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知道，晚明以来以《功过格》、《阴骘文》等大量善书的出现为背景，形成了一股“道德劝善”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是在16世纪中叶以降，伴随着阳明心学家所推动的心学运动之后而出现的，那么，阳明心学与道德劝善有何思想关联呢？在吾人看来，正如以上第一章所示，“劝善”其实是中国伦理学历史上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议题，尤其是自宋代晚期随着《太上感应篇》将“劝善”主题进一步彰显出来以后，在明代思想界逐渐受到关注，不仅在阳明心学运动中，“道德劝善”是其思想活动的重要内容，而且与心学运动相关联，大多数地方儒者、士绅以及官僚士大夫都在关注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即如何端正人心、整治风俗、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
依心学理论，它会告诉人们良知是内在的，所以每个人只要通过致吾心之良知就可改善自己、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进而改善一家一乡乃至改善一国天下。然而除此以外，更有一种思想观点认为，仅仅依靠良知内在这一高度抽象的儒学心性理论是不够的，因为在劝人为善的同时，还必须告诉人们道德行为何以保证自己及其一家能得到相应的福祉，这正是《太上感应篇》乃至《功过格》等文献所宣扬的“转祸为福之道”（即“德福之道”）的思想主题。也正由此，晚明以来善书开始大量涌现，标志着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正在酝酿、形成，我们称之为“劝善运动”。这场“运动”既有心学家的热心参与，也有普通儒家士人的积极推动。其目标则是通过行善积德以求得最大限度的福祉，进而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用儒家的传统说法，亦即通过“迁善改过”、“与人为善”以实现“善与人同”的社会理想。 [2]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心学与劝善之关系的问题。事实上，就心学思想之宗旨而言，当阳明将“致良知”作为一种道德说教向世人宣扬之际，其中就已蕴含了“劝善”的意味。而且，阳明自身对于“劝善”所具有的道德教化以及社会政治意义是有自觉意识的，他在晚年最后一次领军平定地方动乱之后， [3] 非常痛心地认识到“破贼”固然是一种“惩恶”手段，然而要使这些地方长治久安，最为有效的策略莫过于“劝善之政”。于是，他向朝廷上疏，指出：
为今之计，正宜剿抚并行。盖破灭穷凶各贼者，所以惩恶，而抚恤向化诸瑶者，所以劝善。今惩恶之余，即宜急为劝善之政，使军卫有司各官分投遍历向化村寨，慰劳而存恤之。 [4]
前此几年的正德十五年（1520），阳明在镇守江西、剿平湖广等地“叛乱”之后，亦曾直接向当地“顽民”出示告谕，要求他们“劝善纠恶”，措词不无严厉：
本院新行《十家牌谕》，以弭盗息讼，劝善纠恶。……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编排晓谕，使各民互相劝戒纠察，痛惩已往之恶，共为维新之民。 [5]
显然，阳明所说的“劝善”，既有道德教化的用意，更是出于社会治理的考虑。他在“上疏”、“告谕”等一类政治文献中，常常以“劝善”为说，以为与诉诸军事的“惩恶”手段相比，以道德劝化人心的“劝善”工作才是治理地方的根本之策，而“惩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
阳明撰述于正德十三年（1518）的一部名篇《南赣乡约》， [6] 是平定地方动乱之后，为重建当地的地方秩序而发布的具有地方法令性质的公文，其中更是贯彻了“劝善惩恶”的思想。阳明认为地方动乱是由于“民俗之善恶”，而“民俗之善恶”固是由于“积习使然”，然而地方社会各种恶行的不断发生则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上面的原因，即“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的缘故；一是下面的原因，即由于“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熏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励之不行”的缘故，因此为从根源上防患于未然，阳明指出：
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
他指明建立“乡约”无非就是为了“协和尔民”，同时也是为了推动互相之间的“彰善纠过”之实践，最终目的则是为了重建“仁厚”的一方风俗。为了更有效地推动“乡约”治理，阳明还作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最具鲜明特色的措施是：“置文簿”三本，除一本为“名册”——即“会员”登记本以外，其余两本分别为“彰善簿”、“纠过簿”，实即善行恶行的记录本，这是为了“劝善规过”之用的，可见他的秩序重建的设想乃是以道德为核心的。须指出的是，阳明的这套“乡约”设计，对明代中晚期的“乡约”运动影响甚大，成为后世地方治理的基本文献之一。 [7]
令人关注的是，阳明的乡约设计不仅汲取了宋代吕大钧（字和叔，1031—1082）《吕氏乡约》中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宗旨， [8] 采用了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中立“记善籍”、“记过籍”的方法， [9] 并且吸纳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颁布的《教民榜文·圣谕六言》的内容：“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10] 文中还提到了“鬼神鉴察”等宗教观念，并规定各乡村须“依法”祭祀鬼神，以便收到“民知戒惧，不敢为恶”之效，其云：
鬼神之道，阴阳表里。人虽无见，冥冥之中，鬼神鉴察，作善作恶，皆有报应。曩者已令乡村各祭本乡土谷之神，及无祀鬼神，再申明民间岁时依法祭祀，使福善祸淫，民知戒惧，不敢为恶。如此，则善良日增，顽恶日消，岂不有补于世道！ [11]
这显示出在“榜文”一类的官方文书中社会政策与宗教政策往往结合得很密切。对照阳明《南赣乡约》所云，可看出除“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两条未被引用之外，其余均被阳明纳入“乡约”之中。
从明代社会思想史的角度看，将《圣谕六言》与《乡约》相结合，以便进一步加强“劝善规过”的教化作用，应当说这是阳明的首创。只是阳明在《南赣乡约》中没有直接点出“高皇帝”或《圣谕六言》之名，这说明阳明对于将《乡约》与《圣谕》作一番紧密的政教（教化）合一式的结合，尚无积极的态度。
然而到了他的弟子王艮（号心斋，1483—1541）那里，则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他直言不讳地宣称：
钦惟我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弟为先，诚万世之至训也。 [12]
在心学运动中公开提及朱元璋《教民榜文》（即《圣谕六言》）这是首例。及至心斋之后，心学家们宣扬《圣谕》的意识变得日益高涨，例如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王栋（号一庵，1503—1581）、颜均（号山农，1504—1596）、罗汝芳（号近溪，1515—1588）， [13] 以及浙中王门的周汝登（号海门，1547—1629）、北方王门的尤时熙（号西川，1503—1580）等人，就非常关注《圣谕》对于道德劝善、社会治理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特别是周海门，他在为会稽人朱培之建立的“明亲社”所撰的题词中宣称：“《六谕》之外无明亲，明亲之外无《六谕》。” [14] 非常明确地将《圣谕》定位为家庭伦理实践的纲领。至于尤西川，在其周围曾有人大量刊刻《圣谕衍》，并向乡村散发，据载：“伊阳遣人来，印《圣谕衍》三十部。……后又印《圣谕衍》下卷二百本，散于里甲。” [15] 可见，时人已将《圣谕》作为宣传品大量散布。而在早期的王门讲学运动中，也有不少心学家特别关注《圣谕》对于乡村治理以及家族和睦的重要性。 [16]
在心学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思想动向值得关注，依我所见，阳明的致良知教最终必然落实在社会层面的道德劝善，而他所倡导的以“乡约”治理基层社会、重整乡村秩序便是其劝善思想的具体落实。事实上，到了明代末年，对《圣谕》的重视已经不是个别心学思想家的兴趣爱好，而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例如即便对心学末流有严厉批评的高攀龙（号景逸，1562—1628）也毫不讳言地指出，诵读《圣谕》较诸“诵经”更能促进人们迁善改过：
人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时时在心上转一过，口中念一过，胜于诵经，自然生长善根，消沉罪过。 [17]
令人注目的是，高攀龙的这段话是作为“家训”二十一条之一，令其高氏子孙必须世代遵守的教条。
至于《圣谕》的通俗解说书，在晚明更是到了洪水泛滥的地步，而且不仅仅是将《圣谕》与《乡约》相结合，还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将律法及报应思想融入其中。例如，隆庆辛未年（1571）进士方扬 [18] 于万历年间担任随州州守期间，撰有《乡约示》一文，主张在讲乡约时，应结合《圣谕》，并配之以相应的法律条文，同时还可以辅诸《为善阴骘》之类的宣扬果报思想的劝善书，以“利害并陈，祸福具列”的方式向民众进行宣讲。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