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俗是一种文化模式

从文化层面看，民俗是一种文化模式。所谓模式，即样式，它概括了某种日常生活的规范或范式。

例如，打电话是我们现代常见的生活行为。平时也常有学生打电话至我家，若是我夫人接的电话，对方就会问：“请问陈老师住在这里吗？”如我不在，那么我妻子会回答：“是住在这里，但他现在不在……”，这在中国很正常。但假如换在另一个国家，这句话恐怕就要惹出大麻烦了。在日本，我就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中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我受邀访问日本。临走前，我的老师教导我，看看发达国家，不要太惊讶，以后我们国内也会发展。我说这个能接受。然后他话题一转，说：“你可要当心哦！”我问当心什么，老先生笑了，说：“当初我们在日本时，留学生中流行一句话，人生追求目标：日本老婆，中国菜，花园洋房。”他不提倒也罢，这一提我倒是很想看看“日本老婆”到底如何，一下飞机就开始仔细观察，却并没发现什么特别之处。后来，我们团长拜托在东京读博士的一位北师大女生，打电话通知他过去的一名属下自己已到达的消息。这位女学生就在我的房间里打电话，先用日语问了句：“张先生住在这里吗？”对方是一位女性，马上问：“你是谁？”女孩马上解释说自己是某某的翻译。对方继续追问：“你究竟是谁？”女孩表示自己就是翻译，对方却说：“那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要告诉你，我是他妻子，我是他正式的妻子。我还告诉你，我们两个什么时候相识，什么时候相爱，什么时候结婚，在哪个教堂结婚，证婚人是谁，我都要一一告诉你，让你听明白了。”啰啰嗦嗦半小时，女孩就跪在地毯上应了半小时。我实在无法理解，打个电话怎么如此麻烦。女孩却说：“出大事了。”五分钟后，团长房间电话响了，打电话的正是这位太太，她要查询是否有这个中国代表团，是否有这个女孩；又过了五分钟，总台电话响了，还是这位太太，查询有没有这个女孩做翻译。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小时，当时我心里就想，这个日本老婆真厉害！难怪老师要跟我说当心。到了晚上，张先生来了，我就说：“你怎么搞的，把上海的‘妻管严’带到日本来啦，你太太怎么那么厉害？”他说：“误会了，误会了，我太太不是这样的。”并解释说，在日本，“张先生住在这里吗？”意指他是“寄居”在此，或是借房子住在这里。人家太太能不动气吗？若是问：“张先生在家吗？”便明确了他主人的地位。一字之差，引起了那么大的误会。这其中所折射的就是文化模式，生活的方式。

后来，我既好奇又随意地问这位张先生，日本太太究竟怎么样？按中国人的惯性思维，认为听到的回答不外乎“还好”一类的谦辞，顶多是“不错”之类的赞誉。不料他却说：“好得受不了！”我颇感意外，于是问他此话怎讲。原来张先生从上海社科院到日本，没有学历；这个女孩却是法国巴黎艺术高专的硕士研究生，二人地位悬殊。第二，女孩在日本是开画廊的。要知道，家中若非千万富翁，根本开不了画廊，在日本尤其如是。如此看来张先生似乎高攀了。没想到的是，张先生每天早上起来，他夫人都已备好饭菜，并伺候他穿衣、吃饭，西装革履地出门。张先生没有工作，但在日本，男人，特别是成了家的男人，是不可以整天待在家中的。所以他每天照样出门，去图书馆。到了晚上还不能马上回家。因为好男人是不能准时回家的，只有在公司里没有出息的男人才准时回家。因此他还得找几个小酒馆喝两杯，直到微醉才回家。妻子不但照顾他吃饭、洗澡、睡觉，晚上睡觉时还为他按摩，直到入睡。这位日本女孩从小就学习按摩，之前给父亲按摩，结婚后顺理成章就给丈夫按摩。晚上如果张先生睡不着，妻子马上会醒，紧接着又给他按摩。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好得受不了”。日本传统大家族的女孩就是这样，即使丈夫没有工作，没有钱，还是丈夫，要维持丈夫的尊严。当然，现在日本社会也有变化。并且这样的文化模式自然也有它的平衡点。在日本，丈夫的工资基本上是原封不动交给妻子的，零花钱都由妻子给。这就是日本的现实生活场景。所以我一直开玩笑似的告诫去日本留学的女生，不要跟日本男人搞婚外恋，很少有成功的。因为日本男人通常经不起离婚的冲击。

类似的将民俗视为一种文化模式，并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管理手段的例子，历史上很多，中国也有。当下清宫戏数不胜数，每每涉及清代前期历史，总让人觉得隐隐讳讳，顺治帝寡母的婚姻尤其如此。其实历史根本不会如文人所写的那样曲折缠绵。历史上，顺治帝的母亲在丈夫过世后，按习俗应该是嫁给了他的小叔子。因为满族入关前，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来讲，提倡的是“壮者社会”，而非孝道和伦理。哥哥过世后，弟弟就自然地把嫂子接为自己的妻子。满汉两族不仅婚姻观念有着较多不同，其他文化习俗方面还有更大的差别。我们的历史教材关注了“扬州十屠”“嘉定三屠”，却没有关注另一个问题——清政权是如何稳定下来的？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当时的满族贵族政权，正是利用汉族的文化模式来对待汉人的。例如，当时为乱世，不可提倡“忠”，只能提倡“孝”。清前期的皇帝便无一例外地提倡“孝”。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读者应该知道李密的《陈情表》，就是拿着“孝”作挡箭牌，实则是不愿为官。所以，“孝”文化模式，在中国乱世时期，常常成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策略。再如，在婚姻问题上，清统治者采用了汉族的婚姻文化模式——明媒正娶，不可抢婚。此外，还要向上级报告。相反，汉人娶满族女孩则不用打报告，只要按照汉人的“六礼”自行迎娶便可。当时的中国，满族人口仅为三十余万，汉族人口则有近一亿，而满族却统一了整个中国，这就是历史事实，不言而喻。当然，清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坚持了本民族的文化模式，使两种文化模式交融。比如发式方面。因为满族人认为头发是天和人相互沟通的载体，所以坚持让所有人沿袭满族人的习惯，以至于出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惨烈文化整合。由此，这种综合了满汉两族文化模式的统治，在中国持续了至少三百年。

民俗的样式，通常没有文字规定，往往像风一样流动，我们的许多民俗在文化层面都体现着文化模式，这是第二个层面。 mABCZ0whxEamiq+jcpMptAdYV/yc7J1y43TmAi6Hjwf64jy7NnEPM4Ao5gvmhP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