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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种族繁衍及发展自身的要求

滋生中国民俗的又一个客观基础,是人自身的生产。我们的先祖在为发展自己、繁衍后代的两性生活中,逐步构建并遵奉一定的言行规矩,一批最早的人生礼俗便应运而生。

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生礼俗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人生礼俗,是由兽向人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与其他兄弟种族人民一样,最初是从高等动物类人猿发展过来的。从猿到人,还有一个半人半兽的阶段,即使成了人,原始的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著名的作家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什么是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理想的人性境界远未实现。人在摆脱兽性的漫长历程中,在两性社会的共同生活中必然要迫使大家共同遵守一些约束——人性升华,最初的人生礼俗由此而始。

人类最早的两性关系,相当时间内仍是沿用动物界里没有任何规范约束的杂乱群居婚。此时的两性关系,纯是一种兽性的表现。为争夺异性,常常发生大规模的拼死搏斗。为性而无休止的争斗,瓦解了群体的团结和生存力,严重的甚至会毁灭整个群体的生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人类史上曾有这样的记录。考古学家发现,十万年前,欧洲有一个种族,学界称其为尼德特人,遗留的骨髓化石表明,该人种身材高大,体魄强健,在原始人群中颇有先天的优势,可是,后来他们神秘地消失了。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后裔是现在欧洲民族中的哪部分?可就是找不到,他们消失了。现代欧洲民族哪一个似乎都与他们没关系。经过考古和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的共同努力,谜终于逐步解开,他们消失的原因之一,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病魔,而是两性生活无规则的恶果。无约束的杂婚,为争夺异性,相互拼斗残杀。成批年轻力壮的男女惨死在性的争斗中。最后,终于一蹶不振,日趋衰落,直至消亡。人类不摆脱这种兽性的杂乱群婚,是无法再发展的。中国大地上的先民较早意识到两性生活无约束的危害,同样也逐步觉察直系血亲联姻带来的人种退化。因此,不得不对兽性式的两性关系实行一定的禁忌、限制。这些禁忌、限制,获得了公认,遂成了种种的婚姻习俗。

首先推出的是对群婚本身的一定约束,禁止同支男女性生活,并由惟近支兄弟姐妹共营性生活的血族群婚,进一步限于远系之群姐妹与另一远系之一群兄弟共婚的亚血族群婚。是时,蘧氏之民,虽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但从血缘上,把父母隔得远了,有利于子女种族的健康发展和人性对兽性的挣脱。我们在远古的一些文献里及民间口传的文学中,发现了这一踪迹。郭沫若先生认为,舜娶尧二女为妻,其弟图谋置他于死地,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二嫂使治朕栖”,瓜分他的财物家眷,依其文字似为未遂犯,且此文字早已经被后人雅训,然究其实则兄弟共妻尧之女娥皇和女英也。楚辞《天问篇》:“眩弟并谣,危害厥兄”云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舜、象近支或远支兄弟姐妹群婚习俗的生活相。随着时代的发展,禁忌规矩更深化,至黄帝时代普遍实行族外婚姻,这从远古传说的帝王的姓氏中可见一斑。远古帝王,大抵从母得姓。如神农、黄帝,皆为少典之后裔。而神农姓姜,黄帝姓姬,都因母姓不同之故,为了得到外族女子为妻,光靠和平的交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祖先,也不得不以武力的强暴,到他族掠取足够的女子为妻,抢婚习俗出现了。古文献《易经》中有三首爻辞,大约是上古的民歌,对此作了真实的描绘:“贲如,蟠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汉字“婚”,原字为“昏”。抢婚之俗,乘人休憩不备,偷袭虏掠女子。完毕,则又借昏暗作掩护逃遁。所以,现汉字之“婚”,本身凝聚了远古先祖两性生活的一种遗俗。

婚俗的形成与演变,这是人类实现人性升华而对自己性自由的不同程度的制约。我们先祖在实现这一历程中形成诸多习俗。婚俗的起因关键是人自身生产的需要,但它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又是与物的生产的需要交织在一起的。从抢掠婚起,服务婚、买卖婚、招婿、童养媳等,物质生产的需要和利益被渗透其间,这种婚俗实际上变成了人的两大基本生产:物的生产和种的繁衍相结合基础上的产物。人为生存、生产物质资料,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挣脱兽性,改造人类自己。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从另一方面看,它本身也在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建立。由物质生产和生殖而产生的最初的社会关系,是在家庭中建立的夫和妻的关系。婚俗则是夫和妻关系的前提和纽带。家庭、家族、宗族等社会组织习俗的出现,也是人类为发展自己,由兽向人进化的重要标记。中国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家族、宗族习俗机制,最早的源头也要追溯到先民的最初阶段。至于封建化,那是另一回事,理当别论。

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自身生产中酿就了很多民俗,凡与人生存、温饱、发展、有关的活动都有它出现。可以这样说,人生古民俗的源起,都与先民努力保护自己,积极开拓自己,发展自己有关。如中国古俗中的生殖崇拜,是与婚俗相连的关于人自身生产的重要习俗。辽西远古红山文化期的女神庙及裸体孕妇神像的发现,表明当时中国先民求子的强烈愿望。人需要延续种族的生命,就要性爱。女性及其生殖能力被人们顶礼膜拜。民间传说孟姜女生于葫芦或南瓜,就是远古女性生殖崇拜之变形,子宫崇拜习俗作为集体无意识形态在传说中的积淀。中国母系民族时代,人们崇拜女性生殖能力,崇拜女性性器,到父系社会又崇拜男祖和男根。这在中国社会里曾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到今天尚有遗风在民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郭沫若《释祖妣》、闻一多《说鱼》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求子习俗中,中国人民又有众多形象生动、逼真贴切的比喻。流传十分古老而普遍的形式之一,是“鱼戏莲”一类的歌谣和美术图案。《诗经》、《汉乐府》均有这类民间歌谣记录。现代陕北农村生活中常见的《鱼钻莲》,则是在当代的艺术化表现。陕北少鱼,但鱼却是民间艺人及一般民众喜爱的题材。如枕头、鞋垫上绣着鱼,裹兜口、围裙带、香包、挂饰、玩具制成鱼形的,剪纸、绣品中独多的《鱼钻莲》,图案是一条小鱼,摇头摆尾钻进莲花瓣中,花蕊部分托出一个婴儿。据剪纸能手王兰畔老太太解释:“这好比鱼是男的,莲是女的,先是逗哩,逗哩,后来就钻到一搭哩了。”可见它是性行为、性爱的形象比喻。遥想六千年前陕西西安半坡村原始人生活遗址,遗存在器皿上的古拙、雄健的鱼形图案,怎能不使人感悟到这种习俗的久远、绵绵流长!故“鱼钻莲”是远古初民讴歌男女交欢、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多种习俗行为和观念的形象综合表现,是远古生殖崇拜习俗在后世的重新组合。这也是后世人们为子孙兴旺发达的习俗化的美好愿望。

我们的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人类存在的必然现象,只要人类存在,就无法改变。生殖崇拜习俗是这样,用牲畜禽兽祭祀的习俗行为,也是这样。这是人类自身内在的欲望要求转化而成的。

人类的发展,一要生存,即种族的延续;二要温饱,即饮食。用美味饮食作为祭典的诱饵,是我们自古至今的祭祀习惯。其根源,是人自己对嗜食的期望。把丰盛的祭品奉献给威力巨大的怪物或神灵,其企图也是相同的,正是要利用它们嗜食的本性。中国传统民俗祭祀用的三牲,也是人自己嗜食的对象。这种由嗜食发展起来的习俗观念,甚至扩展到人生活的其他领域。在维系中国初民人间正常关系的道德行为观念中,也留下了它的印记。中国伦理道德善与不善的行为标准的形成,就是如此。善的习俗概念,最初是从饮食习俗中对美味食品的嗜好中引申出来的。古时的先民,视羊为嗜食上品,膳夫善为美味,大概从食羊开始。“善”字,象形表意,从羊,从口,羊肉入口为佳肴,化为思维意识即为“善”。因此,在我国,“牵羊载酒”长期以来成为后世人间社会流行的喜庆俗礼。

中国古俗的形成,正是我们先民对自己生成和发展的一种自我约束、自我保护。我们中华民族先民从兽——半人半兽——人的进化过程,是在以民俗为基础的俗——礼——法的进化程式伴随下实现的。人的发展处在双重的进化中,即生物的进化和文化的进化。而物质生产和种族繁衍基础上滋生的民俗,则是文化习俗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形态。它的产生本身就是人性的自我意识在既定客观物质条件下,双向同构交流的结果。离开了客观的现实基础,民俗的形成只能是一句空话。纵观中国的民俗,都是与一些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与一定的自然环境相一致。上面所举的一些中国民俗事象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国,对民俗有另一种表达形式,叫“风土人情”,其所述的正是习俗与现实客观的物及人互动的关联性。我们的古人早已明白了这些道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民俗的发生有赖于坚实的客观基础,这对中国后世,以至当代民俗的形成,也是适用的。如黄土高原民居形态之一的窑洞,北方的火炕,西南傣族的竹楼,崇明岛传统民房的独家独势,上海市民中的“洋泾浜”英语,江南水乡传统饮食中的饭稻羹鱼,古吴地中心苏州乡间农妇别致的嵌拼花衣裤,无一不与一地居民的生态环境、民众秉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华大地现实的客观基础,是我们中国民俗产生的首要条件。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如此,将来也永远不会改变。 M05GqjRJiYiHrHx/UsORzlndZpfM2I/ek0cRx87+nNf9iwtwHkOYQyHZDsunP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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