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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世纪初，由袁黄（号了凡，1533—1606）、颜茂猷（字壮其，1578—1637）等儒家士人鼓动起来的一场道德劝善运动，其影响所及非常普遍，在整个清代可谓经久不衰，对于晚期中华帝国的这一思想文化现象，正渐渐受到当今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1] 本书所谓的“劝善运动”，有取于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早先提出的“善书运动”这一概念，酒井以此来概括明末清初善书盛行的思想现象。 [2] 所谓“善书”，究其思想之实质而言，其宗旨无非是以道德立说，劝人为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善书运动”其实也就是“劝善运动”。
说到明末清初的道德劝善运动，其源头可追溯至12世纪出现的《太上感应篇》 [3] ，不过大致说来，“善书”之盛行则是始于17世纪初现世的袁了凡《功过格》。及至17世纪20年代以降，随着《功过格》等善书的大量涌现，无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道德劝善的思潮。王汎森指出明末清初不少儒家士大夫一方面对功过格之类的善书宣扬果报思想深感不满，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正视功过格的通俗性对于改善社会人心的状况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采用儒学规范来对此加以改造，去除其中的神秘成分，从而出现了一股制作“功过格”的风潮，不妨可以称之为“儒门功过格运动”。 [4] 赵园则通过考察明末士人的道德秩序重建的实践活动，指出明末大儒刘宗周（世称蕺山先生，1578—1645）撰述《人谱》以反拨了凡《功过格》，表明当时儒家士人当中出现了一场“修身运动”， [5] 尤其注重“改过”、“省身”的道德实践。然而，不论是“儒门功过格运动”还是“修身运动”，其思想主旨就在于以道德劝善重建社会秩序。
事实上，“劝善”乃是中国思想史上十分突出的重要观念，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善书”的出现，劝善思想很快便在社会上下两层得以迅速展开。相传中国第一部善书《太上感应篇》是在北宋末南宋初出现的， [6] 南宋著名儒者真德秀（号西山，1178—1235）序之云：
《太上感应篇》者，道家儆世书也，蜀士李昌龄注释，其义出入三教。……（余）常喜刊善书以施人。……顾此篇，指陈善恶之报，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 [7]
可见，真德秀非常明确地将《太上感应篇》定位为“善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道家儆世书”，即今天所谓的“道教善书”。在真氏看来，《太上感应篇》称得上是“善书”中的“善书”，根据他的理解，这部书的内容指涉在于这样一点：“指陈善恶之报”，亦即通常所谓的善恶报应；其思想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则表现为“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应当说，这八个字可作为“劝善”一词的最好注脚。要之，真德秀是真心以为《太上感应篇》虽非儒家之书，但却是大可作为“劝善”之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坦白自己“常喜刊善书”，可知真氏所见之善书当不止《太上感应篇》一部而已。这说明，“善书”作为一种文献类别，在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积累。例如与《太上感应篇》现世的年代大致相仿，在两宋时代，陆续出现了一些备受后人关注的充塞着劝善惩恶之思想内容的代表作：李元刚《厚德录》四卷 [8] 、黄光大《积善录》一卷 [9] 、陈录《善诱文》一卷 [10] 、李昌龄《乐善录》十卷 [11] ，等等，无不如此，它们都有着独特而又相仿的书写方式。由其内容来看，这些书大多属于果报灵验的小说故事集，其所采录的故事不乏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事迹。 [12]
此外，洪迈（1123—1201）的《夷坚志》亦值得一提，这是一部非常著名的鬼怪故事集，通常认为这部书是建构宋代中国鬼神世界的典范之作，虽称不上是“善书”，但与上述几部“劝善书”应当属于同样的观念空间，因为在鬼神叙事的背后，正含有善恶报应、道德劝惩的寓意。这里所说的“空间”，不是物理概念而是作为历史的文化概念，特指某种文化论述的空间性。 [13] 由此视角来看，宋明时代有多种文化空间，互相之间既有不同又有关联，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多样性、多歧性而非同一性、同构型。比如既有表达儒学论述的理学空间，也有表达民间信仰的宗教空间，等等。由宋至清不断被制作出来的数量庞大的“善书”群，完全可以构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
余英时在近年来有关“中国近世” [14] 宗教伦理的研究中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南宋以来《太上感应篇》之类的道教“善书”不断出现并广泛流行，这是与新道教俱来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大有助于新伦理在民间的传播”。所谓“新伦理”，主要是指经过“入世转向”而出现的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这一“转向”表明，宗教伦理对“此世”以及“日常人生”的积极肯定。例如，宋元以来兴起的新道教普遍宣扬一种观点，认为想要成仙则须在人间“作善事”、“立功行”。而《太上感应篇》“所谓善人……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即是这一宗教伦理的“通俗化的表现”。 [15]
的确，《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善书”，其主旨即在于表明立善是成仙的唯一保证，可概括为“劝善成仙”。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世社会的劝善思想与《太上感应篇》的宗教伦理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一方面，《太上感应篇》是北宋末南宋初新道教“世俗化”运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太上感应篇》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后世道德劝善运动的进程。 [16]
然而，“劝善”作为一种伦理诉求，绝非是道家或道教的专利。 [17] 从历史上看，“劝善”更是儒学思想的一贯传统，夸大一点说，“劝善”乃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以下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劝善思想作一番溯源性的探讨。
本章主要讨论三点：第一，通过对劝善思想的儒学观念史的溯源性探讨，可以证实明清之际劝善理论与儒学经典构成了某种文本上的诠释关系；第二，两汉经学时代的政治思想及魏晋隋唐的宗教思想，为晚明以降的劝善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第三，宋以后渐趋明显的儒释道彼此冲撞、互为交织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明末清初劝善运动的重要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