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这里有取樊树志《晚明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观点。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张居正逝世的万历十年（1582）为晚明起始开端，可供参考。

[2] 按，“与人为善”、“善与人同”，语见《孟子·公孙丑上》：“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关于“善与人同”在晚明劝善运动中的思想意义，参见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2章，京都：同朋舍1997年版，第124—135页。并参见游子安：《善与人同》，第1章，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8页。

[3] 按，即嘉靖七年（1528）出征田州、思恩，并连续平定“八寨”、“断藤峡”等地方动乱。

[4] 《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王阳明全集》，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7页。

[5] 《告谕顽民·十二月十五日》，《王阳明全集》，卷17，第613页。

[6] 以下所引《南赣乡约》原文，均见《王阳明全集》，卷17，第599—604页。

[7] 参见曹国庆：《王守仁与南赣乡约》，《明史研究》，第3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67—74页；常建华：《乡约的推行与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明清论丛》，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按，有关“乡约”的最早研究专著，为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1937年。另按，有研究表明，在以往研究中国乡约历史时往往碰到一个瓶颈：即我们很容易看到约条，但很不容易看到实行的记录，尤其是其中公开彰善纠过的部分。但是在域外数据——如韩国的乡约史料中，却可以找到若干这方面的记录，如《朝鲜后期乡约数据集成——灵岩、海南、罗州》一《灵岩：大同禊行罚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97年，第307—313页。参见王汎森：《从东亚交涉史料看中国》，载《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别册1，《文化交涉学の可能性——新しい东アジア文化像をめざして》，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2008年3月，第95页。

[8] 《续修四库全书》第934册所收北京图书馆藏宋嘉定五年李大有刻本。

[9] 朱熹：《增损吕氏乡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03页。按，《吕氏乡约》原文亦有记善过于籍的规定，但没有“记善籍”、“记过籍”之名称。

[10] 劳堪：《皇明制书》，卷8，《教民榜文》，《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6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11] 同上书，第292页。

[12] 《与南都诸友》，《王心斋全集》，卷5，京都：中文出版社刊和刻本，无出版年，第135页。

[13] 参见《一庵王先生遗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册，明万历三十九年抄本），卷下，《乡约谕俗诗六首》、《又乡约六歌》；《颜均集》，卷5，《箴言六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近溪大力宣扬《圣谕六言》及其思想的政治化倾向等问题，参见拙著：《罗汝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511页。

[14] 《题明亲社规》，《东越证学录》，卷9，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明万历三十三年序刊本，第764—765页。据载，该“明亲社”立《社规》之际，“首演《圣祖六谕》”（同上）。

[15] 《续中州名贤文表》（清光绪三十年鸿文局石印本），卷44，《尤西川文表·答化鲤》第14书，第15页下。

[16] 例如，罗洪先（号念庵，1504—1564）：《石莲洞罗先生文集》（明万历四十四年陈于廷叙刊本），卷18，《秀川族约序》；邹守益（号东廓，1491—1562）：《东廓邹先生文集》（明隆庆六年马森序刻本），卷1，《叙永丰乡约》；卷1，《叙永新乡约》；卷1，《赠蔡我斋督学四川》；卷8，《立里社乡厉及乡约》；卷9，《书祁门同志乡约》。

[17] 《家训》，《高子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卷10，第647页。

[18] 方扬（生卒不详），字思善，号初庵，歙县人。

[19] 参见《方初庵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刊》集部，第156册），卷16，《乡约示》，第683—684页。按，《为善阴骘》十卷，明成祖朱棣撰，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1册所收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

[20] 《南赣乡约》，《王阳明全集》，卷17，第602页。

[21] 陈襄：《古灵集》，卷19，《四库全书珍本》三集。

[2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另参见《揭示古灵先生劝谕文》，同上书，卷99。

[23] 关于宋代《谕俗文》，我参考了小林义广：《宋代の“谕俗文”》，载宋代史研究会研究报告三：《宋代の政治と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88年版，第35—64页。

[24] 《四库未收书辑刊》5辑，第14册，第517—518页。按，胡氏此书属善书一类，其中大量引用了宋明以来著名儒者之言，杂以《太上感应篇》、《劝惩录》、《劝善录》、《应验录》、《善庆录》等宋代以来的善书记录。按，胡宗洵（生卒不详），字师苏，京山人。《省身集要》卷首录有万历戊子年（1588）龚仲庆序，当知其为万历时人。

[25] 《法教佩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4册），卷1，第210页。按，上述引文又见卷2所录，唯其中少“阳明先生曰”五字，其文为：“为善自是士人常事，乃计身后福报，若市道然。若无祸福报应，遂可为不善耶？”（第242页）较诸上文，语义通畅。

[26] 《说苑》，卷6，《报恩》，赵善诒：《说苑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132页。按，这段资料的获取得益于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载《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附录2，第56页。

[27] 黄宗羲语，见《高古处府君墓表》，《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273页。

[28] 张尔岐（号蒿庵，1612—1678）语，见《蒿庵集》，卷1，《袁氏立命记辨》，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6页。

[29] 其实，《太上感应篇》亦能汲取儒家伦理的这一原则，故有“施恩不求报”之说。冯友兰指出：“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则即是超道德的行为了。”冯以为这个超道德的行为即是“义”，是“比其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更高”的一种道德行为（以上参见冯友兰：《新事论》第5篇《原忠孝》，载《贞元六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272页）。诚然“施恩拒报”可谓“义”，然儒家伦理的“义”是否即是“超道德的行为”，尚可讨论。

[30] 《传习录》下，第297条。又见《训俗遗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58册所收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卷2，第636页。

[3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17，《正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页。

[32] 刘楷：《禁刊邪书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6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4辑，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无出版年），第2488页。

[33] 范志亭、范哲辑校：《汤斌集》，第1编，《汤子遗书》，卷9，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76页。

[34] 按，《渡蚁》、《还带》均为元剧名，取自“宋郊渡蚁”、“裴度还带”的民间故事。

[35] 《训俗遗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58册），卷2，第636页。

[36] 及至晚清，著名善书作家余治（号莲村，1809—1874）创作了不少劝善戏剧（收录在《庶几堂今乐》，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光绪间刊本），俞樾为《序》，指出这类作品感人之深、“移人之速”远远超过那些“坐皋比而讲学”的老师巨儒以及“张布于通衢”的官府教令，其曰：“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师钜儒坐皋比而讲学，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张布于通衢，不如院本评话之移人之速也。君子观于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曰：‘论卑易行。’此莲花村余君所以有劝善杂剧之作也。”《春在堂全书》第4册，《杂文续编散·余莲村劝善杂剧序》，台北：中国文献出版社1968年版，第2371—2372页。转引自林祯祥：《宋代善书研究》，第7章，第261页。显然，俞樾之说应是源自陶石梁，或可说阳明“戏子”论有以启之。不过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看，“戏子”、“院本”乃至“杂剧”等文艺形式大致可追溯至唐代的宗教宣讲风气，参见陈兆南：《宣讲及其唱本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1992年。关于余治的劝善戏剧，参泽田瑞穗：《余莲村の劝善剧》，《天理大学学报》第48辑，1966年。

[37] 在行善依据这一问题上，正统的儒家学者大多反对功利主义伦理观，如王夫之（号船山，1619—1692）便指出：“善者非以赏故善也，王者以赏劝善，志士蒙其赏而犹耻之。小人则怀赏以饰善，而伪滋生，而赏滋滥。乃流俗复有隐德之说，谓可劝天下以善，而挟善以求福于鬼神，俗之偷也，不可救药矣。隐德之说，后世浮屠窃之，以诱天下之愚不肖，冀止其恶。”《读通鉴论》，卷3，“汉武帝”，《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8页。 zQO3oIDmxmJsHRU9VvLPyNEHCkp9V6jbnACQFk3BedqEZ21/MtY/DlsaDmYvFr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