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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九章组成，以下就各章内容略作简要说明。
第一章采用概念发生学的方法，尝试勾勒一条思想史的线索，以说明“劝善”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发生脉络，窥看先秦儒家、诸子文献以及佛道思想中有关“劝善惩恶”的伦理诉求是如何被表述的，属于观念史的溯源性考察。
第二章则主要考察了16世纪阳明心学在劝善化俗等问题上的思考及其具体主张，指出阳明心学在将“致良知”化为一场社会运动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劝善化俗的功能作用，并已意识到有必要将“余庆余殃”等古代中国的报应观念与伦理诉求结合起来。
第三章主要考察心学运动与宗教诉求的关联，首先对何谓“宗教”的问题有所阐发，进而考察了晚明心学运动中某些儒家精英对“感应”、“报应”等宗教问题的特别关注，以及由此所凸显的儒学宗教化趋向等问题。
第四章以晚明劝善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福建士人颜茂猷的劝善书《迪吉录》为考论对象，主要考察了其“七辨”、“六祝”、“三破”的劝善思想纲领，指出茂猷一方面注重道德与幸福、行善与功利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又将德福如何一致的问题诉诸“上帝”、“果报”，显示其思想与儒家道德理性主义之传统未免偏离而趋向于伦理的宗教化。
第五至第八各章属于思想史、社会史的问题研究，重点考察明末清初江南地区以及北方和内陆地区的一些士人乡绅在导人为善、迁善改过等问题上有许多以往不被注意的思想论述，指出他们大多关注“下层经世”问题，表现出道德说教与宗教伦理的冲突与融合。如第五章刘宗周的“内讼之学”，第六章有关“证人社”这一讲学组织所推动的“迁善改过”之日常实践，第七章陈瑚的“告天之学”和陆世仪的“敬天之学”，都呈现出道德与宗教的互动趋势；另一方面，也发现不少儒者正在积极推动化儒学为宗教的运动，如第八章所探讨的王启元企图建立“孔教”、文翔凤力挺“儒教”以及谢文洊的“畏天之学”、魏裔介的“立命之学”，等等，都表现出与以往的儒者言论很不一样的风貌。
最后第九章“结语”则提出了由“宋明”到“明清”这一观察视角，指出入清以后的一批知识精英（包括乾嘉考据学者）在以“汉学”反拨“宋学”的同时，却对宋明以来的一批宗教文献如《太上感应篇》、《功过格》等善书十分看重，充分表明明清两代儒者在学术取向上虽有“转型”迹象，但在精神生活及信仰领域则存在着明显的思想连续性，他们欲复归古典儒学，然而却未能完全摆脱宋明时代的文化传统。
我不敢说通过以上各章的探讨，便可全盘展现17世纪前后约一百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的整体图像，但至少已理出了一些头绪，窥看到一些不同以往的研究所描绘的明清之际的思想风貌以及儒者形象，为我们审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之特质作出了一种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