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最早意识到劝善运动是明末清初的一大思想现象，并对之展开深入系统之研究者，当以酒井忠夫为代表，参见其著：《中国善书の研究》，东京：弘文堂1960年版。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善书研究之回顾，可参见宋光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载《台北文献》直字第111期，1995年3月，第25—58页。

[2] 参见酒井忠夫：《中国史上的庶民教育与善书运动》，载多贺秋五郎编：《中世亚洲教育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80年版，第301—302页。

[3] 关于该书的作者、撰述年代，学界尚有争议，要之，这是中国第一部善书，约产生于12世纪，这一点已得到多数同意，参见洼德忠：《道教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77年版，第362页；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84—85页。

[4] 参见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载《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3页。

[5] 赵园：《〈人谱〉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第42—52页。

[6] 不过，曾有“宋人不识字”这一惊世骇俗之语的清代考据学大家惠栋（1697—1758）则认为，《太上感应篇》所依据的葛洪《抱朴子》“所述汉世《道戒》”乃是“劝善之书，称为最古，自此以下无讥焉。”（见惠栋：《太上感应篇注自序》，《松崖文钞》，卷1，收入漆永祥点校：《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古籍整理丛刊第12册，2006年，第310页）换言之，历史上最早的善书，应追溯至汉代《道戒》。按，所谓“汉世《道戒》”，盖指《抱朴子》所引的《玉钤经》、《易内戒》、《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等“诸《道戒》”，以上参见《抱朴子内篇》，王明点校，卷3，《对俗篇》，第53页；卷6，《微旨篇》，第125、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增订版。

[7] 《感应篇序》，《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第209册所收明正德刻本），卷27，第11页。

[8] 《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83册。

[9] 《说郛三种》，卷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0] 《说郛三种》，卷69。

[11] 《续古逸丛书》子集，《宋绍定本乐善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版。

[12] 当然，两宋时代的善书还远远不止这些，例如以“劝善”、“劝戒”、“积善”、“乐善”、“闻善”等命名的善书，在当时大量存在，尽管大部分已经佚失。关于宋代善书书目，可参见林祯祥：《宋代善书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第11—18页。

[13] 将“空间”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来审视和探讨中国历史文化，目前在台湾学界已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参见李丰楙、刘苑如主编：《空间、地域与文化——中国文化空间的书写与诠释》，上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其中探讨了诸如古代中国的“文本空间”、“神话空间”、“帝国空间”、“神鬼空间”、“临界空间”、“都市空间”等时代各异的文化空间问题。

[14] 按，所谓“中国近世”，有取于20世纪初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1866—1934）首创的“宋以后近世说”，又称“唐宋变革说”。有关这一问题较为详细的述评，可参见小岛毅著：《宋代人的历史意识——朱子学勃兴的背景》，伍跃译，载《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日本中国研究年刊》刊行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229页。

[15] 余英时：《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上篇，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119页。

[16] 参见上揭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

[17] 关于道教劝善书的形成及其内容，可参见卿希泰、李刚：《试论道教劝善书》，载《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3期；李刚：《劝善成仙——道教生命伦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1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5页。

[19] 贾谊：《新书》，卷5，《傅职》，《诸子集成》，补编，第1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3页下。

[20] 杜预：《春秋序》，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5页上。

[21] 同上书，第1707页上。

[22] 同上。

[23] 《史通·忤时》，参见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1页。

[24] 孟子亦云：“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孟子·公孙丑上》）显然这是承《春秋》而来，亦为后世儒者所接受。

[25] [宋]李昌龄传，[清]黄正元补注，[清]毛金兰增补：《太上感应篇图说》，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按，以下凡引《太上感应篇》，均出此书第1—3页，不再一一出注。

[26] 例如，葛兆光曾指出，《太上感应篇》所列“诸善”的条例中，“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以及“诸恶”的条例中，“攻讦宗亲”、“扰乱国政”、“违父母训”、“不和妻室，不敬其夫”等等，都“放射出一股强烈的儒学气”。参见氏著：《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27] 《读吕氏诗记桑中高·甲辰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0，《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1页。

[28] 同上。

[29] 《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按，“思无邪”源自《诗·鲁颂·駉》，孔子用来总评“诗三百”。参见马银琴：《两周诗史》，下编，《东周诗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420页。

[30] 《周易正义》，卷4，《十三经注疏》本，第41页下。

[31] 《论语·里仁》。孔安国注：“党，党类。小人不能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过，当恕而勿责之。观过，使贤愚各当其所，则为仁矣。”

[32] 语见《论语·公冶长》，文字稍异。朱子注曰：“‘内自讼’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过而能自知者鲜矣，知过而能内自讼者为尤鲜。能内自讼，则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页。

[33] 以上三条均见《论语·学而》。

[34] 参见《孟子·公孙丑下》“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条。

[35] 《孟子·公孙丑上》。原文为：“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36] 《尚书正义·汤诰》，《十三经注疏》本，第162页上。按，又如《国语·周语中》：“天道赏善而罚淫。”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8页。《左传·成公五年》：“神福仁而祸淫。”《春秋左传集解》，第675页。

[37] 《尚书正义·伊训》，《十三经注疏》本，第163页下。

[38] 《尚书正义·大禹谟》，《十三经注疏》本，第135页上。

[39] 孙诒让：《墨子间诂·法仪》第4，《诸子集成》，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版，第12—13页。

[40] 孙诒让：《墨子间诂·尚同中》第12，第52页。

[41] 孙诒让：《墨子间诂·尚同中》第13，第54页。

[42]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8，《安危》第25，《诸子集成》，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47页。

[43] 《韩非子集解》，卷8，《大体》第29，同上书，第156页。

[44] 《韩非子集解》，卷8，《守道》第26，同上书，第149页。

[45] 按，韩非将“劝善”与“赏罚”简化为“劝赏”。《韩非子集解》，卷8，《大用》第27，同上书，第152页。这一概念，在后世的政治理论中亦时常可以看到。

[46]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2，《礼察》第4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23页。

[47] 按，台湾学者蒲慕州指出，这类“赏善罚淫”、“福仁祸淫”的观点表明神人之间的关系为相互给予的互惠关系，与西方宗教史家常提到的古代神人关系（I give so that you give）非常相似，将神所具有的道德审判的意义带进了原本单纯的互惠关系之中。参见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8—69页。李学勤的研究则表明，在周代金文中，也有赏善的观念，如史墙盘中“上帝降懿德”，即是一例。参见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第149—158页。

[48] 《修政语上》，《新书》，卷9，《诸子集成》补编，第1册，第613页下。

[49] 《大政上》，《新书》，卷9，同上书，第609页下。

[50] 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71页。

[51] 同上书，第2页。

[52] 《后汉纪》“后汉孝献皇帝纪”卷第29，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第566页。按，另见荀悦：《申鉴·政体第一》，《诸子集成》，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第3页。按，真德秀则以为是西汉初贾谊之说。参见《召除礼侍上殿奏札·二》，《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第208册，卷4，第18页。

[53] 《潜夫论·三式》第17，汪继培笺：《诸子集成》，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第85—86页。

[54] 《论衡·佚文篇》，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68—869页。

[55] 李丰楙：《经脉与人脉：道教在教义与实践中的宗教威信》，发表于2004年4月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宗教教义、实践与文化：一个跨学科的整合研究”研讨会，转引自刘苑如：《形见与冥报：六朝志怪中鬼怪叙述的讽喻——一个“导异为常”模式的考察》，载“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6年第29期，第3页。

[56] 李丰楙：《不死的探求——〈抱朴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43页。

[57] 李丰楙：《不死的探求——〈抱朴子〉》，第250、254页。

[58] 《对俗篇》，《抱朴子内篇》，卷3，第53—54页。

[59] 《微旨篇》，同上书，卷6，第125页。

[60] 以上分别见《对俗篇》，同上书，卷3，第53页；《微旨篇》，同上书，卷6，第125，126页。

[61] 《微旨篇》，同上书，卷6，第127页。按，葛洪的报应观是否与佛教的因果轮回观有关，史无定论，但是六朝时代道教经典则明显汲取了佛教的这些观念，参见神冢淑子：《六朝道经中的因果报应说与初期江南佛教》，载《道教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2001年印，第185—202页。

[62] 《抱朴子内篇》，卷6，《微旨篇》，第125页。

[63] 以上八种均见鲁迅：《古小说钩沉》，收入《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64] 《大正藏》，第51册。

[65]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58册，所收明代刻本。

[66] 方诗铭辑校：《冥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按，唐临为唐高宗朝人，据岑仲勉考证，成书在永徽四年（653年）以前，参见方诗铭辑校《冥报记》，第6页。

[67] 参见陈登武：《从人间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269、295页。

[68] 世道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卷5，《六道篇·诸天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44页。

[69] 赞宁：《宋高僧传》，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7页。

[70] 关于佛教中的劝善思想研究，参见王月清：《中国佛教劝善书初探》，《佛学研究》1999年总第8期。

[71] 参见吴震主编：《中国理学》，第4卷，“三教合一”条，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72—77页。按，“三教合一”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用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人物的著述中有关“三教合一”的表述方法有很大不同，其涵义具有相当的宽泛性。

[72] 镰田茂雄注释：《原人论》，东京：明德出版社1973年版，第38页。

[73] 道宣：《广弘明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本，第142页中。

[74] 关于这场论辩，参见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载《大正藏》，第52册。

[75] 《广弘明集》，卷12，第179页下。

[76] 《广弘明集》，卷13，第190页上。

[77] 《广弘明集》，卷14，第198页上。按，这段话在佛学史上有不小影响，唐末宋初禅师永明延寿（904—975）曾作为“真俗”二谛之“俗谛”加以引用，见《万善同归集》（《大正藏》第48册），卷6。

[78] 《中庸子传》，《全宋文》，卷315，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89页。

[79] 《广原教》，《镡津文集》（《大正藏》第52册），卷2。

[80] 荒木见悟译注：《辅教编》，下册，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版，第189页。按，荒木采用的是日本米泽图书馆所藏元版《镡津文集》，而《大正藏》第52册所收《镡津文集》卷3《辅教编》（下册）的记录与之有异，上文“曰佛，曰老，曰儒”被记作“曰佛，曰儒，曰百家”（《大正藏》第52册，第660页上），当以元版所录为正。

[81] 《示张太尉（益之）》，《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2，《大正藏》第47册，第906页中。

[82] 《示成机宜（季恭）》，《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4，《大正藏》第47册，第912页中。

[83] 《观老庄影响论·论教乘》，《憨山老人梦游集》，卷45，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影印本，第2413—2414页。

[84] 参见汤用彤：《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载《隋唐佛教史稿》，附录2，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1页。按，“祖宗”系指宋太祖、宋太宗。

[8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554页。

[86] 《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兴国七年九月己巳朔条。

[87] 志磐：《佛祖统纪》，卷44，《大正藏》第49册，第405页。

[88] 同上书，第403页。

[89] 《全宋文》，卷262，《崇释论》，第125页。

[90] 关于宋初政府的宗教政策，参见竺沙雅章著：《宋朝的太祖和太宗——变革时期的帝王》，方建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86页。相关的研究专著，则可参见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按，关于两宋时代儒家士人与佛教的思想交涉，可以参见道融：《丛林盛事》（《卍续藏经》第148册），卷上，《本归云丛林佞篇》，其中略有介绍。

[91] 张伯端：《悟真篇》卷首，王沐：《悟真篇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页。

[92] 夏宗禹：《黄帝阴符经讲义》，《道藏》第2册，第731页下。

[93] 林辕：《谷神篇》，卷下，《含元抱朴之图》，《道藏》第4册，第541页下。

[94] 陈致虚：《金丹大要》，卷14，《道藏》第24册，第56页下。

[95] 王道渊：《还真集》，卷下，《沁园春·三教一理》，《道藏》第24册，第120页中。

[96] 夏宗禹：《重阳全真集》，卷1，《孙公问三教》，《道藏》第25册，第693页中。

[97] 马丹阳：《丹阳真人语录》，《道藏》第23册，第701页中。

[98] 李道纯：《中和篇》，卷4，《炼虚歌》，《道藏》第4册，第506页下。

[99] 胡莹微：《进太上感应篇表》，《道藏》第27册，第1页上。

[100] （元）温怀仁《太上感应篇叙》：“《太上感应篇》旧出《道藏》，宗（宋）季刊版临安太一宫。其首题八字，盖宋理宗御书。”《道藏》第27册，第2页上。

[101] 同上注。按，郑安晚即郑清之（1176—1251），字德源，号安晚。《道藏》本《太上感应篇》卷首题作“宋李昌龄传，郑清之赞”。清代文献学家黄奭（1809—1853）则认为：“宋郑清之党史弥远，废太子竑，立理宗，窃相位。所序感应篇，恐伪托。”《汉学堂知足斋丛书》本《太上感应篇》，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61页。

[102] 参见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304页。

[103] 《酌中志》（《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所收清道光二十五年潘氏刻海山仙馆丛书本），卷18，《内版经书纪略》，第548页上、548页下、549页上。按，《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0册所收明永乐五年内府刻本），二十卷，明仁孝皇后徐氏撰；《为善阴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21册所收明刻本），十卷，明成祖朱棣撰。

[104] 王砚堂：《太上感应篇注》，《藏外道书》，第12册所收清光绪二十五年有福读书堂重刊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270页。他还指出：“《太上感应篇》为历代帝王所崇信，而名臣贤士皆遵奉之，如李昌龄作《传》，郑清之作《赞》，真西山作《序》，李卓吾作《引》，周海门汝登作《辑解》，冒起宗之《论断》，本朝太史许缵曾之《图说》。前后诸贤有功于兹篇者，难以枚举。”（同上）

[105] 引自黄奭：《汉学堂知足斋丛书》本《太上感应篇》，第868页。

[106] 惠栋：《太上感应篇注》，《丛书集成新编》正编，第26册所收粤雅堂丛书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107] 俞樾：《太上感应篇缵义》，收入守一子编：《道藏精华录》，第10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108] 《李东升劝善书序·庚子》，《抱经堂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3页。

[109] 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M+1Y54XlJBCPVxXkC09uzaHxxiH0GYZw58MpOvteLKVw4F4KFvvzA/0tXvTi4u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