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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中国民俗的又一个客观基础，是人自身的生产。我们的先祖在为发展自己、繁衍后代的两性生活中，逐步构建并遵奉一定的言行规矩，一批最早的人生礼俗便应运而生。
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生礼俗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人生礼俗，是由兽向人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与其他兄弟种族人民一样，最初是从高等动物类人猿发展过来的。从猿到人，还有一个半人半兽的阶段，即使成了人，原始的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著名的作家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什么是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理想的人性境界远未实现。人在摆脱兽性的漫长历程中，在两性社会的共同生活中必然要迫使大家共同遵守一些约束——人性升华，最初的人生礼俗由此而始。
人类最早的两性关系，相当时间内仍是沿用动物界里没有任何规范约束的杂乱群居婚。此时的两性关系，纯是一种兽性的表现。为争夺异性，常常发生大规模的拼死搏斗。为性而无休止的争斗，瓦解了群体的团结和生存力，严重的甚至会毁灭整个群体的生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人类史上曾有这样的记录。考古学家发现，十万年前，欧洲有一个种族，学界称其为尼德特人，遗留的骨髓化石表明，该人种身材高大，体魄强健，在原始人群中颇有先天的优势，可是，后来他们神秘地消失了。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后裔是现在欧洲民族中的哪部分？可就是找不到，他们消失了。现代欧洲民族哪一个似乎都与他们没关系。经过考古和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的共同努力，谜终于逐步解开，他们消失的原因之一，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病魔，而是两性生活无规则的恶果。无约束的杂婚，为争夺异性，相互拼斗残杀。成批年轻力壮的男女惨死在性的争斗中。最后，终于一蹶不振，日趋衰落，直至消亡。人类不摆脱这种兽性的杂乱群婚，是无法再发展的。中国大地上的先民较早意识到两性生活无约束的危害，同样也逐步觉察直系血亲联姻带来的人种退化。因此，不得不对兽性式的两性关系实行一定的禁忌、限制。这些禁忌、限制，获得了公认，遂成了种种的婚姻习俗。
首先推出的是对群婚本身的一定约束，禁止同支男女性生活，并由惟近支兄弟姐妹共营性生活的血族群婚，进一步限于远系之群姐妹与另一远系之一群兄弟共婚的亚血族群婚。是时，蘧氏之民，虽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从血缘上，把父母隔得远了，有利于子女种族的健康发展和人性对兽性的挣脱。我们在远古的一些文献里及民间口传的文学中，发现了这一踪迹。郭沫若先生认为，舜娶尧二女为妻，其弟图谋置他于死地，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二嫂使治朕栖”，瓜分他的财物家眷，依其文字似为未遂犯，且此文字早已经被后人雅训，然究其实则兄弟共妻尧之女娥皇和女英也。楚辞《天问篇》：“眩弟并谣，危害厥兄”云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舜、象近支或远支兄弟姐妹群婚习俗的生活相。随着时代的发展，禁忌规矩更深化，至黄帝时代普遍实行族外婚姻，这从远古传说的帝王的姓氏中可见一斑。远古帝王，大抵从母得姓。如神农、黄帝，皆为少典之后裔。而神农姓姜，黄帝姓姬，都因母姓不同之故，为了得到外族女子为妻，光靠和平的交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祖先，也不得不以武力的强暴，到他族掠取足够的女子为妻，抢婚习俗出现了。古文献《易经》中有三首爻辞，大约是上古的民歌，对此作了真实的描绘：“贲如，蟠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汉字“婚”，原字为“昏”。抢婚之俗，乘人休憩不备，偷袭虏掠女子。完毕，则又借昏暗作掩护逃遁。所以，现汉字之“婚”，本身凝聚了远古先祖两性生活的一种遗俗。
婚俗的形成与演变，这是人类实现人性升华而对自己性自由的不同程度的制约。我们先祖在实现这一历程中形成诸多习俗。婚俗的起因关键是人自身生产的需要，但它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又是与物的生产的需要交织在一起的。从抢掠婚起，服务婚、买卖婚、招婿、童养媳等，物质生产的需要和利益被渗透其间，这种婚俗实际上变成了人的两大基本生产：物的生产和种的繁衍相结合基础上的产物。人为生存、生产物质资料，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挣脱兽性，改造人类自己。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从另一方面看，它本身也在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立。由物质生产和生殖而产生的最初的社会关系，是在家庭中建立的夫和妻的关系。婚俗则是夫和妻关系的前提和纽带。家庭、家族、宗族等社会组织习俗的出现，也是人类为发展自己，由兽向人进化的重要标记。中国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族习俗机制，最早的源头也要追溯到先民的最初阶段。至于封建化，那是另一回事，理当别论。
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自身生产中酿就了很多民俗，凡与人生存、温饱、发展、有关的活动都有它出现。可以这样说，人生古民俗的源起，都与先民努力保护自己，积极开拓自己，发展自己有关。如中国古俗中的生殖崇拜，是与婚俗相连的关于人自身生产的重要习俗。辽西远古红山文化期的女神庙及裸体孕妇神像的发现，表明当时中国先民求子的强烈愿望。人需要延续种族的生命，就要性爱。女性及其生殖能力被人们顶礼膜拜。民间传说孟姜女生于葫芦或南瓜，就是远古女性生殖崇拜之变形，子宫崇拜习俗作为集体无意识形态在传说中的积淀。中国母系民族时代，人们崇拜女性生殖能力，崇拜女性性器，到父系社会又崇拜男祖和男根。这在中国社会里曾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到今天尚有遗风在民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郭沫若《释祖妣》、闻一多《说鱼》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求子习俗中，中国人民又有众多形象生动、逼真贴切的比喻。流传十分古老而普遍的形式之一，是“鱼戏莲”一类的歌谣和美术图案。《诗经》、《汉乐府》均有这类民间歌谣记录。现代陕北农村生活中常见的《鱼钻莲》，则是在当代的艺术化表现。陕北少鱼，但鱼却是民间艺人及一般民众喜爱的题材。如枕头、鞋垫上绣着鱼，裹兜口、围裙带、香包、挂饰、玩具制成鱼形的，剪纸、绣品中独多的《鱼钻莲》，图案是一条小鱼，摇头摆尾钻进莲花瓣中，花蕊部分托出一个婴儿。据剪纸能手王兰畔老太太解释：“这好比鱼是男的，莲是女的，先是逗哩，逗哩，后来就钻到一搭哩了。”可见它是性行为、性爱的形象比喻。遥想六千年前陕西西安半坡村原始人生活遗址，遗存在器皿上的古拙、雄健的鱼形图案，怎能不使人感悟到这种习俗的久远、绵绵流长！故“鱼钻莲”是远古初民讴歌男女交欢、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多种习俗行为和观念的形象综合表现，是远古生殖崇拜习俗在后世的重新组合。这也是后世人们为子孙兴旺发达的习俗化的美好愿望。
我们的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类存在的必然现象，只要人类存在，就无法改变。生殖崇拜习俗是这样，用牲畜禽兽祭祀的习俗行为，也是这样。这是人类自身内在的欲望要求转化而成的。
人类的发展，一要生存，即种族的延续；二要温饱，即饮食。用美味饮食作为祭典的诱饵，是我们自古至今的祭祀习惯。其根源，是人自己对嗜食的期望。把丰盛的祭品奉献给威力巨大的怪物或神灵，其企图也是相同的，正是要利用它们嗜食的本性。中国传统民俗祭祀用的三牲，也是人自己嗜食的对象。这种由嗜食发展起来的习俗观念，甚至扩展到人生活的其他领域。在维系中国初民人间正常关系的道德行为观念中，也留下了它的印记。中国伦理道德善与不善的行为标准的形成，就是如此。善的习俗概念，最初是从饮食习俗中对美味食品的嗜好中引申出来的。古时的先民，视羊为嗜食上品，膳夫善为美味，大概从食羊开始。“善”字，象形表意，从羊，从口，羊肉入口为佳肴，化为思维意识即为“善”。因此，在我国，“牵羊载酒”长期以来成为后世人间社会流行的喜庆俗礼。
中国古俗的形成，正是我们先民对自己生成和发展的一种自我约束、自我保护。我们中华民族先民从兽——半人半兽——人的进化过程，是在以民俗为基础的俗——礼——法的进化程式伴随下实现的。人的发展处在双重的进化中，即生物的进化和文化的进化。而物质生产和种族繁衍基础上滋生的民俗，则是文化习俗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形态。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人性的自我意识在既定客观物质条件下，双向同构交流的结果。离开了客观的现实基础，民俗的形成只能是一句空话。纵观中国的民俗，都是与一些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相一致。上面所举的一些中国民俗事象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对民俗有另一种表达形式，叫“风土人情”，其所述的正是习俗与现实客观的物及人互动的关联性。我们的古人早已明白了这些道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民俗的发生有赖于坚实的客观基础，这对中国后世，以至当代民俗的形成，也是适用的。如黄土高原民居形态之一的窑洞，北方的火炕，西南傣族的竹楼，崇明岛传统民房的独家独势，上海市民中的“洋泾浜”英语，江南水乡传统饮食中的饭稻羹鱼，古吴地中心苏州乡间农妇别致的嵌拼花衣裤，无一不与一地居民的生态环境、民众秉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华大地现实的客观基础，是我们中国民俗产生的首要条件。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如此，将来也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