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和苏州人日常生活的相关性
（代序）

逢成华

书法展览首日人山人海，次日即门可罗雀；书法作品数量远超历朝历代，而且可以定时定量定点生产；书法家给钱就能进行创作，几乎不要灵感和激情；书法工作室等同于生产车间，或是沿街小店铺；书法创作成了专业课程，还能授予各种证书；书法作品辛辛苦苦创作出来，还要花钱请人欣赏；书法批评以表扬居多，偶尔说几句实话也多浮在技法层面；书法被定性为纯粹的视觉艺术，或是线条造型艺术，文字内容无关紧要，甚至可以不写汉字；书法惠民形式单一，春节总是写对联，三八总是妇女展；书法雅集要么有钱才去，要么人情难却；书法大师年纪不分大小，职业无论工种；书法文化产业方兴未艾，“钱途”一片大好……

上列中国书坛之怪现象，不搞书法的人可能也曾耳闻目睹，搞书法的人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是的，当代中国书法问题多多，多到谁都可以对它进行指责。但问题是，怎样的书法艺术批评才能避免隔靴搔痒的老毛病？不管是遵循“请循其本”的古训，还是保持“解铃还须系铃人”的理性立场，批评者都必须聚焦一个问题：书法现代病的成因。我以为，从宏观方面讲是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往微观方面看则是书法和生活的新型关系，最终导致书法患上了严重的现代病。

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出现了三大显著的变化：生活技术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影像化。生活技术化导致人被技术所控，成为高效率、高度理性的社会组织中的一员，缺少个人色彩。经济市场化奉行商品原则和消费策略，导致功利思想一路走红；文化影像化消弭真实和拟像之间的界限，让世界走向形式主义泥潭。以上三者共谋，最终导致人、艺术和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变得保守、扁平，缺少个体生命该有的饱满和丰富；创作成为生产，艺术成为商品，变得重复、单一且俗套；日常生活则显得贫瘠、单调且粗鄙，如同不时而至的雾霾，进一步压抑了个体生命自由呼吸与创造的欲望。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书法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法艺术逐步脱离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古人生活中的必不可少变成今人生活中的可有可无；书法与生活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从过去的全面、共生、和谐逐渐地向片面、互害、不和谐过渡。

当代书法艺术如何与日常生活进行良性互动？从2013年到2017年，海内外118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先后走进苏州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工作坊，紧扣“书法与生活的相关性”主题，每周一场讲座，并大致从“书法与古人的日常生活”、“书法与今人的日常生活”、“书法与商业的关系”、“书法与文人的关系”四个方面，试图去解答这一敏感而棘手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书法与古人的日常生活

在讲座中，专家们多次提及书法与古人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认为中国古人在处理生活和书法的关系方面极富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专家们聚焦于书写姿势、书写工具、书写内容、书写形式以及字体、书体、书法技法、书法风格等与古代社会日常生活的联动关系，从不同侧面告诉我们：书法艺术起源于日常生活，发展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不仅是书法笔墨技巧的土壤，同样也是书法思想情感的温床。

在谈到书写姿势的演变问题时，张朋川先生指出，中国书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重要的变化，影响书法风格的变化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因房屋建筑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坐姿变化，以及书写用到的毛笔与竹简等，这些导致书写姿势产生了相应改变，进而对中国书风的改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涛先生则从后人临摹名迹的角度，指出今天不少人临摹《兰亭序》用的是五指执笔法，悬腕悬肘运笔，甚至还用羊毫、生宣，其实并没有得法。刘涛先生提出今天我们学习古代书法，一定要还原古人的书写姿势，追踪古人的手势动作，学书就是要“以书迹之形追寻古人的手势动作”，“从有形追无形”。

华人德先生在谈及汉代书法与东汉碑刻关系的时候，通过对碑、墓志、摩崖、石阙、石经、画像石、封门塞石、黄肠石、石人石兽、地券墓券等中国早期碑刻的各种形制，分门别类地进行定名与功能分析，详细考察这些碑刻形制上面的文字书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在涉及汉代隶书的不同形式、书体分类以及书风演变等问题时，华人德先生从微观的角度去剖析汉代书法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甚至从书刻的具体方法乃至书刻者的当时心态去条分缕析，认为东汉碑刻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如此灿烂，得益于汉代统治者崇尚名节，提倡孝道，崇仰儒学，私学兴盛，门生故吏集团化，社会流行树碑立传，慎终追远的厚葬风气。

宁方勇先生的讲座《书法与石刻》则主要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书法艺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是同步发展、共生共荣的，无意间与华人德先生的讲座形成了互动关系。

祁小春先生通过分析王羲之书法“媚”的形成原因，来探讨书法与东晋社会审美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祁小春先生认为艺术的审美意识和风格取向来源于艺术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东晋尚“媚”书风的形成，是社会风气、人文思潮、宗教信仰、个人气质合力作用的结果。

陈道义先生在谈及书法与篆刻的关系时也强调，无论是起源还是用途，书法都与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几乎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沈建东先生在讲到民俗节日里的书法名篇时指出，书法与民俗的关系千丝万缕，书法因民俗而多彩，民俗因书法而雅致。她特别提到王羲之之所以能够创作“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这和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上巳节”相关。苏轼创作的“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也缘于清明禁火的寒食习俗。

意大利的毕罗先生在《书法与唐代的行政》讲座中，当论及书法与士人关系时，他还引用《述书赋》中重要的一段话：“虽六艺之末节曰书，而四民之首曰士；书资士以为用，士假书而有始”，用来说明在唐代的文化环境下，书写不但是个人抒情表现的“文学的艺术”，通常称之为“小道”，同时书写的精美更是文人素质的基本条件，可以作为“有文德之人”具有道德修养的主要象征之一。

徐世平先生通过古人在书信中十分注重的“平”和“阙”，来告诉我们日常书写是如何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古人写信提到对方时要另起一行或空一二格再写，表示对对方极大的尊重。遇到对方如果不空两格会被认为是无礼的。‘平’和‘阙’造就了信札所特有的文字布局，句子长短不一，在整体节奏和空间疏密上有着无穷的变化。平阙对书法的空间布白有着决定性作用，起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书法艺术，但是却无意成就了信札的章法之美。书法与它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也是极为独特的再创造。”

以上专家的讲座，让我们对于古代书法的艺术创作与日常书写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即古人既认同灵感与创作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要性，也不否定书法作为实用书写工具的生活意义；古人一般不用艺术创作的独特性取代日常书写的多样性、丰富性、变化性；古人并不刻意区分书法创作是艺术化的书写，日常书写是生活化的书写。相反，在古人那里，日常书写与艺术书写二者之间往往是一念之差。正是因为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实用性的书写才不时反转为艺术书写，才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书法经典作品。

二、书法与今人的日常生活

今天，书法不再是日常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它有没有理由就此退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专家们分别从“书法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书法对于个体人生的指导意义”“书法与其他艺术门类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细致地探讨了书法艺术回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回归的具体路径与操行方法，为中国书法在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路与设想。

苏成海在《书法与医疗养生》中系统论述了书法在养生方面的独特功效。在唐代就被称为“特健药”的书法，因为动静结合，刚柔相济，虚实相通，今天依然同打太极、练气功一样，可以融汇全身气血，调和身体机能，锻炼关节肌肉，平衡神经系统，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抗病能力，预防疾病，延缓衰老，是“有病疗疾，无病养生”的医药良方。

赵锟在谈到书法与情感表达关系时告诉我们，书法在每个时代里都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即：情感的抒发，在星河的转换中传达出多少人内心的喜悦或是惆怅。今天，我们有些欲语还休的、有些难以启齿的、有些无人可诉的情愫，如果可以通过书法浸润在笔尖，则会比泛滥的微信表情包显得优雅而深沉许多。

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周斌在《书法与国际文化交流》讲座时特别强调，中国书法是一种身心合一的体验型文化，这使得书法练习的过程对于让世界人民理解中国文化是有帮助的。周斌先生经常在联合国等各种机构讲学，通过在西方高层包括联合国官员、高等院校、各国政界中传播中国书法，极大地推进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实现花小力气办大事的效果。这些官员在潜移默化的文化交流中，回到本国成为在其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大使。

钦瑞兴先生通过《书法与大阳山的文化旅游》告诉我们，画龙点睛的书法文字题刻，在景观开发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赋予大自然生命和灵气，使静态的景物被赋予了动态的情趣和灵性，大大丰满了苏州西部大阳山景点的文化意蕴，丰富了大阳山旅游的思想内容，开拓了大阳山旅游的新境界，从而提升游人的审美情趣。

曹林娣的《书法与苏州园林》分析了苏州园林甲天下的真正原因：苏州园林将书法的个性特征与园林的意境合二为一，真乃生花妙笔，浑然天成之境，是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结合的最完美的典范。书艺与园艺互相依存、互渗互融。园林借书法以题辞，辞出而景生。题辞乃书法美的迹化，彼此如胶似漆，不分轩轾。

王伟林先生在谈到苏州历史文化名城成因的时候，也指出了书法在其中的巨大贡献：“两千五百年的文化积淀在苏州熠熠生辉。影响着中国书法史的吴门书派著名书法家是苏州的财富，书法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苏州人的生活，装点着苏州这座城市。苏州文化也因书法、篆刻的渲染而更显深沉与厚重。总之，书法在生活中不断地彰显着自己的文化底蕴，在实践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苏州人，至今仍是苏州城市的一张靓丽的明信片。”

当论及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时，邵秉仁先生指出：很多人往往忽视了书法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体，学习书法更重要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正如《左传》中所说：“毛之不存，皮将焉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内涵，书法本身将失去其独有的魅力，苍白一片；如果没有书法对传统文化的记载，那么传统文化也将失去其独特的载体。

关于书法对于人生的指导意义，今年95岁高龄的书法家李鹤云先生站在讲台上，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的一生就是书法的一生，在他人生的每个重要阶段，他曾经单纯喜欢的书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书法让他人生的许多偶然变为了必然。王忠良在谈到书法与翁同龢的文化人生时也指出，因为书法，“翁同龢的一生，具有多重身份，是光辉的一生，也是文艺的一生。”

王建良、杨文涛、赵杏根、张建初、刘新惠以及邵楠、陆家衡、周维虎、于明诠、钱建中、冯一、大痴等专家的讲座，则通过揭示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探讨书法与人生以及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阐明书法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它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鲜活可感的样本。如果了解书法文化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就不至于无从入手，我们的生活更不会迷失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吴继恒先生、香港大学陈岸峰先生的讲座聚焦于书法与港台人日常生活的关系。听了他们两位先生的讲座，我们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天仍在大陆和港台民众的血脉里流淌，是我们共同的命根和精神家园。

毛秋瑾、张平、朱斌生、欧阳志刚、王伟明、张士东、潘振元、王卫峰、周联一、姬长明、刘锋杰、朱志荣、刘泽安、陶先刚、韩忠浩、陆庆、郦方、周新月、孙玉林、吴继霞等专家的讲座，侧重研究了书法与其他学科、其他艺术门类如篆刻、诗词、绘画（包括西方绘画）、评弹之间的和谐、共振关系。例如，在谈及书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费之雄《书法与家庭教育》、汪鸣峰《书法与师承教育》以及谢剑雄《书法与中小学教育》无一例外地聚焦教育的体制问题。他们指出，在学校应试教育几乎一统天下的今天，从古延续至今的书法家庭教育、书法师承教育和书法艺术教育变得异常重要，因为父子之间、师徒之间的私人教育以及身心合一的书法艺术教育可以弥补公共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诸多不足。不得不说，这些讲座选题的角度都十分独特，提出的观点亦十分新颖，不仅对研究书法艺术自身问题有益，对研究其他艺术门类乃至对其他学科都具有极大地启发和帮助作用。

书法与修身、书法与文字学、书法与活法、书法与《大唐西域记》、书法与生活之道、书法与中国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书法与大学校长、书法与太极拳、书法与修身、书法与《劝善书》、书法与公务员的形象塑造……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一一叙述每一场讲座的具体内容。听了专家们的讲座，我们有理由相信，书法实用的天地极其广阔，书法虽然退出了日常实用书写工具的领域，但在今天的社会仍然大有作为，书法艺术还可以回到生活，回到精神生活的坦途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还是书法诗性最为理想的栖居地。

三、书法与商业的关系

有人说，当代社会无孔不入的商业化破坏了书法和生活的和谐关系，促使书法最终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灵魂的躯壳，即使它很想回到生活，但却很难轻易地回去；即使偶尔一次回去了，也只是浮于表面。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古代，书法虽然时不时也会与商业发生关系，但书法家并不刻意为之，更不以商业化为荣，书法家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市场的干扰。虽然俑书卖字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发生了王羲之题扇帮助老妪售卖的故事。但直到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之前，名家和名人的字很难通过市场转化为金钱。书法家尽管名气很大，地位很高，但钱挣得普遍不多，“才”和“财”之间并不存在相互转换的关系。虽然也有李邕这样的书法明星因为书法赚了个盆满钵满，但毕竟只是个案，不具有社会自觉的普遍意义，绝大部分书法家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书法而得到明显地改善。相反，穷困潦倒的知名书法家反而比比皆是。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之后，书法作品的流通方式、书法家们的生活、乃至书法的艺术性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林尔先生《书法与商业》的讲座，让我们看到书法家对待市场和金钱的态度在最近短短几十年内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种种因素，尤其是‘文革’时期，你若讲市场、谈钱，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批斗的，以至于许多书画家羞于讲钱，甚至谈钱色变！”“改革开放后，社会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书画市场也逐渐进入复兴时期，羞羞答答的书法家们纷纷投身书画市场的滚滚洪潮中，书法也因之而成为一个谋生的专门职业，成为一个致富的门径。书法家们的明码标价从过去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变为书法市场中的普遍规则。”

谈到商业化问题，不得不提及现代传媒和收藏、拍卖市场对书法艺术的影响。高坡在《书法与传媒》的讲座中明确指出传媒的多种效力，“现代传媒对中国书法具有双刃剑的性质。一方面，大众传媒对书法家和书法作品在更大范围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大众传媒把书法从文化人的日常生活中孤立出来，变成了一种日益独立的文化消费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众传媒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帮助这个社会消灭了书法，使书法变成了一种可悲的展厅艺术。”同样，资本和金融的盈利本性直接推动了书画收藏拍卖市场的红火，进一步加剧了书法的商业化问题。

当然，在艺术品收藏的社会热潮中，也有个别人士极力想维持传统书法收藏的价值取向。李超德在《书法与尺牍收藏》中传递了他个人收藏的一个心愿：“我们可以不功利、不势利地从尘堆中发掘出它们，从那些有年纪的碎纸残片中挖掘和享受到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喜悦，织补着生活的内涵，丰满着庸常的岁月……收藏便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烦躁的心境，慢慢地走向平和。因为收藏是一份心情，一种境界。”但具有这样闲云野鹤之心的收藏家毕竟少数。

的确，笔者近几年也一直在担忧，书法艺术有被商业挟持，被金钱“包养”的趋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要说动辄天价的书法拍卖市场，让一般的老百姓望而止步，就连上千上万元一平尺不等的润笔费，也会让书法艺术远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再比如，今天，不管是被冠之以“市民文化中心”的公立美术馆，还是被命名为“私人会所”的纯粹民营性质的博物馆，不光在建筑装修方面的极尽奢华令老百姓望而却步，而且在展览的费用方面说出来也时常吓人一跳。动辄开价数千乃至数万元一天不等。一般的书法家想要在美术馆、博物馆办个展览谈何容易！书法变得商业化了，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入讨论的话题。我在想，商业化如果意味着垄断和独享，商业化就很恐怖了，是大家要保持警醒和要时时提防的一种危险倾向。笔者认为，在博物馆、美术馆举办展览应该设门槛，但主要应该考虑的是专业水平，绝不应该仅仅是金钱。以金钱而不是以水平为门槛，这恐怕也直接导致了美术馆、博物馆目前的“凉”性循环。难怪不少展览在表面热热闹闹的开幕式之后总是冷冷清清，默默无“民”。

书法的商业化也可能会直接导致书法家心态的变化。以前的书法家普遍视书法为“余事”，今天的书法家普遍视书法为“工作”；以前的书法家从事书法主要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精神生活，今天的书法家从事书法主要是为了改善别人的精神生活；以前的书法家自己喜欢谁就去学谁，现在的书法家是市场喜欢谁就去模仿谁；以前的书法家遍临百家，五体兼善后，还自谦是个小学生，现在的书法家自觉火候欠佳，却不得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失去了关心内心感受和精神追求的机会。书法成了养家糊口、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书法家的日常行为常被市场左右。马不停蹄的各种笔会，无休止的各种比赛和展览，类似广场舞的集体活动，让书法家心力交瘁。身体虽天天与书法为伴，心灵却与书法渐行渐远。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书法容易让书法家感到身心俱疲。

但值得指出的是，书法的商业化并非现代才有，而且书法的商业化对于商品乃至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并非一无是处。

王渊清、倪小舟、顾晓宇等专家的讲座告诉我们，书法用于商业古已有之，甚至可以说从商品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存续至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法家参与商品的制作，提高了商品的文化品位，继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位，同时也拓展了书法生存与发展的新空间。

王渊清《书法与紫砂壶》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得日常用具变成了艺术品？或者说，日常用具变成艺术品是受了什么的影响？”他的答案是“文人的参与”、“诗书画的结合”。书法作品的介入，赋予商品以极大的精神与想象空间，使得原本下里巴人的日用器皿一时成为文人士大夫竞相收藏和把玩的对象。宜兴紫砂壶的华丽转身，不仅让我们知道文人对茶具精致的要求，使得茶炉的造型也朝着文人的审美化发展，也让我们理解，是书法家的参与才促成宜兴紫砂壶最终“从器向道的升华”。

倪小舟在谈到书法与竹刻的关系也有类似的表述：“书法和竹刻看起来好像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被极富有智慧的先人们冠以了奇妙的联系。”“书法作品和竹刻产品的结合，赋予了竹子新的使命。同时也使得书法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和发展。不管书法以何种方式‘栖居’，竹子的形态如何变化，它们都将永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符号。”

因此，书法和商品也并非水火不容。相反，二者确实可以和谐共生。正如顾晓宇先生在总结书法与陶瓷关系时所说：“陶瓷商品与书法作品的结合，既是书法艺术市场的延伸，又是陶瓷工艺市场的开拓。”

面对商品上的实用书写，书法如何保持艺术本性？面对生活中的商业诱惑，书法家如何才能保持自我？笔者不禁联想到南开大学哲学院马草先生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书法领域的日常书写并非随意性书写，仍遵循书法基本书写规律与规则。日常书写虽以实用性为首要目的，但仍是艺术性书写。审美书写是由生活升华为艺术，或有艺术观照生活的行为。日常书写则是艺术服务于生活，或生活与艺术同一的行为。二者均可视为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但途径和性质相反。审美书写将审美置于生活之上，是对生活的艺术化。日常书写把生活置于审美之上，是对艺术的生活化。”（《中国书法·书学》2016年04总280期，第169页）。顺着马先生的思路，我想，书法家与商业、书法与商品的关系也应如此，一切都是为了给人类创造真、善、美的生活，或者说艺术、商业与生活三者最终在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目标上趋于同一。

四、书法与文人的关系

在不少专家的眼里，文人对于书法原有的真情实感不再，文人和书法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是书法不能全面回归生活的主要原因。

赵锟先生在《书法与情感表达》中注意到了书法与文人关系的古今变化：“中国历史上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在古代是离不开毛笔书写的，文人更惯于用书法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而由于时代的发展，现在的文人与书法之间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亲密了。”赵锟先生在仔细观察与反复对比了古今诸多书法作品的差异之后指出了情感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要性问题：“单单有高超的书写技艺，而无真情实感，就像一个艺术的空壳子，作品不会完美，更无法动人。”他把书法家和情感的关系比喻为恋爱的双方：“书法和情感的结合很美妙，就像热恋的情人，如胶似漆，相知相爱。离开了情感的书法则空洞苍白，离开了书法的情感则无处安放。”书法作品在创造过程中，情感的投入必须是真实感人的。同时，赵锟先生还提出书法家的情感提升问题：“情感的提升是艺术家真正的职责，没有情感的提升也就没有艺术创造。”

于明诠先生也发现了古人眼里的书法和今人眼里的书法的巨大差异。在讲座《书法与人的文化特质》中，于明诠先生指出：“在古人的眼里，书法是一件事。书法中的艺术品都是装满了书法家心事的作品。”“在现代人看来，书法就是一堆东西，一堆物件。人们学书法就是把这堆东西解剖，一一临摹，再重新组装，认为这就是书法。”同样，于明诠先生也把书法今昔的变化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情感的缺失：“我们只能看到作品里蕴含的技术，却看不到作品后的那个人，感受不到作者作为人的情感的跃动。他们的作品在形式上花样百出，在情感内容上却苍白无力。”

我也认为，笔墨形式和情感内容是书法艺术的一体两面，是书法艺术周身的皮和毛，须臾不可分开。没有笔墨，书法家的情感无以依附；没有情感，空洞无物，浮于表面，书法作品何以动人心魄？失去了情感内容的书法作品只能从文人的书斋中出走，留宿在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商场、专卖店等公共场所。为了博取公众的眼球与迎合市场，书法不得不继续弃本逐末，从遣兴抒情转化成为美化环境，从强调情感内容转而强调笔墨形式，从原创的情感艺术转化为高仿的制作技术、不带感情地批量生产、像工业产品一样设计制作、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叫卖……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众所周知，通过书法来表达思想和情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在古代中国，书法虽是文章之余事，是文人用来修身养性的工具，却始终高居中国传统艺术的云端，常人难以企及。书法家的这一称号，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染指的，似乎非文人莫属。因此，古人始终轻技而重道。正如于明诠先生所说，古人对于书法也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书法是雕虫小技，无足挂齿。它是读书人最最基本的技能，写字就像吃饭拿筷子一样。换句话说，他们在书法的技术方面都能过关；第二种观点认为书法虽是小事，但是此物通大道，书法家可以把人生的体验、坎坷等通过点画线条表现出来，借以驱遣内心的怀抱与胸境。在古人眼里，书法的技法学习并不难，那是匠人做的活，文人不屑为之，甚至认为学多了反而会被人役使，“被人拉去做一些写字之类的琐碎活儿”（于明诠）。因此，古代的文人并不纠缠于字的好坏。

的确，当今的书法家综合文化修养普遍不高，多数人所谓的“书法创作”只是用毛笔抄写古诗文，所谓的“书法家”根本配不上“文人”这一称号，只能片面追求展厅视觉效果、追求商品价值回报的单一趣味。因此，针对当代书法作品形式普遍大于内容的问题，不少专家提出，书法家要多读书，特别是要加强国学修养，要学会吟诗作对，要先成为一个文人，再成为一名书法家，并希望有更多的文人抄起毛笔占领书坛，掌握书法艺术的话语权。

但长期以来，由于不需要用毛笔写字，加上民众对“书以修身”的思想认识并不到位，今天大多数文人对毛笔书写并不看重，结果导致文人在抛弃了书法这一传统的修身养性工具的同时也疏于对技法学习，文人写出来的书法作品似乎给人以粗鄙的群体印象。明人李日华说过“学书不可漫为散笔”。书法有技巧，就像兵有兵法、诗有格律一样。文人光说不练，不学基本技法，不学古人，不以碑帖为师，势必动笔失范。笔墨技巧的普遍匮乏，不少文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挡在书法艺术的门外了，也是当前书法圈外的文人超越不了职业书匠的主要原因。文人书法，不能光用名气代替文气，没有笔墨技巧的严格训练，文人的书法也可能很野很出格。如果说，思想情感是古代横亘在书家和书匠面前的一条深水沟的话，那么在今天，笔墨技巧就是把文人挡在书法圈之外的一堵隔离墙。俗话说，用时间赢得空间，缺少一定的练笔时间，久而久之，文人群体拱手退出了书法领域，只能眼睁睁地把书法艺术的空间留给别人。

笔者认为，破坏书法和文人美好关系的元凶不是别人，正是文人自己。文人在心理上如果不重视“言为心声”，就不可能重视“书为心画”；文人如果不认可“文以载道”，就不可能认可“书以载道”；文人如果不以文修身，就不可能以书修身；文人如果认为“书为君子之艺”是一句空话，那么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样的观念就可能遭到文人的整体漠视；文人如果不关心自己的内心生活，劝说他为人民而不为人民币，为客厅而不为展厅创作，只能是强人所难；即使他放弃抄写而套用格律自作诗文，也只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并不能改变书法艺术“始乱终弃”的命运；文人如果不从心底燃起对生活的热爱之情，用毛笔书写当下的事件，所谓的“关注民生，为时代书写，为人民放歌”，只能是一种口号；没有本人的思想情感，仅仅抄写新闻事件和热点问题的“阅读书法”，同样“见物不见人”；文人就算是用毛笔书写菜单或请帖，用毛笔做原本键盘更为擅长的实用书写，只能是一种作秀式的表演行为，要么“曲高和寡”，要么“文过饰非”，不能改变书法作品躯壳化的本质……

文人自残武功，导致书法技道并废。因此，中国当代书法形式单调与内容空洞的生态危机还必须依靠文人自己站出来拯救。书法艺术只有真正回到文人的书斋，回到文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文人一门生活的艺术，才能走出平面构成和精心制作所造成的单调、狭窄、趋同、僵化、重复、套路的形式主义泥潭，再现笔墨的生机和活力。

结语：书法生活化与生活书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