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参见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第1章，《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胡自德：《十二三世纪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收入林富士主编：《礼俗与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2] 刘述先：《由当代西方宗教思想如何面对现代化问题的角度论儒家传统的宗教意涵》，载刘述先编：《当代儒学论集：传统与创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年版，第1—32页。

[3] 引自李明辉：《从康德的“道德宗教”论儒家的宗教性》，载哈佛燕京学社编：《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4] 同上书，第268页。

[5] 《灵魂与心》（民国三十四年），载《灵魂与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按，“人文教”之概念，钱穆晚年亦时提及，如作于1957年的《论春秋时代人之道德精神（上）》亦指出：“中国古人非无信，惟所信即在人文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6]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第1章，《引论》，第8页。按，蒲慕州自称他的这一定义有取于英国人类学家J.Goody的说法：“当非人的媒介被人们以人的模式而祈求时，就是宗教信仰。”Jack.Goody，“Religion and Ritual：The Definitional Problem，”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logy 12（1961）：157．引自同上书，第9页。

[7] 以上参见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第1章“引论”，第10—16页。

[8] 参见杨庆堃（C.K.Yang，1911—1999），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1），pp.294—295，298。引自钟彩钧：《儒家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湛甘泉〈参赞事略〉为例》，载钟彩钧主编：《传承与创新——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年版，第495页。按，杨氏此著，现有中译本，参见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9] 参见上引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第269—270页。

[10] 《刘宗周全集》，第3册，《答履思二·辛未十一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页。

[11] 这里借用了韩明士的概念，参见其著：《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12] 参见上引钟彩钧：《儒家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以湛甘泉〈参赞事略〉为例》，载钟彩钧主编：《传承与创新》，第491—520页。

[13] 同上书，第491页。

[14] 毋庸赘言，“上帝临汝”出自《尚书》，然而现今学界认为是子思之作的郭店竹简《五行》篇亦曾引述“上帝临汝，毋贰尔心”。参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如果承认郭店竹简《五行》是公元前3世纪孔孟之间的儒家作品，那么可以说“上帝临汝”由《尚书》时代至孔孟时代，作为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而基本定型。

[15] 《与罗近溪》，王畿著、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卷11，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

[16] 《盱坛直诠》，卷下，台北：“中国子学名著集成”（第44册，所收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跋刻本），第309页。

[17] 参见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嘉靖四十三年”条，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18] 杨起元：《罗近溪先生墓志铭》，《盱江罗近溪先生全集》（明万历四十六年刘一尡叙刻本），卷10附录，第34页下—35页上。

[19] 按，即上面提到的《吕氏乡约》、《增损吕氏乡约》及《南赣乡约》。

[20] 《盱坛直诠》卷下引王吉泉巡抚之评语，第310页。

[21] 《王阳明全集》，卷17，《南赣乡约》，第600—601页。

[22] 杨起元《罗近溪先生墓志铭》：“立乡约、饬讲规，敷演《圣谕六条》。倦倦勉人以孝弟为先。”（《罗近溪先生全集》，卷10附录，第34页上）另据黄一农提供的信息，在晚明时期，讲演《圣谕》颇成风气，例如隆庆元年（1567），地方官在安徽修宁县组织讲乡约会，规定每月的朔望日，全体聚集在乡约所，轮流由各族选读《圣谕》。参见其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惟黄氏所言，当时采用了近溪编的《太祖圣谕演训》，经查（康熙）《修宁县志》，未见载。参见（清）廖腾煃修、汪晋征等纂：《休宁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中国方志丛书》第90册所收康熙三十二年刊本），卷2，“约保”，第277—278页。

[23] 转引自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第49—50页。按，《太祖圣谕演训》刻本现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

[24] 黄宣民校点：《颜均集》，卷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1页。

[25] 同上书，卷7，第57页。

[26] 参见拙著：《罗汝芳评传》，第496—511页。

[27] 《勖鳌溪书院诸生》，《罗明德公文集》（东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五年陈懋德序刻本），卷5，第77页上。参见拙著：《罗汝芳评传》，第417—428页，特别是第425—427页。

[28] 《正蒙·天道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4页。

[29] 《龟山先生语录》（《四部丛刊》续编，第49册收宋刻本），卷2，《余杭所闻·丁亥三月自侍下来》，第27页。

[30] 按，《克己日录》见《罗明德公文集》卷首《书目》，第13页上，该书已逸。《癸酉年日记》见九州大学藏本《近溪子集·庭训纪》卷下。另参拙著：《罗汝芳评传》，第153页。

[31] 据近溪说：其“词意凄惋，真足以动帝听”（《二子小传》，《罗明德公文集》，卷4，第25页上—下）。参见《罗汝芳评传》，第145页。

[32] 参见九州大学藏本《近溪子集·庭训下》，第37页下。按，原文为“江陵则以为轻己”。居正“不悦”，则见《盱坛直诠》，卷下，第346页。

[33] 按，“最后寄托处”，这是唐君毅分析儒学宗教性问题的一个用语，其云：“无论孔孟对天之态度及对天之言说如何与西方宗教不同，然要可指同一形而上之超越而客观普遍之宇宙的绝对精神，或宇宙之绝对生命，而为人之精神或生命之最后寄托处也。”《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7年版，第530页。

[34] 《近溪子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9册所收明万历十五年杨起元序刻本），卷礼，第65页。

[35] 《与李克斋·二》，《王畿集》，卷9，第206页。

[36] 《新安斗山书院会语》，《王畿集》，卷7，第165页。

[37] 同上。

[38] 《朱子语类》，卷63，第1547页。

[39]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1，《答欧阳希逊》，《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60页。

[40]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1，《答董叔重》，《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59页。

[41] 《朱子语类》，卷3，第37页。

[42] 《朱子语类》，卷3，第51页。按，关于朱子鬼神观的研究历来不少，可参看钱穆：《中国思想史中之鬼神观》，载《灵魂与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7页；吾妻重二：《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东京：创文社2004年版，第2部第1篇第3章，《朱熹の鬼神论と气の论理》，第219—243页。

[43]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20页。

[44] 同上。

[45] 《答戴伯常》（即幽居答述），《双江聂先生文集》（明刊云丘书院藏本），卷10，第26页下。

[46] 《王畿集》，附录3，《中鉴问答》，第794—795页。

[47] 《高子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卷9上，《重刻感应篇序》，第561页。

[48] 同上。

[49] 同上。

[50] 《高子遗书》，卷9上，《合刻救劫感应篇序》，第562页。

[51] 《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2页。

[52] 《河南程氏遗书》，卷23，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309页。

[53] 《朱子语类》，卷9，第156页。

[54] 今本《周易·系辞上传》：“‘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朱熹：《周易本义》，清乾隆七年明善堂刊怡府藏板，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299—300页）帛书《系辞》：“‘鸣鹤在阴，亓（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羸之。’曰：‘君子居亓室，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乎亓近者乎？出言而不善，则千里之外回之，□乎亓近者乎？’言出乎身，加于民；行发乎近，见乎远。言行，君子之区（枢）几（机），区几之发，营辰之斗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濮茅左：《楚竹书《周易》研究——兼述先秦两汉出土与传世易学文献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下编，第3章第5节，“丙、马王堆汉墓帛书《系辞》”，第600—601页）按，“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一句为易卦“中孚·九二爻辞”。

[55] 也有学者认为这两部《系辞》属“同时异地”的作品，均为汉初所作，参见张岱年：《初观帛书〈系辞〉》，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按，另可参见同书所收有关帛书《系辞》的十余篇讨论文章。

[56] 《帛书〈系辞〉“易有大恒”的文化意蕴》，载《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第21页。

[57] 《尚书正义·洪范》，《十三经注疏》本，第188页中。

[58] 《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第161页。

[59] 《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第159页。

[60] 《论语·公冶长》。

[61] 《四书章句集注》，第83页。

[62] 按，据欧阳德（号南野，1496—1554）载，嘉靖辛亥（1551）龙溪家曾有一次火灾：“闻郁攸之变，先师遗稿并作煨烬，良可慨也！”（《欧阳南野先生文集》〔明嘉靖三十七年梁汝魁序刻本〕，卷5，《寄王龙溪》，第1页上）然龙溪并无只字提及此事。

[63] 《龙溪会语》，卷4，《火灾自讼长语示儿辈》，《王畿集》，附录2，第732页。

[64] 这个传统可以上溯至夏商时代的“禹、汤罪己”说，史载鲁大夫臧文仲语：“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3，第154页）

[65] 参见《汉书》，卷96下，《西域传》。

[66] 《孔子家语》，卷4，《六本》，《百子全书》，第1册所收“扫叶山房”王肃注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上—下。

[67] 按，《孔子家语》历来被认为是伪书，然而随着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以及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与《儒家者言》内容相近的简牍相继发现，学界开始倾向于认为《孔子家语》是有古本依据的而非后人伪作。参见杨朝明主编：《孔子家语通解》，台北：万卷楼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然上文所录是否即为孔子之说，抑或汉人编纂时融入了汉代的报应观念，姑存疑。比较谨慎的看法是，这段记录当是先秦早期儒家的思想反映。

[68] 《龙溪会语》，卷4，《自讼问答》，《王畿集》，附录2，第736页。

[69] 我们运用“e—考据学”（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64—65页）这一新手法，便很容易地在《四部丛刊》电子版（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2001©，1.0版）中找到了162条与“自讼”相关的条目。

[70] 姜宝：《留部稿八·宪使庐山胡公传》，《姜凤阿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8册所收明万历刻本），卷35，第308页。

[71] 耿定向：《明福建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胡公墓志铭》，《耿天台先生文集》，卷12，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明万历二十六年序刻本1970年版，第1238页。

[72] 《孟云浦先生文集》（明万历二十五年张维新叙刻本），卷4，《三子记过簿序》，第12页。按，另参见卷六，《初学每日用功法》。

[73] 赵园：《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页。另参见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附录1，“易堂三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4] 商廷试：《自讼帖题辞》，《王畿集》，附录2，《龙溪会语》，卷4，第731页。

[75] 《火灾自讼长语示儿辈》，《王畿集》，附录2，《龙溪会语》，卷4，第732页。

[76] 同上书，第732—733页。

[77] 同上书，第735页。

[78] 按，葛洪语，见《抱朴子内篇》，卷6，《微旨》，第127页。

[79] 以上均见《自讼问答》，《王畿集》，附录2，《龙溪会语》，卷4，第738、741页。

[80] 参见《传习录》下，第226条。

[81] 《王畿集》，附录3，《中鉴问答》，第796页。

[82] 同上书，第793页。

[83] 关于龙溪与了凡的关系，参见《袁参坡小传》，《王畿集》，附录3，第814—816页。

[84] 参见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565页。

[85] 参见王汎森：《明末清初儒学的宗教化——以许三礼的告天之学为例》，载《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52页。

[86] 按，关于王、文，请参本书第八章。

[87] 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122—125页。按指陈受颐：《三百年前的建立孔教论——跋王启元的〈清署经谈〉》，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2分，1936年，第133—162页。陈文将王启元建立孔教的思想取向放在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88] 徐乾学：《光禄大夫刑部尚书谥端恪姚公墓志铭》，见《姚端恪公文集》（《四库未收书辑刊》7辑，第18册所收清康熙二十二年姚士塈等刻本），末卷，第759页。

[89] 《姚端恪公文集·外集》，卷7至卷9，《功过格拈案》；卷10至卷12，《太上感应篇序》、《太上感应篇颂言》、《感应篇备注》上下。 uhwPdYVmup2FQytZ1TwMen+1e7OAEmqg7+KPbvvOmHaLw6YB8YYnE3bU8qlf7V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