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说民俗是不成文（法）的规矩，并不是说它形态的杂乱无章、毫无秩序。相反，它作为一种规矩，自身的展现总是程式化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形态动作的行为模式化。民俗规矩在实施过程中，是以一种固有的行为模式出现的。所谓行为模式，即是行为方式的模式化。如果某些行为方式具有重复性、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我们可以说这种行为方式是模式化的。像前面所讲的作为理发店招牌的幌子，这种招牌民俗，不是“塞到篮子就是菜”，胡乱用什么充充数就可以的。幌子虽因行业不一而呈千姿百态，不可胜数，但它还是有“律”可循的。幌子作为招徕顾客的独特规矩，自有自己的模式。幌子一般分为“常年型”与“季节型”两大类。常年型又可分为三种：形象式、象征式、实物式。所谓形象式，就是以商品的形象化形式来表意。如在我国北方，饮食店铺一般都挂“罗圈幌”——上面有三根绳，糊白纸毛，上下均有白纸或粉纸剪成的纸花，这是“烧卖”与“花卷”的形象。中间有一道罗圈则代表筛面的竹箩与蒸馒头的笼屉，下面是难以计数的纸条（目前，多改用塑料），表示下锅煮沸的面条。这种幌子还分“红”“蓝”两种，红色表示“太教（汉族）的饭铺”，蓝色则表示专供回族群众用餐的。此外，铺前的幌子多寡还提示店铺供应的品种和规格。挂一个“幌”那是饺子馆、包子铺。挂两个“幌”那是卖家常便饭、中型和菜的一般酒家。如果门前有四个幌，那是专营名菜酒席的大店、名店了。
形象式幌子，过去各类商店用得最多。专营绸缎布匹的铺子，常挂的是宽一尺、长五尺的绸缎幌子，俗称“大布幌”，现在几近销声匿迹。专售药品的铺子，挂的是一对“膏药幌”——每个幌子是四块画有膏药的方形木板（或铺板），下有双鱼标记。“膏药”代表“名贵药材”，“双鱼”醒目，表示“老少无欺”。
象征式幌子，就不是以商品的具象出现了，而是以它物来暗示。如浴室、澡堂无法将赤身裸体男女沐浴图挂上，一般挂红灯以示“日夜营业”。干果食品店，南北货物众多，很难用某一样来代替。民间就采用了“八仙幌”——四块木牌双面彩绘的吕洞宾、何仙姑、铁拐李等“八仙”人物形象，象征本店经营“四时贡品、八味糕饼”。
实物式幌子，即是卖啥，挂啥，做什么，挂什么。修理自行车的小作坊，门口常挂旧的自行车轮胎，以示经营的行当。所谓季节性幌子，那是应时应景的，如时逢中秋，店门口挂起特大月饼图案、月饼盒子等。重阳节挂起各式糕团干点幌子。上述幌子的样式，都是民众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长年累月，逐步积淀，得到行业和顾客共识的行为模式。每一行当的幌子，不是随意的，均有固定的程式化规矩。
二、具有相对稳定的套路招式。民俗作为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展现中，都有一定的程序和套式。像“幌子”民俗，因行业、品种、季节等的不同，而有相异的动作、样式。即使是同一行当，同为饮食店，供应面食的小吃店与供应酒席的大店，决不会相混淆。不少民俗事象的套路招式，起、承、转、合，还相当繁琐。如传统的男女结亲，婚俗的步骤按部就班就有一大套。以上海浦东为例，一门亲事，大的环节有拿八字、调帖、话过门、话好日、填箱、拿嫁妆、娶亲、洞房花烛。每个大环节中尚有众多小环扣，女家允亲调帖后，男方需择日话过门。所谓话过门，即是由媒人出面说道，约已允亲的姑娘上男家认亲。那天，男家要办几桌酒席，把长一辈的亲戚都请来。定亲的姑娘在媒人陪同下到男家，由媒人介绍一一见过男家长辈。而姑娘本人并不开口，一切由媒人代言应酬。男家长辈届时还得给“叫钿”（即见面礼）。吃过饭，姑娘由媒人陪送回家。未婚姑娘见过男家长辈后的第二天，即要“还望”，由她出面置礼品再到男家，对付出过叫钿的长辈都要回赠一两样礼品，以表孝敬。“还望”后两三天要“邀还”，由未来的婆婆或姑姑出面到女家邀请，领未婚姑娘到男家，当夜住在男家（不与未婚夫同居，一般与未来的婆婆或姑姑住），这样，未婚姑娘在形式上成了“过门媳妇”，俗称“通脚媳妇”或“毛脚媳妇”。至此，“话过门”俗规才算完成。在旧社会，孩子十来岁，有的甚至五六岁，就有人开始为他（她）们提亲说媒了，在浦东农村，女孩子出八字并非郑重其事的事情。一个女孩家出十张八张不足为怪的，有的多至上百张，犹如现代印相片，请人留意找对象一样，从这种目标甚不集中的拿八字、排八字到洞房花烛、秦晋之好，少则几年，多则十余年，只要婚礼还没举行，一些婚俗环扣就得一点一画进行下去，不能有一点折扣。若少了，小则众人非议；大则婚姻受挫。直到今天，当地俗规，没请酒发糖，即使早已法律登记好婚姻手续，也不算结婚。在一些老眼光中，这种结合，如同“私合”，不屑一顾。以至当今一些男女，自由恋爱，定下终身后，再按传统婚俗程序补办各种仪式。
在生活实际中，这些具有一定程序和套式的行为模式，往往通过仪式化而固定下来，成为一定的俗礼。如传统婚俗中的六礼：纳采、纳吉、问名、纳征、请期、亲迎，探根溯源，就是这种仪式化的产物。其他传统的丧俗、节俗、食俗、交际习俗等的礼仪特征，也是如此，都有自己固定的套路招式作基础的。
三、具有一定质的规范性。民俗行为模式程式化的另一特点，即是它的程式中包含着特定的内涵意蕴。也就是说，一招一式代表着某种意味，这都是众人约定俗成，共同认可的。例如西南一些苗族妇女在春季传统歌会上，跟未婚的少女一样，可以与青年男子唱酬情歌，以歌“谈情说爱”。但是，这是“逗乐”、“闹玩”的。那么，谁是情窦初开、等待情郎追逐的姑娘？谁是与情意急切的小伙子开玩笑的青年妇女，光凭歌声是难以鉴别的，可当地的小伙子们还是很容易区分。说穿了，也很简单，凡是青年妇女在此场景中，腰际佩有一串钥匙，暗示求爱者不能当真的，她已经“有主”了。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自控系统，也是按一定顺序进行的，某种程度上，也是程式化行为模式的一种形态。譬如火箭发射的指令程序、空间飞行的姿控编码等等。民俗的程式化行为模式与自控系统的程式化行为模式的差别，前者是意蕴，后者是指令，前者靠人行为的仿效传承，后者靠电路的预制启动。前者行为的外表与内涵只有在俗成共识中一致，后者的一致完全靠预定程序的设置。如前面所述，苗族青年妇女腰际的一串钥匙，它在生活中本是一种开锁的专用工具，在歌会特定场景中，则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这是多少年来，这些地区苗族青年男女在对歌谈情中，共同认识沉积下来的，并在歌会实践中，以共同行为传递传承的。挂串钥匙外表是生活实用的需要，在歌会场景中，却有了新的质的规范性。它是借“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喻指女子已有“开锁”人的意蕴。这种行为模式程序质的规范性，是一定文化背景中共同生活的人的共识，这对缺乏文化背景制约的电脑来说，是难以胜任的。
不仅如此，这种规范性还表现在只有当民俗作为程式正式展开时，才真实显示出来。平时把酒洒在地上，不算什么，可当在祭地时，主祭人把酒洒在地上，那是向大地神灵奉献，祀求福佑。现代生活水平提高了，食品工业也发达，月饼随时可做、可售、可吃。但是，不到农历八月市场上很难见到有月饼，即使有，也鲜有人问津。时临八月中秋，人们便蜂拥至商店，争购月饼，中秋一过，月饼柜台又冷冷清清，大批月饼不得不以“过时商品”降价处理。这种情况在上海，近几年，年年如此。
总之，民俗在另一个角度，则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规范的程式化行为模式。