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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儒家经典《左传》中便已出现“劝善”这一思想主题，例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之言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18]
后代经学家们则发现儒家经典《春秋》乃至《诗经》的主旨之一就在于“劝善惩恶”，以教化人心。汉初贾谊（前200—前168）曾说：“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 [19] 所谓“耸善而抑恶”，意同“劝善惩恶”，所谓“革劝其心”，意指“劝善”的社会功能。
晋杜预（222—284）的《春秋左传集解》则对《春秋》旨意有一个基本理解，他认为孔子删定《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惩”。 [20] 何谓“劝惩”？他有进一步的说明，在他的《春秋》诠释学当中，《春秋左传》有五种撰述“义例”，其中第五种便是“惩恶而劝善”， [21] 此即“劝惩”之意。对“劝惩”一词，孔疏曰：
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22]
这一解释亦可谓颇得“春秋学”的要领。
唐刘知幾（661—721）更是视“劝善惩恶”在“春秋学”义理系统中具有首出的地位，他明确指出：
《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 [23]
由此可见，“劝善惩恶”是《春秋》“大义”之一，这是汉唐以来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共识。吾人虽不能断定《太上感应篇》在思想上与“春秋学”有何直接的关联，但引人注目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祸福无门，惟人自招” [24] 这一观念表述，甚至被《太上感应篇》原封不动地直接引用，并成为该书乃至后世劝善思想的一个思想纲领，亦即“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25] 这说明《太上感应篇》虽为道教善书，但在伦理说教方面，它也有取于儒家经典的某些重要观念。 [26]
同样，儒家的另一部重要经典《诗经》在后人的解读之下，也具有“劝善”的意义。朱子就认为孔子删《诗》之目的在于“劝善惩恶”，他指出：
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者皆无邪也。 [27]
这个说法指明《诗经》中的诗人未必个个心中都是“思无邪”的，可是，对于后世读者来说，他们的诗歌创作却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这才是《诗经》文本向后人展示的思想意义。所以朱子又说：
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 [28]
应当说，朱子的这个判断很有道理，这与孔子以“思无邪”来总评《诗》的思想意义之判断是相吻合的。 [29]
再就先秦儒家的其他重要经典来看，《周易》“益卦·象辞”有“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一句，王弼（226—249）注将其归纳为“迁善改过” [30] 四字，颇得要领。因此，后世儒者一般都认为“劝善”思想是可以上溯至《周易》这部儒家经典的。其实不可忽略的是，“劝善”与“改过”构成了一体两面之关系，行善固然重要，改过更是刻不容缓。在某种意义上说，改过才是道德实践的一条底线，试想一日无善事可行，于他人并不造成妨碍，但是人不免有过失，这已然违反了不做错事这一基本的道德要求，如果对此竟然听之任之而不加以反省自纠，则其“过”必将导致难以挽回的地步。所以，儒家自孔子开始，就特别强调“改过”的重要性，例如孔子曾有这样一些名言：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31]
能见其过而内自讼。 [32]
过则勿惮改。
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33]
可见，“改过”一说有着深厚的儒家思想资源。依照儒家的传统看法，无心之谓过，有心之谓恶；无心之过，圣人不免， [34] 因此作为常人而言，其日常之“过失”必定很多，有必要时常不忘“改过”，而且要做到“一日三省”。所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可以颜渊“不贰过”为代表，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不贰过”，即可优入圣域。
孟子在继承孔子的“改过”思想之基础上，更强调行善的积极意义，提出了“善与人同”、“与人为善” [35] 的思想口号，强调在改善自己的道德状况之同时，也要努力将自己的善心尽量扩充，以实现天下皆善人、人人皆君子的理想社会。因此，孟子的这两句话成了后世“劝善”思想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历来各种劝善学说的重要依据之一。
另外还须注意的是《尚书》。在这部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史书中，保留着许多中国上古时代的原始宗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帝”、“天”以及“报应”等观念对中国古代宗教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形塑作用。例如：
天道福善祸淫。 [36]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37]
这是说人世的祸福是由“天道”、“上帝”所决定的。又如，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引禹之语，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正义》释曰：
言人顺道则吉，从逆则凶。吉凶之报，惟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其无不报也。 [38]
这一观点可以归结为“迪吉逆凶”四字，被后世劝善家奉为至上箴言。晚明著名的劝善家颜茂猷的论著《迪吉录》便取义于此。
除儒家而外，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亦有积极倡导劝善思想者，如墨家、法家，这里略作介绍。如所周知，在先秦诸子中宗教意识最为强烈且喜言“天”者莫过于墨家，墨家的“兼爱”学说与其“天志”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如其所云：
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 [39]
这不仅是说人间祸福取决于上天意志的决定，而且强调“爱人利人”也是上天的意志。另一方面，墨家也特别重视劝善的社会功能及其现实意义，例如：
若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 [40]
故计上之赏誉，不足以劝善，计其毁罚，不足以沮暴。 [41]
意思是说，如果社会上下能够齐心协力的话，那么“赏善”与“惩恶”就能分别达到“劝善”与“沮暴”的目的，看得出在墨子的观念中，“劝善”与“刑罚”对于治理社会同样重要而不可或缺。
法家人物韩非子在讨论人生“安术”和“危术”问题时，指出“安术”六条的首两条便是：“赏罚随是非”、“祸福随善恶”， [42] 强调人的行为是决定自己祸福的根本原因，将祸福与道德联系了起来，就此而言，他与先秦诸子各家的主要看法并无殊异之处，而他的“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 [43] 之说，则又有取于道家的道法自然之观念。不过，他对“劝善”问题的审视角度比较特殊，他是把“劝善”置于法律观念之下，认为“立法”应蕴含“劝善”之意，而不是相反，指出：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 [44]
这是说“赏善罚恶”须以“立法”为基础，“劝善”则须寓意于“立法”之中。不用说，这是典型的法家式的思维逻辑，与儒家强调行善源自良心自觉的伦理思想格格不入。
但是，法家着眼于政治层面以立论的劝善思想，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并没有销声匿迹，至少在宋代以前的历代王朝的政治理论当中，我们还能发现不少劝善思想与“庆赏刑罚” [45] 等政治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