘传统’”，故在如何应对现代社会挑战之际，传统缺乏自身转化的内在资源。这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这一对历久弥新的老问题。
[58]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不过，在道德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上，牟宗三另有一番高论，其要义在于肯定儒家的内圣之学、成德之教实是为人类建立一“道德的宗教”也，这一宗教既不同于佛教的灭度宗教，也不同于基督教的救赎宗教，其特质在于“即道德即宗教”（《心体与性体》，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59]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第16章，《原命上：先秦天命思想之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24页。
[60] 按，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另参见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第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431页。根据吴汝钧的研究，唐的核心观点是：宗教意识出自我们对苦难罪恶的感受，而此一感受即是一种道德意识，故宗教意识依于道德意识，而道德在层次上高于宗教。参见吴汝钧：《论宗教与道德的关系》，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4卷第1期，第151—1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