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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再回到《南赣乡约》。上面提到《南赣乡约》设立“彰善”、“纠过”二簿，这说明阳明在讲求“迁善”的同时，还注重“改过”，其中阳明提到了一个观念，涉及“迁善改过”的行为依据问题，值得注意，其云：
每当“乡约”举会之日，由“约长”带头，合众扬言曰：“自今以后，凡我同约之人，只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皆曰：“如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 [20]
表面看来，这里讲述的是举行“乡约”之会的仪式问题，其实这当中令人注目的是“神明诛殛”这句誓言，因为在这句誓言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重要观念：人的善恶行为必由“神明”作出最后审判。所以，凡是加入“乡约”之人都必须作出庄重的许诺：对自己的善恶行为不能有丝毫隐瞒，而且还必须对神明发誓。这个说法已经含有善恶报应必由神明主之的含义。用阳明的另一说法，又叫做“鬼神阴相之”或“鬼神阴殛之”，他在《谕俗四条》一篇文字中便这样说道：
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所谓“相之”、“殛之”，实即“善报”、“恶报”之意，所谓“余庆”、“余殃”，不用说，这是出自《易传》，反映的是“善恶报应”的一种思想。
关于《谕俗四条》，这里须略赘几句。从文献学上说，《谕俗》属“谕俗文”，这类文献的出现可上溯至唐代，如《唐大诏令集》卷110记载了数篇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谕俗文》，然而由地方官员的儒家士大夫亲自制作发布这类公文，则始于北宋而盛行于南宋，如北宋陈襄（1017—1080）于皇祐年间（1049—1053）发布《劝谕文》 [21] 便是开端，至南宋朱熹不仅为其作注，而且亲自撰有名文《告南康榜文》 [22] ，而那位自称喜刻“善书”的朱学传人真德秀，更是擅长此道，此不具述。要之，那些“谕俗文”虽以维护乡村秩序、家庭伦理为核心内容，其中并未以善恶报应作为主要观念，但其中所突出的道德伦理诉求仍是十分强烈的，在这一点上，与后来流行的“善书”又有相通之处。到了阳明那里，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有必要将“余庆余殃”等报应观念与家族伦理的诉求结合起来，一并容纳进《谕俗文》当中，从而使得《谕俗文》也带有了劝善书的味道。 [23]
很显然，阳明作为一位儒学大师，在他的文字中竟然也有善恶相报的观念表述，这引起了后世的一些善书思想家们极大关注，例如刊刻于万历十七年（1589）的胡宗洵编《省身集要》卷4“善恶类”，便全文收录了阳明《谕俗四条》的上述文字。 [24]
另一部刊刻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的林有麟编《法教佩珠》，虽未引用上述阳明之言，却转引了阳明的另一个说法：
阳明先生曰：为善自是士人常分，今乃归身后福，取报若市道然，吾实耻之。使无祸福报应，善可不为耶？ [25]
按，《法教佩珠》之特色在于大讲祸福报应，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该书纂于万历甲寅年（1614），杂糅先儒格言与释道果报之说而成，观书中之语，知非虚言。
然其所引阳明语，经查《王阳明全集》电子版，未见出处，或许阳明另有佚文，亦未可知。不过，细按阳明所言，他在这里表明的观点实是反对祸福报应的，他主张行善不当为“身后福”所计，亦非为“取报”所计，否则道德行为便犹如“市道然”。这个说法与上述“鬼神阴相”、“鬼神阴殛”之说有所不同，引人注目，以下稍作分析。
先从“市道”一词说起。这个词是有由来的，它的原意是指商业性的交易行为。在汉代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中曾出现这个词，用来讨论报恩行为如何成为政治运作之基础的问题，其曰：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臣不复君之恩，而尚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行赏者，亦乱之本也。夫祸乱之源，皆由不报恩生矣。 [26]
这里“市道”一词很值得回味，原意是指买卖交易。依其语脉来看，该书作者主张君臣“相与”之道犹如“市道”那样，服从“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的交易规则。显然作者认为人君与臣子的实际状态毋宁可用“以市道接”——“报恩”来加以规定。应当说，作者的出发点不是道德而是政治，故以“市道”来肯定君臣之间的“报恩”关系。
令人颇感有趣的是，当明末清初某些正统儒家士大夫批评“功过格”运动中出现的“善恶相抵”之观点时，正是以“市道”一词来指明“善恶相抵”无疑就是一种商业行为的观点，将严肃的道德行为看作可以“与鬼神交手为市” [27] 、“与天地鬼神为市” [28] 的行为。这一批评是建立在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之基础上的。
再就上述阳明的观点来看，他主张“为善自是士人常分”而反对“取报若市道然”，应当是儒家伦理的一个基本立场，尤其是符合为善不求报这一“义”的道德标准。 [29] 根据阳明的良知学说，人之为善的依据乃是良知本心之自觉，而不能夹杂为“身后福”所计的目的，倘若行善是为求“身后福”，那么这种行为无异于变相的市场买卖行为，从根本上违反了儒家传统的道德主义立场，理应为儒者所耻。也就是说，善的行为是发自本心之必然，而与“祸福报应”无关。这应当是阳明良知学的一个基本立场，这一点勿庸置疑。可见，在阳明的劝善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乃是他的良知理论，而不是因果报应学说。故在阳明留下的文字中，有关善恶报应的理论表述并不多见，尽管他没有否认“鬼神”，也不反对“余庆”、“余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